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 西路军之败
西路军兵败祁连，几乎全军覆灭。"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页５５５）后来、特别是"文革"中，不但西路军的失败、甚至四方面军的渡河西进也被说成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徐向前的错误。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已一吐块垒，把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三条：第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是导致失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除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页５６０）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对此前张国焘不服中央的回报。毛泽东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对他掌握的中央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页５４４）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敢动弹？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页５３８）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此时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页５６３）
西征行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决定的，渡河后张国焘也没有给自己的部下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作出的。一向精于游击战的毛何以在指挥西路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１4 张国焘"肃反"与延安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有特殊的历史。徐是中央派去的，从副师长到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被认定要为西征失败负责后，徐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页２２７）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页４２７）８月１１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页４３８），"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页４３９）。８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页４４４）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页６９３）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泽东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页６９５）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页６８６）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页８４１）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１９４３年他说过的这些话！"（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