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门第—http://thebook.yeah.net 乡关何处 ·余秋雨· 一 本文的标题，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使人愁。”看来崔颢是在黄昏时分登上黄鹤楼的，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 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 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 崔颢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离黄鹤楼有点远又不太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为什么 还要这样发问呢？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 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 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 原来是这样的么？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 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 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据说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了崔颢题在楼壁上的这首诗很为赞赏，认为既然有了这样的 诗，自己也就用不着写了。我觉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这首诗，一定不在于其他方 面，而在于这种站在高处自问家乡何在的迷茫心态。因为在这一点上，李白深有共鸣。 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会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一背几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但李白的家乡在哪里 呢？没有认真去想过。“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没书看的那几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 《李白与杜甫》，赶快找来看，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对李 白籍贯和出生地的详尽考证，却使我惆怅万分。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叶是在苏联 的一个地方，书籍出版时中苏关系正紧张着，因此显得更遥远、更隔膜，几乎是在另一个世 界。李白看罢明月低下头去思念的竟是那个地方吗？ 奇怪的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总也不回故乡。是忙吗？不是，他一生都在 旅行，也没有承担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务，回乡并不太难，但他却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到 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直通故乡，一条路伸向异乡，李白或许会犹豫片刻，但狠狠心还是 走了第二条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 因此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说得很有道理。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 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 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 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 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你看，只有彻底醉倒他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为家。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 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 让人品咂不尽。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自己的出 场。老人曾以自己艰辛瑰丽的远行记述震动中国文坛，而在镜头上他已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 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 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 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 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 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 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身体使 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 动容的，一生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不久前读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题目就叫《我的家在哪里》。这位九十四岁高龄 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个远行者的形象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她周游世界，曾在许多不同国 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后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称得上一个“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放达之人了。 但是，老人这些年来在梦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回家的情节，回哪里的家呢？照理，一个女性 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识后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梦中完全应该 回到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梦中每次遇到要 回家的场合回的总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家。一个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圈子终于回到了原地，白 发老人与天真少女融成了一体。那么，冰心老人的这些回家梦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 漂泊旅程呢？当然不是。如果冰心老人始终没离开过早年的那个家，那么今天的回家梦也就 失去了任何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 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艾芜心底的歌，冰心梦中的家，虽然走向不同却遥相呼应。都是世纪老人，都有艺术家 的良好感觉，人生旅程的大结构真是被他们概括尽了。 无论是李白、崔颢，还是冰心、艾芜，他们都是很能写的人，可以让我们凭借着他们的 诗文来谈论，而实际上，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结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 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 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 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 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 怕是再僻远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不会不来又 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二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离 开。十几年前，这个乡划给了慈溪县，因此我就不知如何来称呼家乡的地名了。在各种表格 上填籍贯的时候总要提笔思忖片刻，十分为难。有时想，应该以我在那儿的时候为准，于是 填了余姚；但有时又想，这样填了，有人到现今的余姚地图上去查桥头乡却又查不到，很是 麻烦，于是又填了慈溪。当然也可以如实地填上“原属余姚，今属慈溪”之类，但一般表格 籍贯栏挤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挤得下，自己写着也气闷：怎么连自己是哪儿人这么一个简单 问题，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动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 道，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 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 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忄西］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 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谁也不会认识 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饭、宿夜。这居然就是我的故乡，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故 乡！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氵蒙］，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 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 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就会 引来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左邻右舍都觉得这种追打理所当然。这儿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 饭的习惯，至多在门口泥地上搁一张歪斜的小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就拨一点菜，托着碗 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风 暴雨般地抡过，便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几天后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 长的时间把破碗补好。补过和没补过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 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 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 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说是属于余姚，实际上离余姚县城还有几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 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 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 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 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 闹闹的集体郊游。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伍纸幡飘飘，哭声悠 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山风一阵 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 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超过一两天它就会泛水、软烂，没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来势汹 汹，刹那间从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实都要快速处理掉，殊非易事。在运输极不方便的当 时，村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开肚子拼命吃。也送几篓给亲戚，但亲戚都住得不远，当 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家家户户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来的 一筐筐杨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边上慢慢吃上几个时辰，嘟嘟哝哝地评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 性，哪座山赌气了，哪座山在装傻，就像评述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 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鲜红的果实碰也不会去碰，只挑那些红得发黑但 又依然硬扎的果实，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韧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浓味便把梅核用力吐 出，手上的一颗随即又按唇而入。这些日子他们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杨梅饱人，家里借此 省去几碗饭，家长也认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时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红浅绛， 活像是从浴血拼杀的战场上回来。母亲并不责怪，也不收拾，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杨 梅季节一过，渍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轻轻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孩子们爬在树上摘食梅树，时间长了，满嘴会由酸甜变成麻涩。他们从树上爬下来，腆 着胀胀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觉的嘴唇，向湖边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边上玩一玩。上 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浅滩，梅树收获季节赤脚下水还觉得有点凉，但欢叫两声也就下去 了。脚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很多器 皿。一脚一脚［足堂］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 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 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 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回顾，默 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 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 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 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 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 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觉得 霉干菜很有历史文物的风味，不知被多少时日烘晒得由绿变褐、由嫩变干，靠卷曲枯萎来保 存一点岁月的沉香。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 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 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 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是１９５７年离开家乡的，吃过了杨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坟，便来到了余姚县城， 也来不及去瞻仰一下心仪已久的“养命医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年我正好十周 岁，在火车窗口与送我到余姚县城的舅舅挥手告别，怯生生地开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 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霉干菜，活脱脱一个最标准的余姚人。一路上还一直在后悔， 没有在上林湖里拣取几块碎瓷片随身带着，作为纪念。 三 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 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 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 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维艰的。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 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 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 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 笨。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 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 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 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 贵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样是孩 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但才说了几句，我 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 的第一天，老师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 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等 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出和善的笑 意，说了声“很好，请坐。”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 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幸亏当时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 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 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短短的语言障碍期跳跃得 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从余姚赶到上海来与他们坐在 一起的。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话学地道了，而上海话又 恰恰是特别难学的。上海话的难学不在于语言的复杂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异，广东人能容 外地人讲极不标准的广东话，北京人能容忍羼杂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话，但上海人就不允许别 人讲不伦不类的上海话。有人试着讲了，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求他“帮帮忙”，别让他们 的耳朵受罪。这一帮不要紧，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讲一 句上海话。我之所以能快速学会是因为年纪小，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强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 敏感能力还比较弱，结果反而进入了一种轻松状态，无拘无碍，一学就会。我从上海人自鸣 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头窜了过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时也想，上海人凭什么在语言上 自鸣得意呢？他们的前辈几乎都是从外地闯荡进来的，到了上海才渐渐甩掉四方乡音，归附 上海话；而上海话又并不是这块土地原本的语言，原本的语言是松江话、青浦话、浦东话， 却为上海人所耻笑。上海话是一种类似于“人造蟹肉”之类的东西，却能迫使各方来客挤掉 本身的鲜活而进入它的盘碟。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旦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一个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点非 上海化的印痕，特别是自己已经学会的上海话中如果还带着点儿乡音的遗留，就会像逮苍 蝇、蚊子一样努力把它们清除干净。我刚到上海那会儿，街市间还能经常听到一些年纪较大 的人口中吐出宁波口音或苏北口音，但这种口音到了他们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现在你 已经无法从一个年轻的上海人的谈吐中判断他的原籍所在。与口音一样，这些上海人与故乡 的联系也基本消解，但他们在填写籍贯的时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写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 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由此倒 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 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讲上海话，后来随着我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则开始把普通话作为交流的基本 语言，余姚话隐退得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很难从我口中顺畅吐出了。我终于成为一个基本上 不大会说余姚话的人，只有在农历五月杨梅上市季节，上海的水果摊把一切杨梅都标作余姚 杨梅在出售的时候我会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杨梅的成色，脑海中浮现出上林湖 的水光云影。但一转眼，我又汇入了街市间雨点般的脚步。 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 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去了。 四 重新拣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拣回来的全是碎片。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 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又空空如也，一 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年月下乡劳动特别多，上一趟大学有一半多时间在乡下。 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同样的茅舍小河，同样的草树庄稼，我却没完没了地在异乡的泥 土间劳作，那么当初又为什么离乡呢？正这么想着，一位同样是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 了我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会儿不说话，终于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 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腰带上挂着一块牌， 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①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你 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 的？”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 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 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仄？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 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 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我不知道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称第一 流的大学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坚定地站在农民起义一边的，我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 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声名还痛骂他，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 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他和故乡骄傲。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 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 在文化的综合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 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 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为了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他打过起义 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 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 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 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和政治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终于得病的大事更是 毫不在意地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 他比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 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 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 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 多。请随便听一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 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达！我知道有不少聪明人会拿着 花的“客观性”来愤怒地反驳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驳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 千古命题，对人本如此信赖，对教条如此轻视，甚至对某种人类共通规范的自然滋长抱有如 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对我来说，只有恭敬研习的份。 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 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因此决定他终生是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 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 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 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 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 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 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 羲和朱舜水。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生逢乱世，他们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撑 起了全社会的人格坐标，因此乱世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引渡。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 几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几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 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 城都轰动了，这难道就是素称儒雅的江南文士吗？是的，是江南余姚文士！浑身刚烈，足以 让齐鲁英雄、燕赵壮士也为之一震。在改朝换代之际，他又敢于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 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朱舜水也差 不多，在刀兵行伍间奔走呼唤多年而未果之后，毅然以高龄亡命海外，把中国文化最深致和 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扬，以连续二十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亚洲文化 发展史上的宏大业绩。白发苍苍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 在想念着家乡余姚，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 钦佩不已了。他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 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 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 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 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③，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 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来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扬余姚，并没有 同乡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生斯邦者”吧，虽说未曾卓然自立却也曾经是 “闻其风，汲其流”的，不禁自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风”、什么“流”呢？我想那是一 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乡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 无形而悠长。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 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①后从姚业鑫 先生的大著《名邑余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 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七字。②忠端即黄宗羲父黄尊素，梨洲即黄宗羲，晦木即黄宗炎， 主一即黄百家。③鲁公即邵曾可，念鲁公即邵廷采，二云即邵晋涵。 五 我发现故乡也在追踪和包围我，有时还会达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后，发现当时全院学术威望最高的朱端钧教授和 顾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这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告别余姚了吗，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又一头撞 在余姚人的手下。 近几年怪事更多了。有一次我参加上海市的一个教授评审组，好几个来自各大学的评审 委员坐在一起发觉彼此乡音靠近，三言两语便认了同乡，然后都转过头来询问没带多少乡音 的我是哪儿人，我的回答使他们怀疑我是冒充同乡来凑趣，直到我几乎要对天发誓他们才相 信。这时正好走进来新任评审委员的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大家连忙问他，王教授十分文静 地回答：“余姚人”。 就在这次评审回家，母亲愉快地告诉我，有一个她不认识的乡下朋友来过电话，用地道 的余姚话与她交谈了很久。问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扬国际的英语语言学家陆谷孙教 授，我原先以为他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是英国籍的世界公民。 前两年对旧上海世俗社会的心理结构产生了兴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筛，选中了“海上闻 人”黄金荣和“大世界”的创办者黄楚九作为重点剖析对象，还曾戏称为“二黄之学”。但 研究刚开始遇到二黄的籍贯我不禁颓然废笔，傻坐良久。二黄并没有给故乡增添多少美誉， 这两位同乡在上海一度发挥的奇异威力使我对故乡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断。 故乡也有很丢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的纪 念碑亭全部砸烂，这虽然痛心却也可以想象，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 做的；但余姚发生的武斗之惨烈和长久，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余姚人打杀余姚人，打到长 长的铁路线独独因余姚而瘫痪在那里，上海的街头贴满了武斗双方的宣言书，实在丢人现 眼，让一切在外的余姚人都抬不起头来。难道黄宗羲、朱舜水的刚烈之风已经演变成这个样 子了？王阳明呼唤的良知已经纤毫无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头寻找着那些 宣言书，既怕看又想看。昏黄的灯光照着血腥的词句，就文词而言，也许应该说是当时全国 各地同类宣言书中写得最酣畅漂亮的，但这使我更加难过，就像听到华丽的男中音骂出了一 串脏话，而这个男中音又恰恰是从我家旧门传出，如何消受得住。如果前后左右没有人看 见，我会从墙上撕下这些宣言书，扯成最细的纸丁，塞进阴沟，然后做贼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见，却又希望故乡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这些举动。我怀疑它看到了，我甚至 能感觉到它苍老的颤抖。它多么不愿意掏出最后的老底来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几年，终于 忍不住，就在武斗现场附近，１９７３年，袒露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严 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任何遗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种无以言表的的荒凉之中。要 不然，有几位大师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个千把年展示出来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着实又使家乡风光顿生。一个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遗址，而人们平日说起华夏历史 总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并不长久是茹毛饮血的南蛮之地而愧对黄河文 明，恰恰相反，这儿也是中华民族的温暖故乡。当自己的故乡突然变成了全民族的故乡，这 种心理滋味是很复杂的，既有荣耀感又有失落感。总算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好事吧，从七十年 代开始，中国的一切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页都有了余姚河姆渡这个名称。 后来，几位大师逐一恢复名誉，与河姆渡遥相呼应，故乡的文化分量就显得有点超重。 记得前年我与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和画家程十发一起到日本去，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一个宴会 厅里，与一群日本的汉学家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说起了我的籍贯，好几个日本朋友夸张 地瞪起了眼，嘴里发出“嗬－－嗬－－”的感叹声，像是在倒吸冷气。他们虽然不太熟悉严 子陵和黄宗羲，却大谈王阳明和朱舜水，最后又谈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气的声音始终不断。 他们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乡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只有两位陶艺专家平静地安坐着，人们向我解释，他们来参加宴会是因为过几天也 要去中国大陆考察古代陶瓷。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气的声音，便把脸转向他们，随口问他们 将会去中国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译员翻不出来，只能请他们写，写在纸条上的字居然是 “慈溪－上林湖”！ 我无法说明慈溪也是我的家乡，因为这会使刚才还在为余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 但我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两位陶艺专家：“上林湖，是我小时候三天两头去玩水 的地方。”两位陶艺专家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叠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 碎片。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当年与小朋友一起从湖底摸起，让它们在湖面上跳跃奔跑的那 些碎片！ 两位陶艺专家告诉我，据他们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册的越窑所在地，从东汉直至 唐、宋，那里曾分布过一百多个窑场，既有官窑又有民窑，国际陶瓷学术界已经称上林湖为 举世罕见的露天青瓷博物馆。我专注而又失神地听着，连点头也忘了。竟然是这样！一个从 小留在心底的谜，轻轻地解开于异国他乡。谜底的辉煌，超过我曾经作过的最大胆的想象。 想想从东汉到唐、宋这段漫长的风华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 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家乡细洁的泥土，家乡清澈的湖水，家乡热烈 的炭火，曾经铸就过无数哺育民族生命的美丽载体，天天送到那些或是开朗、或是苦涩的嘴 边。这便是我从小就想寻找的属于故乡的“大器”吗？我难道已经如此迅速地在一家遥远的 外国旅馆里把它修复了吗？我不知道今天上林湖边，村民们是否还在用易碎的粗瓷饭碗，不 知道今天上林湖底，是否还沉积着那么多碎片，听这两位日本陶艺专家说，这些碎片现今在 国际市场上的标价极其昂贵。 六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乡之行，对于一个好不容易修补起来了的家乡，我 不应该继续躲避。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 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 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两位学者用余姚话 给我详细介绍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够写几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参观 中最惊讶的发现是，这儿，七千年前，人们已经有木构建筑，已经在摘食杨梅，已经在种植 稻谷，已经在烧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白米饭上已经有可能也盖着一层霉干菜！ 有的学者根据一个陶碗上所刻的驯良的野猪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久烧食猪肉，而且 极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烧成。难道故乡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大致形成？如此说 来，七千年过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 我在河姆渡遗址上慢慢地徘徊，在这块小小的空间里，漫长的时间压缩在一起，把洋洋 洒洒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我想，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 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爬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 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 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 情、想象的愉悦。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了陪着我的两位专家听，他们点头，但转而又说，探视 地底下的家乡也不轻松。 我终于约略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我们脚下，当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 大量出土引起人们对河姆渡的先人热烈欢呼的时候，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罐里发现了煮食人 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多么不希望是这样，他们郑重地请来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贾 兰坡教授，老教授亲自鉴定后作出了确证无疑的结论。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无头的骨架， 证明这里盛行过可以称为“猎首”的杀人祭奠仪式。当然这一切绝不仅仅发现在河姆渡遗址 中，但这儿的发现毕竟说明，使故乡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 蛮。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 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 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 搀扶他们，但我又立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 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 也是如此。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 首。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为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蒙昧 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 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 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 书香门第 整理推出(http://thebook.yeah.net)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