人民币的蝴蝶效应之三: 资本和战略
在我看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杯弓蛇影的美国人就没有一天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谁又会成为美国新的竞争对手呢？是90年代以来虽一直处于经济衰滞却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债权国的日本？还是最近被法荷公民说“不”而使得统一前景黯淡的欧盟？或者是拥有13亿人口，1893年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GDP其实只与意大利相当的中国？亦或是一个拥有社保、财政和贸易赤字，虚拟经济看涨而实物经济看跌的美国呢？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No”的话，那么是什么在真正驱动这场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攻防大战呢？
资本的脚步
别忘了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而“资本”正是这场中美新世纪之争的源头之一。当美国的纺织业资本家和工会领导向国会抱怨说人民币固定汇率不仅给中国出口商带来了非正常的成本优势，而且还造成了上百万美国工人的失业，这人民币对美国国内产业所能造成的 “杀伤力”就被资本和政治的共同乘数效应放大了。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经济的战略转型，目前无论是就业人口、技术优势还是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纺织业对于美国经济来讲都是一个较小的行业部门。
对于这所谓的“人民币制造业威胁论”，格林斯潘在5月24日讲话中是这么讲的：“人民币的重估并不会解决（美国）贸易总体不平衡的问题。因为美国进口商将会转向泰国或者马来西亚等其他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而不是回头把订单交给美国制造商。最后的结果只是美国从亚洲的其他地区而不是中国进口同样商品罢了。”
政客的春药
如果经验丰富的Ｆed主席和认真严谨的美林首席经济师都认为，即使从美国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是不值得与中国大动干戈的话，那又能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政治和政客才是这场大戏的幕后总导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讨论过这样的命题：“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政治的铁三角包括了民选的政客、行政官僚以及各经济利益集团，而联结这三者的正是权力和资本。政客之间的权钱交换本身并不足为奇，我感叹的是，美国这些摇着自由贸易大旗，力图创造表面上人人平等的民粹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政客缺乏的是经济学家理智、冷静和洞察力。
如今时局的难点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变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从而把两国的政治家们挤入了死角。一边是中国的高级政府官员频频宣称货币问题事关国家主权，不能妥协于任何外来压力，另一边是华盛顿的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政客和主流媒体指手画脚的给人民币制定汇率浮动限额和时间表。令人当心的是，在这一系列进口限额或者限制法案的背后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民主共和两党。
大国的战略
然而相信自由贸易的人们都要谨记，国际经济自由化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以比较优势论为里、以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妥协为表的一个乌托邦。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就成了４０年来太平洋两岸观察家们的口头禅。随着“韬光养晦”了二十年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影响的迅速扩展，中美关系必然会有又一番新波动。其实，以战后６０年的大时间尺度衡量，美国相继将人权、意识形态、港台问题、中国军事发展和经贸问题作为其对华遏制政策的博弈基础，然而效果均不明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尽管主导着世界经济，但它已经不是战后初期至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的绝对霸权国家了。
总的来讲，中国乃至亚洲之崛起，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使国际体系发生质的变化。300年来，世界的重心第一次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作为在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正在用日益成熟的手段来维护其所认为的国家利益。中国崛起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拿来和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暗示一场战略冲突在所难免，提醒美国对此早做准备。这一假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在19世纪的欧洲体制下，每个国家都认为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其战略地位得以提升。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只有鲁莽之辈才会这么想。大国间的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待续：人民币的蝴蝶效应之四
写于2005年6月25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