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里所谓看戏，是称作听戏的。
最低级的听戏，是听打鼓书。在春耕过后，或迎秋的季节。民间的艺人，就在打谷场上，支起一架鼓，一把二胡，一对梆子，就开唱了。周围村子里的孩子老人，都陆陆续续的来听戏。往往到最节骨眼上的时候，剧情嘎然而止，且听明天分解了。观众们自然不干，那就再绕上一段，小二黑和李香香的荤段子，大家才依依不舍的回家睡觉。
第二天白天，唱戏的人，就每家每户的去收粮食。算是门票。
最常入戏的，是包公案、铡美案、陈州放粮、和《刘罗锅子坐南京》。才子佳人的戏，例如《卷席筒》，自然也都少不了，但后来这些都成了毒草和牛鬼蛇神，不让唱了。于是就有新戏《战上海》、《双枪老太婆》。舞台上的样板戏，没有人唱，也没有人听。那是招贴画和电影的干活。
文革以前，乡下有很多民间的剧班。到各地巡回演出古装戏。文革开始，剧班就都解散了。县里集中了三个剧团，分别盛一团、二团和三团。其中的一团，号称天下第一团，是神州唯一的一个《道情》剧团。一团编剧的《ＸＸ路上》和《ＸＸＸ借粮》，多次在省和中央得奖。
每个公社和生产大队，也都有宣传队，整天演唱快板书《竹板打，响连天》一类的东西。新编的剧目，都是突出斗地主。记得父亲曾经出任宣传队的头头，上台化妆演出邻村一个叫杨心朗的地主，以至于多年后，杨地主对此事，还耿耿于怀。
改革开放后，剧班得到了解放，家乡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办剧班热和古装戏热。最早恢复的剧目，包括《十五贯》、《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大战红都》等传统的古装戏。老百姓吃饱了肚子，农闲的季节，就成群结队到各处去听戏，如痴如醉，叫好连天，成一时风景。
乡下的戏班，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除了上场的演员，锣鼓家伙都是少不了的。一般的戏班，都要一个或两个特叫座的花脸，和一个能翻筋斗的武生，算是台柱子。若有好的丑角，就更为难得。龙袍、官服、马鞭、刀枪、印信这些行头，也都少不了。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都得照顾了不是？
乡下的剧场，实在是非常的简陋。村口的打谷场上，或废弃的河沟子里，是临时搭起的戏台子，架上扩音器，就如同开群众大会一样。没有人卖票，请剧班的钱，一般是乡里或庙会的组织者出的。听众自己，要自带板凳和午饭，很多人拉着架子车，倾巢出动。
赶到夜场，就更为热闹，十几盏汽灯照着，如同白昼。两眼望去，黑压压的全是人。但最怕的就是轰场，有时候会出人命。就有维持秩序的民兵，拿着新削的竹杆柳条，看到轰场的地方，就批头盖脸的打过去，倒也凑效。
县城里的剧团，也更趋红火。艺人的名字如《金马驹子》《二十万》等等，红遍县城的半边天。县里的剧团，都是在专业的剧场里面演。公安局的对面，就是剧场和电影院。剧场的外面，贴着当天上演的剧目的大红海报。剧场的门票，一般是３毛到５毛，电影院的门票，一般不超过两毛。县城里的戏曲学校，相当于中专，也应运而生。到得县城里，电线杆的路灯下，一般的都有一一个小喇叭，整天到晚，播送的都是县剧团的戏。夜里走在县城空旷的大街上，或白天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沉沁在故乡剧团的舞台下。
离开了家乡，就很少去听戏。唯一的一次，是看北京青年剧团的人体表演艺术家王德全，带了妻女，到学校礼堂里表演《做爱》和《魔鬼》。后来的一次，是在鄂西州看少数民族舞蹈剧团的舞蹈表演。表演的演员很专业，也很投入。但是已经没有了故乡的那种感觉，也让我体会到老家人为何叫看戏为听戏。
因为戏是让听的，不是让看的。
现在，桂剧衰亡了，湘剧衰亡了，祁剧衰亡了，豫剧衰亡了，京剧衰亡了。
家乡的剧目，和天下第一团，也都衰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