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新华社记者王默磬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得倒在了离爱妻黄君珏不足50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在给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
（注：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
---- 引自《追我魂魄：一个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作者：云杉
（一）“生亦如歌，死亦如歌”by铜寿
看完了新华社记者云杉的长篇纪实报道《追我魂魄：一个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我久久无法从她那基于日寇大屠杀幸存者回忆录的平实文字中走出来，我也无法不浮想连翩心潮汹涌，心中那种愤怒和悲哀居然化为这样一种长歌当哭、落笔无泪的感觉。
我知道自己不应长哭当歌，也不能落笔有泪。因为我不会为了那在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前“因感到了杀戮的狂喜和欢乐而发出非人非兽般嗥叫”的日本侵略军而长歌；我也无法为了太行山阵地里那一片“被整整削去了半截，象人体的残肢般露出了惨白树干”的核桃林而当哭；我也不应该为那些被日寇围追且舍生取义“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的文工团员们而落泪。不是吗，面对这些带着自己“永不褪色的青春和美丽”勇敢得走上北山峭壁的中华儿女，我只有也只能选择拿起笔，再次记下他们和她们那属于“民族之无上光荣”的永恒生命。不是吗，如果那个17岁、有着“风铃一般的声音、会唱清水河”的女孩培蕊的年轻和美丽真能够穿透60年的岁月的话，她一定会“背着那面红色的小鼓“为我们咏唱“选择尊严的时候也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的生死之歌。
读这篇纪实报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的残暴，“日本人甚至用蒸笼将中国人活活蒸死”……“四处丢弃着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野狼白日梭行”。于是，我不禁合上眼睛问自己：这场战争真得就能简单得归结成中日两种文明的冲突吗？大和民族这种邪恶的本性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何在杀害中国平民时发挥到了极致？
为什么，“5月29日，日寇杀了太行山铜家峡村215名村民，其中有几个月的婴儿，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什么，村长郝玉生的遗体散落在村前的河滩上，已经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惨不忍睹”？为什么，“在水井旁，一位怀抱幼儿的年轻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她怀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视着母亲”？我无法回答这些负载着生命的沉甸甸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铜家峡村的二十万担军粮，一粒也没有落在敌人手里！”我也知道如果60年前那焦黑的废墟如今还在冒着呛人的清烟，它是在提醒60多年后的我仍然要记住这屠杀血债。
（三）“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by铜寿
那位除了杨太婆以外，铜家峡村唯一还活到今天的民间艺术家铜寿这么问作者云杉：“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啊，我们知道“1942年日本侵华总司令岗村宁次纠集3万多精锐部队，突袭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吗？是啊，我们知道“掩护这些后勤人员突围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吗？是啊，我们知道“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很多人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吗？我还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每位看过这篇纪实报道的读者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不过，我可以想象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那天的战斗一定是让天地为之动容的场面。如果生者的诗可以让我们都记住1942年的5月25日的话 ，铜寿的《追我魂魄》一定是最好的祭书了--- “八千儿女浴血疆场，天地为之久低昂 / 青山寂寂碧血无痕，追我魂魄呵还我刚阳 / 中华女儿呵令人难忘，她好象百合花凋落在太行 / 热血男儿从容赴难，留下这美丽的故事永远传唱。”也许，如果还能够的话，请一起记住那首《清水河》：
山雨呀山雨清凌凌的下
山湾湾旁边是我的家
一盏油灯窗前亮
娘亲盼儿早回家
……
写于2005年8月16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