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又看到一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发现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姿态，一种是对史料知识比较丰富的一种人，这种人往往在评其功过的时候着重于“过”，由于这类人因其工作和专业需要比较多地接触了所谓的秘史之类的东西，把神话后的毛泽东从自身的心灵上解脱出来，这样自已容易站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同时也由于历史事实的铁板钉钉而从容评判，习惯用语是“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假如怎样会更好”“走下神坛”“帝王思想”等等。另一种评论者由于接触史料较少，信息来源更多的是传统的教育和道听途说及电影小说等等，他们往往对毛泽东只有一个评价：太伟大了。但这部分人评论基础比较薄弱，论据较少，往往都是从军事上的一些战役和一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问题的决策上来评价，这倒也无可厚非，人们都崇尚英雄，而毛的历史又确如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评价都不能代表这个人，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史上一个特殊人物，已被打上了太多的符号和象征，不管正反双方你都会发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已超越了他本身占据的历史地位的特殊性。 为什么我说很难去正确评价他呢，就算你掌握的史料够多够丰富，这不代表你能从这些史的记录中看出决策背后的心理状况，你只能通过你的世界观和视野所形成的评判标准去猜测他的心理特征和目的，虽然事情是同样的，但其背后的真实可能与猜测的结果差距太远。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最好能先看看自已的家，看看自已面对老婆对其无趣而发生外遇的时候，孩子不听管教而手足无措的时候，保姆想通过勾引主人而落户城市的时候，他面对这种纷扰该如决策？？？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小家尚且让人不得安宁，何况国家？？小家面对种种问题尚且让人失去理智，走火入魔，何况国家天下事一日万机？？？ 电视剧里面演皇帝和伟人的时候都是非常从容的，往龙床上一坐，高兴起来嘉奖几句，不乐意的时候骂几句，然后喊退朝，回后宫与漂亮的MM们玩感情游戏。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去中南海看看，一个真正想管事的人每天要面对多少文件，一会儿这又洪水来了，一会儿那儿又矿难了，一会儿老美又制裁了，一会儿日本又要抢东海石油了，保不定SARS突然又回来啦，然后阿扁又要无事生非啦，今天股市狂跌不起，明天又要人民币升值，民工到处找人要钱，不给就闹事，后天飞机又在天炸啦............这些都还不算，总有责任人去解决吧，就像小孩子生病一样，虽然花钱，但治好了就行啦。可当管理层意见不同的时候就麻烦啦，大家都是有经验有专业的人，都一样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种状况下，当对于国家政策一旦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那种压力和政治环境带来的心理影响才可怕。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因为你要负责任啊，你要对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负责任啊。这种环境下的决策者要做到招招都不失算，除非是佛菩萨的大觉悟，否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的决策你压根不能用是否客观或是主观去判断，这种时候，各种数据都多得不得了，这些数据都带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每个人都拿着一大套依据，有激进的、保守的、有理想的、有科学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还有太多，每个人都是有充分道理的，做为一个决策集团和决策集团的最高领导人，要判断每一个政策的未来可能性，会变得非常复杂，这个时候不是说民主不民主就能解决问题的，大家一起犯错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多不过是因为大家一起犯了错责任一起背而已，对事实的结果没有补救，而一个人坚持已见带领大家去成功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那你凭什么来判断哪一种效果更好，事后诸葛亮的见识不仅不客观，而且相当无聊，事情都发生了谁都可以轻松定论。 毛泽东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明显了。在战争年代，上面所说的那种复杂局面更为明显，随时都在面对生死存亡的一个团队，人的心理状态会非常不稳定，这种时候团队中的强者和能人必然会成为大家的核心，同时大家也需要这个核心，特别是当这个核心屡次在大家判断错误和无法判断的时候敢于下决定并且证明其远见和胆识的时候，特别是其屡次做出惊人决定并取得成功的时候，这种个人的威信和权威会在不经意中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人都有依赖性，特别是面对自身无法把控环境的时候，很容易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交给别人，这就更促使了强人的个人自信会急剧上升，甚至会上升到怀疑他人智商的地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英明到无比完美，那不是人。在特殊环境下一个团队选择了让强人来带领大家，就会享有他的智慧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必然就要承受他的自负给大家带来的灾难，这是双向的。 同样，在建国以后，当大家都不必再为生死存亡忧虑的时候，从战火的洗礼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很快会让大部分有思想能力的人活跃起来，这种时候，强人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但是这个团队才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权力机制，已使这个团队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改变了，而这个团队当年为了生存已造就了这个强人拥有巨大的力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要改变只要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暴力，一种是通过制度。暴力明显是不可能的，那是自取灭亡，只有通过制度。而强人长期在处理种种问题的过程中，已不大相信有人能超越自身的能力了，这还不是单纯的自负，他有太多的真凭实据来说明这一切，他有太多的事实来自信，同时他还会不自觉地用威权来证明这一切。这种时候，挑战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出现，都会立刻出现非常鲜明的立场对立，这种对立会非常快的漫延到政治的各个层面，而国家与社会中的种种事务则很快会成为对立方用以说事的工具，从开始的辩论演变为直接的暴力斗争，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不能用单纯的权力斗争来解释其背景，如果是没有理想的人可以这么说，但我们相信在毛泽东时代，对理想的坚持才造就了革命的成功，因此，人更多的斗争是因为其对于国家的发展确实产生了太多的分岐，太多的无法说服对方的不同见解，这种分岐的积累，终造成了国家十年动荡。 有人会说，华盛顿很伟大，统一了美国，却把权力交给了民主。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美国当年人口组成和文化组成完全不同，而且华盛顿就是想有极权也不可能，光凭几年的战争加上复杂的社会组成结构，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威信去取得极权，还没有那种自信去对抗要取得极权所面临的风险，他交权更像是自知之明的举动，别把他说的像圣人一样，把他看作是圣人和毛泽东的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红尘里面的圣人请去宗教里面找，别在世俗中寻。 因此，我一直反对去单独地评价毛泽东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历史的大环境决定的，他的成功是历史环境赋予的，是整个团队及人民的需要赋予的，他的失败也是这种特殊环境下所造成的。脱离大环境去评价这个人，都不够客观。 邓公对毛泽东的功过七三分，确实是非常客观的，这也代表了他作为团队的一员，充分看到了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其责任和义务。因此，在七八年后，邓公果断地放弃了一个人成为极权顶尖的机会，坚决推动集体民主，是非常明智的，因为环境变了，需要的决策方式也该变了,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