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程潜、唐生智合作奔走
１９４８年，我被解除国民党第十四绥靖区司令官职，调任总统府参军。参军是个闲差，自由自在，我就经常住在上海。
１９４８年秋末淮海战役前夕，唐生智突然到了上海，马上召我晤谈。他一见面就要我和刘建绪陪他同去南京见蒋介石。当时我很奇怪，并说道：“如今局势大变，危急得很，看蒋有什么用？”唐说：“一切等到晚上在车上细谈吧。”当晚在车上，唐、刘和我共一间车厢，交谈无人干扰。话端一开，唐劈头盖脑地说：“现在不光是大局危急，而是国民党整个垮台，我是去为蒋介石送终的！临终前有个把朋友去看看他，总是好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回湖南去活动活动哩！”他还说：“省主席、绥靖主任两个缺，哪一个都行。我邀你们同去，借以表示还有旧部在为我捧常”我说：“蒋一向对你不信任，时刻暗中派人监视着你，而且简直派到你家里来了。我们同共产党无渊源，一点关系都没有，说搞和平解放，能插得上手吗？”接着，我们还谈到唐和白崇禧的关系，认为新桂系势力已经控制着湘、鄂、赣、粤几个省，他们对程潜倒无所谓，而对唐则一向疑忌。见蒋，怕捞不到什么。唐说：“先去试探一下，不成再说。”
为了避免蒋介石猜疑，我们到南京后，由唐生明联系，住到宪兵司令张镇家里。在张家住了一星期，唐曾见蒋三次，结果是一无所得，大失所望，回到上海。不几天，唐忽然坐一架军用飞机回老家东安去了，事先也没有和我打个招呼。后来听说，唐是在周伟龙事件发生后，得到地下党的通知匆匆离开上海的。
１９４８年冬，我把家眷送去香港，以策安全。后又只身回到长沙。在长沙，碰到许多老友，其中有位叫马子谷的，抗日战争时期多年在一道，我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脱党分子。抗战初期在上海，经他介绍，我会见过郭沫若、潘汉年以及其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我与马因常来往，私交很厚。我还知道他和程星龄是老朋友，而程在１９４１年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主席刘建绪）时，就因为有人说程和共产党有联系而被撤职的。我猜他在长沙一定有什么活动。不出所料，马私下对我明说，他和程星龄、刘公武、刘岳厚等正协助程潜搞和平解放运动，想邀我参加，任务是去东安跑一趟，劝唐、程两公合作，把他俩拉到一起，这样声势就大得多。我一听，就想到，如果运动真搞成功，３０００万人民免遭涂炭，不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吗！我马上对他说：“我去试试看。”
经过程潜认可后，我去东安见了唐生智。面谈后，唐表示拥护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张，并愿自己去长沙和程见面，还说道：“我在这湘桂边境上已经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联系好了，如果颂公不动，我就在湖南单干。”他还提到他同这里的地下党人有过长时间联系，还被介绍看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认识也有些变化。接着，他叫身边一位吴立民同志给我讲了什么是马列主义。我听了似懂非懂。唐最后对我郑重地说：“共产党只要你拥护，是不咎既往的。我们不要考虑个人安危，你我在湖南２０多年，湖南子弟为我们流了不少血，我们有义务使乡土不再受战争灾难，借以表示一点对人民的心意。”他这番话，使我有所感动，但也有些顾虑。比如说，我回长沙除向程潜复命外，也见到了陈明仁，这就没有对他讲过曾去东安见唐生智的事，也没有谈到起义的事，怕引起麻烦。
我回长沙不久，唐生智果然应约来长沙和程潜见面了。
唐、程协商成立湖南和平促进委员会
唐到长沙是在１９４９年年初，住在他弟弟家里，对外说是来看看程潜的。唐、程见面时，我不在常后来唐同我说：“我和颂公谈妥了，军政方面由颂公负责，我则代表湖南人民团体和３０００万人民，成立一个‘湖南和平促进委员会’。”这个会不挂牌子，只是把地方上一些人士和旧部罗致在一起，造成和平解放湖南的气氛；同时使地方上搞武装的人有所约束，不致乱来。因为当时一些人都说同地下党有联系，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了这一统筹机构，就便于掌握了。并且外地不设分会，避免有人鱼目混珠，混水摸鱼。这个“湖南和平促进会”由我负责，我还约了些老同事如唐伯寅、刘建文、陆承裕、廖若谷、廖明诺以及一些认识的地方士绅发动宣传，制造舆论，表示人民不愿打仗，要求和平。当时程潜身居绥署主任和省主席地位，对蒋介石要兵、要粮的命令，常用拖延办法消极抗拒。这些，对我们开展和平救国运动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宁、沪解放后的湘局
１９４９年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曾到广东、湖南征询对和谈的意见。程潜表示赞同。李还写了一封信给在东安的唐生智，托我亲自送去，我则借机向唐汇报了长沙各方面的动态。唐随即复李一信，交我带去南京，也借此去观察观察那里的情况。我于３月间到了南京，住在新桂系所属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由白崇禧的亲戚、第七军一位师长叫锺纪的陪我同去见了李宗仁。我当面告李，唐生智拥护和谈，并愿为他帮忙。当时白崇禧正在南京和李策划，并商量参加和谈人选，直到４月１日才决定由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组成代表团飞北平。那天，我也到明故宫机场去送行，并祝愿他们有所成就。不料事与愿违，４月中旬，黄绍竑从北平回到南京时即告我，和谈渺茫，并嘱我速离南京。我即连夜到上海，并转飞机去香港了。
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李宗仁飞去桂林，白崇禧则在武汉，并开始将部队向湖南、江西撤退。我到香港，章士钊也到了香港。他找到了我，对我说：“你快电告颂公，要他速派妥人来港面谈。”还说：“毛主席有话带给颂公，只能当面说。我体弱，自己去不了，还怕人注意。”我急电告程，随即回到长沙。程潜派程星龄、刘岳厚二人到香港，邀请刘斐回湘主政，也见到了章士钊。我已知道谈话内容是转达毛主席的话。程潜得到毛主席的指示，起义的决心更大了。
程潜的家眷虽已先期送去香港，但他本人却一直在长沙，毫无后退打算。这时，长沙秩序很乱，陈明仁虽兼有长沙警备司令的名义，而副司令及下面的稽查处都把持在军统特务手里，他们到处抓人，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我私下向程潜、陈明仁谈起这一局面，主张加强警备司令部的人事配备，并推荐和程、唐都有过关系的我的旧属宋英仲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经考虑同意后，就把宋的任命发表了。人事变动后，局面稍见安定。
程、唐险遭桂系劫持
５月初，唐生智又到了长沙，住在我家。他经常邀程潜、陈明仁玩麻将，夜以继日地玩，表示醉心于此道，实际上是掩护内定的和平起义运动。同时，要陈明仁同白崇禧不断交换情报。有一天，唐深夜匆匆回家，马上找我，急促地说道：“我们赶快走！”我一听，很诧异，说：“等天亮再商量吧。”唐说：“不行，赶快！”于是，我陪唐坐一小吉普车，随行人坐一中吉普车，在黑夜中离开长沙，直开邵阳。天刚亮，在湘乡永丰小停休息，准备吃早饭。一路上，我和唐不曾谈一句话。下车后，唐拉我漫步田塍上，才说：“昨天傍晚，有人秘密告诉我，白崇禧就会来长沙，准备把颂公和我用飞机弄到广州去，要我赶快走。”接着又说：“如果真把我和颂公都弄走了，就等于软禁隔离，要想搞和平解放就难了。我没有通知颂公。我一走，人家可能就不拉颂公了。如果把颂公拉走，我还可以出来撑场面，坚持搞下去。”他这一说，我才明白究竟。
唐、程先后到了邵阳
我们到邵阳后，首先考虑在何处落脚的问题。我们怕招摇，不愿和当地军政人员打交道，旅馆也住不得，容易引人注目。我主张住到陈光中家里去。陈是著名的反共死硬派，这我知道，但我和他有过一段渊源，估计对我们不会有意外举动。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他曾被刘建绪扣押到第三战区，是我救了他的命，结果只受撤职处分，回到老家邵阳的。我们的行动利用这位“土皇帝”是可打掩护的。住到陈家后，唐一直未露面。我则和绥署管机密的副参谋长谢慕庄见了面，他一个人住在外面。谢告诉我：“邵阳有一个军，军长叫成刚，是黄杰的人。警备司令是魏镇，曾在桂军中当过师长；参谋长是宋涛。这几个人是我们经过考虑，为使白放心有意识安排的。”魏、宋和我都是保定军校同学，我去看了他们，并私下交换了一些情况。
唐生智这次在邵阳只住四天就回东安去了，我则返回长沙。和唐分手时，他说有一位叫刘寿祺的朋友同车回长沙，要我在路上好好照顾他。刘寿祺当时是南京教育部的督学，和唐有密切关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我一到长沙，就去见了程潜，告诉他护唐南行经过。这时，长沙绥署也开始向邵阳迁移，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但人心还算安定。７月中旬，我又到了邵阳，将一位唐的旧部、跟我当过高级参谋的廖若谷，接去东安帮唐工作。这时，邵阳成为我们搞和平活动的中心了。在谢慕庄处，我见到了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
不到几天，程潜带绥署高级人员也到了邵阳。我才知道，是白崇禧硬要程即去邵阳，把省主席的职务交陈明仁代理的。
程带的一部分人也住在陈光中家。程星龄随程潜到了邵阳，但不见马子谷。
程、唐相约通电起义
程潜到邵阳后，当即叫我去东安向唐说明准备起义的事，并请唐去面谈。当天我按唐约定的地点——白苍司——见了唐。这里比去东安，来回可节省两天时间。我见唐后，把程潜交代的话转达了。唐考虑后，要我回去向程当面说明：在湘桂边区的一些地方武装，都还没有组织好，他本人一旦离开，怕造成紊乱；至于通电起义，他满口赞成，说请程全权处理，如果要签名，则叫我代他签上。最后唐还嘱咐我，务必向程说明，谅解他不能同去长沙的苦衷。
第三天，我回邵阳向程潜回报。程见唐生智未到，当即责备我为什么不硬把唐拉来，他说：“这是关键的时刻啊！”我听了以后，深感没有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是一大错，心里极为不安。７月２９日，程潜就秘密地回长沙去了，留下绥署参谋长王天鸣。王和我是保定军校同学，但我为了避免使人注意，一直没有和他见面。
程潜叫我去处理邵阳乱局
军事机关林立的邵阳，程潜一走，群龙无首，就乱起来了。我一看不好，就在７月３０日赶去长沙向他陈述情况。在长沙，我会见了秘密进城的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同时，了解到程潜决定在８月１日通电起义，文稿都拟好了。陈明仁还分别召见了各军、师长，谈到时局日益紧张，湖南不能再打仗了，必须准备应变。整个形势确实很好，只是邵阳的乱局还待解决。７月３０日晚上，程潜找我去。他说，长沙绥靖公署决定撤销，改为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由陈明仁兼总司令，要我兼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说在那里有副参谋长谢慕庄可以联系。我马上推辞说：“我过去对绥署没有直接接触过，最好请一位副主任去主持，比较妥当。”他没等我说完，就带着命令式的口吻很生气地说：“绥靖公署到邵阳的人一个不许留，都替我遣散！”又补了一句说：“没有一个好人。这事指定你去解决。”我知道邵阳问题相当复杂，搞不好就可能发生意外。我想了一下，答道：“绥署人员一遣散，绥靖总部又未成立，如何指挥呢？”他说：“有警备司令部，有保安司令部，都可以调用。”正交谈间，谢慕庄到了。我看他们都回来了，我去以后，更摸不着头绪，又有点动摇，不打算去。这时谢慕庄说：“这里有一幅地图，所有部队位置、番号都在上面，一看就明白了。”我说：“这不行，下命令也要一位熟悉情况的作战参谋，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程马上很严肃地对谢说：“你明天同李觉一道回去。”我一听，知道推不掉，又想到既然决心参加起义，又是个军人，能不服从命令吗？于是，邵阳问题由我去处理就这样决定下来。我们出来，谢慕庄说：“我迟一天一定来，你先走。”
给资遣散绥署人员经过
８月１日一早，我临时找到一位旧同事凌琦同去邵阳。中途在廉桥和邵阳警备司令魏镇通一电话。他说：“现在千万不要来，什么时候来，等我的电话。”我们一直等到下午４点多钟才接到电话要我快去。到达后，才知道黄杰和邓文仪这一天乘一运输机飞到邵阳，召集成刚和所属师长会谈后，将绥署王参谋长和一些高级人员拉走了，绥署正乱着。我当即把绥署经理处长张石筠找来，问他对遣散绥署人员有何意见。他主张把人员集合起来，公布程潜的指示，并按级别发给遣散费，同时安排警卫团派兵把守进出口和经理处，以防意外。第二天上午，我当众传达上级指示，有的人就大闹起来。我就说：“我是上面派来执行这一项任务的，一切按颂公指示办。
从现在起，绥署不存在了。遣散费，愿领的来领，不愿领的不勉强，以后我就不管了。”到最后，大家都把遣散费领了，发的是现洋。总算没有发生意外。这样，就把绥署撤销工作结束了。
撤出邵阳向长沙集中
当程潜、陈明仁的起义通电发出后，不料成刚叛变。他的部队忽然在邵阳城外的河对面向城里开枪。面对这一突变，不得不作相应的措施。原布置在城区警戒的只有保安大队，其中大部分是陈光中旧属，再则是原绥署的警卫团（缺一营，这个营在长沙随程任警卫工作）。我们知道有一部分解放军远在安化，但事先没有联系。在兵力如此单薄的情况下，幸邵阳城垣还算坚固，勉可固守一时。最后我和保安副司令彭杰如、警备司令魏镇商议，并邀请中共方面联络员参加，决定将能带走的部队撤出城外，向长沙方面靠拢。
８月５日天一转黑，我们即开始转移，由魏镇带队掩护，最后安全地撤出城外。晚９点多，我和保安司令部的人都到达河塘，和驻该地的汤季楠师长见了面。汤虽属成刚军的一位师长，但和程潜的关系很深，我们又是旧友，彼此得以相处，互相交换意见。
和汤磋商结果，决定将在永丰的保安旅和汤师在廉桥集中。途中，发现有十几辆装甲战车由长沙方面向邵阳飞驰，我们判断长沙的部队一定发生了叛乱。同时打听到驻湘乡的一个军也在向廉桥方面急进。于是我们决定改变原计划，将部队调离公路线，向田心、娄底方向集结待命。我们在田心以北地方发现大批军队向新化、邵阳方向急进，秩序很乱。我们和他们发生部分遭遇，小有接触，但他们却如惊弓之鸟，马上溃散逃窜。这时，我们已和长沙接通电报，嘱即率部队向长沙集中。如是，这部分起义队伍才有了归宿。
湖南起义部队的改编
８月１２日，我们把部队转移到了宁乡城后，休整了一天。
我同谢慕庄随即乘汽车回长沙，先向程、陈报告经过，并表示我没有完成任务，请解除一切职务。当时程潜表示：只要政治上起到一定的影响，带回部队多少则不必计较。而陈明仁则显得非常苦闷。作为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兵团司令，处于这种境况中，其心情是可以体会到的。
在商谈善后工作中，程潜说他即将离开湖南去北京参加会议，关于部队工作，他叫陈明仁和我负责。我当即表示只能将队伍带到指定地区，至于如何处置，仍请陈负责，我不想参预。陈明仁则说，上面已有命令叫部队到浏阳集中整训，并把部队的情况说了说。最后，他指着我说：“你不但不能解除职务，还有一桩艰巨任务要托你代我去完成。因为我也接到了电报，限立刻起程去北京参加开会，没有时间来处理，希望看在交情上帮我去完成。”我说：“我对部队情况完全不了解，无法负这样重任。”程潜从旁又给他帮腔说：“你该帮帮他的忙，部队经过改编，我们都得离开军队，这只是时间问题。”经他俩一再劝说，我才勉强地答应下来。接着陈明仁对人事的安排以及部队如何整编大体上作了些部署。方案是：将所有集中的部队分为三个军，每军三个师。第一军由王劲修任军长，第二军由傅正模任军长，第三军由彭杰如任军长。第一军以三个完整师为基础；第三军以保安旅改为师作基础；第二军以汤季楠师、宪兵团、绥署警卫团以及随同起义的其他武装力量作基矗各军的师长人选也由陈决定下来。至于兵团司令部所属各处，则拟重新组织，以便使随同起义的官佐得到适当的安置。
８月１４日，起义部队开拔到浏阳集中改编，一切补给则由解放军后勤部负责。当时还给每一军官发５元，第一战士发２元零用。就这样，我按陈明仁的决定勉力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浏阳开始整编部队时，所用的关防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既有“国民党”，又有“人民解放军”等字样，真是不伦不类。后来得知，７月底和中共代表在长沙洽商起义时，陈明仁曾提出用这样的番号。当时中共代表为此曾请示过，说毛主席表示可以暂时使用。可是这个古怪的番号印在符号和帽徽上，却给我们这些指战员带来了不少麻烦，到处受到盘问。我去一些部门接洽公务时，先得对此番号加以说明才能把身份说清楚。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日，由当时四野副政委陶铸宣布，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为政委，李觉、魏镇、傅正模等为副司令员；将原第二军撤销，分编到第一军、第三军中，所有编余军职人员，一律遣送至南岳军官训练团受训。就这样，完成了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
部队改编后，我回到长沙，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派张立武同志陪我一道去东安，迎接新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唐生智来长沙。１２月１４日晚，我们陪唐生智由东安原籍乘汽车抵长沙。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的代表唐星、中共湖南省委金明同志、临时省政府袁任远副主席，以及各界人士共７０余人，至车站欢迎。
程潜起义的人缘关系
在旧社会，好些事情的成败系于人缘。即以湖南起义活动来说，就我回忆所及，它和程潜的人缘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程潜准备搞起义是从１９４８年冬开始的，和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以及程星龄、刘岳厚都是他的谋士和得力助手。马子谷和驻长沙的宪兵团团长姜和瀛是新化同乡。当我在１９４８年回湖南时，就觉察到姜、马之间已经有些联系。姜还特地派一宪兵连随绥署行动，任务是保护程的个人安全。按向例，姜必须每天向宪兵司令张镇汇报情况，可是他对程的活动却秘而不宣。这就有利于起义活动的顺利进行。
军统特务活动一向是无孔不入的。但自戴笠一死，军统内部就分化了。过去担任过主任秘书的张严佛被排挤掉，住在长沙。他也是醴陵人，和程是小同乡，因此和宪兵团团长姜和瀛一样，不但不曾帮倒忙，而且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用了不少心机，使我们这些参加者得以活动自由，安全无恙。
程潜之所以当上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是由于他不记旧嫌，能放弃竞选总统席位，使桂系头目李宗仁得以登上“宝座”。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认为程潜不过是孤家寡人一个，手无寸铁，因此派了他所赏识的陈明仁以及在他手下当过师长的魏镇到湖南来。这两位兵权在握，白不愁控制不了这一通向老家广西的要冲地区——湖南。殊不知程潜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一方面和蒋介石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联系，一方面尽力不招致李、白猜忌。对白派陈明仁到湖南来以及硬逼他将绥署由长沙迁至魏镇任警备司令的宝庆去，从未表示过异议。可是程潜却凭借旧的人缘关系，适当掌握时机，使起义活动得以相应发展，以抵于成。
程潜在北伐前，曾率部由湖南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阵营，任大本营军政部长，招收了一批学生，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任讲武学校校长，李明灏任教育长。学生大部分是湘籍。随后，黄埔军校成立，这批学生被合并而成为黄埔一期的所谓“天子门生”。这些人和程是有感情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程能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及任参谋总长，可以说完全是由于有好的、旧的人缘关系。
白崇禧认为陈明仁能打仗，极力提拔他，拉拢他。在他被陈诚排斥、失意的时刻，推荐他为兵团司令，以为他会感恩戴德，替桂系卖命，又对程起到牵制的作用。殊不知陈所指挥的六个军，军长一级人选大部分是黄埔一期的，下属也并不是陈的基本部队。而陈本人和程潜又同属醴陵小同乡，还是程的学生，所以程、陈两人得以合作，共同策划起义。陈明仁在表面上和白崇禧联系很密切，起义前，他每天和在衡阳的白崇禧通电话汇报情况，白深信不疑。当起义通电发出的那一天，白还不断打电话找陈明仁，陈干脆不接，使这位久负盛名的“小诸葛”困惑不解，莫明究竟。
耳闻目睹的几件事情
１．唐生智险遭搜捕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旬，我派去唐处的廖参谋回长沙对我说，在起义电报公布后，白崇禧就派了由李品仙率领的桂系一个师将冷水滩唐家包围起来，扬言欢迎唐。唐事先已得知情况，立即摘掉眼镜，装成老农，在近处农家掩藏起来。桂军以唐家为中心，５０里范围内进行搜索，幸得农民掩护，未曾找到，但唐妻和子女都被带走。当时我估计他们不会受到迫害，因李品仙乃唐的旧部，有１０年以上的关系，又是同期同学，不致发生意外。不出所料，后来接到唐夫人自香港拍给我转唐的一份电报，说全家安抵香港，我当即电告唐，他才放下心来。
２．我曾两次被通缉
在湖南通电起义后，我曾被国民党列为通缉对象之一，这是第一次榜上有名。接着，８月中旬，在香港的爱国人士龙云、黄绍竑等也通电拥护共产党，我的爱人何玫又代表我署了名，于是我又被第二次通缉。
国民党《中央日报》还曾发表过一条捏造的新闻，说我在邵阳前线受伤被俘，正押解去粤途中。我的爱人在港见报，莫明真相，还请人到广州探听究竟，结果知道是虚构，才放下心来。
３．及时护桥，铁道运输得免中断
１９４９年７月底，当我从邵阳回长沙时，曾任粤汉铁路线区司令。当时任平津铁路局副局长的周武彝忽然来找我。（我和他是唐生智部队中的老同事，一直有来往。）一见之后，他说有一件紧急的事要我马上去办。原来是铁路上的工人告诉他，第一兵团派工兵对粤汉线上的新河铁桥作好了爆破准备，如不及时制止，就会使南北最重要的交通线中断。而周和陈明仁因交情够不上打交道，特托我关说，把所派工兵调回。我如实地告诉了陈，陈马上应诺照办了。
（选自《文史资料精逊第１６册Ｐ２４１—２５６，中国文史出版社）
附:网友的资料(朝天辣椒):参观平江起义旧址有感
今年“七•一”前夕，省馆组织员工到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参观。回家后想写一篇文章记述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几次动笔，几次作罢。原因很简单，有关平江起义的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我再也写不出任何新意。文章没写成，内疚于心，难以释怀。打开电脑反复观看在平江天岳书院参观时拍摄的照片，我似乎在寻找什么……
天岳书院门厅的墙上有块铜质牌匾，上面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7月22日国共和平解放湖南的谈判代表在此接头。”
湖南和平解放，国共两党有两位的重要参与者——余志宏和程星龄。
余志宏，1916年出生，醴陵人，中共地下党员，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初在湖南省政府任专员，次年到湖南大学当讲师。地下党指示他设法做程潜的工作，争取湖南和平起义。此时，余志宏获悉被囚于台湾的进步民主人士、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已获释。程星龄也是醴陵人，他与余志宏彼此熟识。余志宏认为如果把程星龄请回长沙，利用他和程潜的关系做策反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在得到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同意后，余志宏开始了行动。怎么才能把邀请程星龄回湘的信息传递到台湾呢？适逢中山大学同学、地下党员何之光去台湾省亲，余志宏修书一封，托何之光带给程星龄。1948年8月程星龄回到长沙。1949年7月28日，程星龄、李君九（陈明仁的僚属）和地下党员欧阳方由长沙抵达平江天岳书院，见到已于22日先行到达的四野和谈代表。他们是以金明为首席代表，成员有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四野的和谈代表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第一次取得了联系。
唐天际对程星龄做出这样的评价：“程星龄在酝酿（湖南）起义和谈判过程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为地下党当信使，赴台湾请程星龄返湘是何之光。
读书到此，拍案叫绝！
何之光，1980年4月至1983年11月任湖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现已离休，住在省馆宿舍。年过八旬的何馆长，精神矍铄，见到晚辈总是笑容可掬地点头打招呼。在湖南图书馆，在我们身边住着一位曾经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革命老前辈。
湖南和平解放，化干戈为玉帛，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当湖南和平解放五十七年之际，写这篇文章以表达对那些为了起义成功，置生死于度外的前辈们的崇敬之情。同时也了却自己参观平江起义旧址未写文章的内疚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