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２０年代初至年代末，即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到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导致国共破裂时期，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担任中、高级职务的潮汕籍主要人物共有６位，其中有大埔县籍的罗卓英、吴奇伟和范汉杰，罗、吴为保定军校第６期毕业，范是黄埔军校第１期学生，故都成为与保定、黄埔有渊源的蒋介石的嫡系，长期得到蒋的信任与扶掖。惠来县籍的翁照垣，他是抗击日本侵略者名声最著、贡献最大的潮汕人，是１９３１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最力和命令所部向日寇打响第一枪的民族英雄。
上列罗、吴、范均为国民党人士，翁是青年党出身。早年加入中共并在国民革命军担任要职的潮籍人士仅有的两位，第一位是丰顺县籍的徐名鸿，他在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４军第１０师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前夕经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南昌起义时任１１军政治部主任，后参加“福建事变”失败，于１９３４年１月途经广东大埔时遭陈济棠部逮捕杀害；第二位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潮安籍徐光英，他于１９２２年在法国加入中共。这位南昌起义时担任２４师参谋长，广州起义时担任起义军总参谋长的中共重要军事人物，由于个人尤其是历史的原因，几乎被潮汕地方乃至中共党史、军史界遗忘，这是令人遗憾的。
潮汕书籍中语焉不详的“简历”
徐光英，字树屏，１８９９年出生于广东海阳（今潮安）县浮洋徐陇村。徐陇村位于潮安县中部，明代中期，徐姓先祖徐古陇从福建莆田迁此创村，后人以先辈名字将村取名徐陇。该村历史不长，但人文鼎盛，名人辈出，其中还有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共、建国初期担任汕头警备司令部政委的徐扬。
关于徐光英的简历，《汕头市志》、《汕头大博览》、《潮汕百科全书》和１９９２年潮州市志办公室专门收集潮安（含潮州市区）籍古今人物的专著《潮州人物》均有记载，但其中重要环节都写得不清楚，误差甚大。以《潮州人物》为例，关于徐的早期经历是这样叙述的：“光英１８岁（１９１７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认识周恩来、李富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１９２１年，加入由周恩来等创立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转至西班牙攻读军事，获‘陆军博士学位’。”
以上所述，首先是徐光英赴法勤工俭学的时间不准确，徐赴法的时间并非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科技、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感向西方寻求现代文明的需要，但那时我国多数青年学生还没有出国求学的经济能力。为此，以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等为首在北京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以推动我国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运动。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第一批赴法的学生才启程，到１９２０年一年多时间是我国学生赴法的高峰期，全国有１８个省的学生分２０几批共１６００多人奔赴法国。所以，徐光英应是在１９１９年或１９２０年初赴法的，当时潮汕人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潮安籍的詹显哲、澄海籍的许包野等。
上文说徐光英“１９２１年，加入由周恩来等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徐是否加入中共，避开不谈，而《潮汕百科全书》却称徐“１９２１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更离谱了。中共１９２１年７月才创立，哪来３月就入党。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２０年秋，陈独秀委托曾在北京与李大钊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河北献县人张申府，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赴法国，先后发展刘清扬、周恩来，随后刘、周再介绍赵世炎、蔡和森、陈延年、李富春、邓小平、徐光英等加入。在此基础上，１９２１年３月正式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到１９２２年６月才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８月才成立中共旅欧支部，以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这样，原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绝大多数转为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主要人物除上述所列外，还有向警予、蔡畅、罗学赞、张昆弟、李维汉、肖子璋、李立三、刘伯坚、熊雄、陈公培等，徐光英就是在这个时期，即１９２２年８月加入中共的，以此推断，徐光英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加入中共的潮汕人之一。
四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但党内职务不明
１９２７年，在蒋、汪背叛革命后，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以南昌、秋收、广州起义最为著名，在此之前，以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影响最大，在此之后爆发的左右江、渭华、黄麻、平江、宁都起义也甚为壮烈。作为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徐光英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广西左右江起义等四次重大武装起义，这不仅在潮汕人中绝无仅有，而且也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唯一的。
１９２６年１０至１９２７年３月间，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在上海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两次失败，惟第三次取得胜利。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共领导人有谁，常见党史书籍都列举了３位，即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几乎难以找到第４个名字，这是不全面的。其实，当时负责直接指挥起义的是由党中央批准成立的上海工人暴动指挥部，指挥部由５位同志组成，他们是周恩来、赵世炎、徐光英、顾顺章、侯镜如。罗亦农时任江浙区委书记，参加了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但没有参与直接指挥。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浙区委军事部长；赵世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是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的舅父，与周恩来、徐光英同为在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时恰逢在上海；顾顺章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他灵敏过人，精明强干，在上海“五 ”运动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在参加这次起义的几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１年被捕叛变；侯镜如是黄埔军校第１期毕业生，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在潮州笔架山上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时任北伐军的一个团的团长，驻扎浙江嘉兴一带；徐光英当时也参加北伐，在由李济深任军长的第４军担任参谋职务。徐光英和侯镜如都是在北伐途中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又与周恩来熟稔而被电召往上海参与指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徐光英与侯镜如负责起义队伍中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训练工作，向缺乏军事知识的工人讲授队列、巷战和武器使用等知识，并与指挥部的其他成员一起，直接指挥工人武装与敌人作战。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到半年时间，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这次起义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军队、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徐光英参加了这次起义，担任先由叶挺兼后由古勋铭任师长、颜昌颐任党代表的第１１军第２４师参谋长。第１１军的军长和党代表分别由叶挺、聂荣王秦担任，政治部主任由徐名鸿担任，当时２４师是南昌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下辖３个团：第７０团团长古勋铭（兼），第７１团团长欧震，第７２团团长先为我党著名军事家许继慎，后因许打夏斗寅役时负伤，团长由史书元代理。
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南下挺进潮汕，于９月２３、２４日分别攻克潮州、汕头，建立人民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当时被任命为汕头市公安局长的李立三因还在行军途中未到职，前委指定曾在汕头 石中学读过书、对汕头情况熟悉的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长。徐光英立即着手做好维护汕头市区社会治安的稳定工作，镇压乘机抢劫捣乱的流氓，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共领导的又一次重大武装起义。受党的委派，徐光英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位在叶挺、叶剑英之下，在徐向前、陈赓之上。
这次起义以国民革命军第４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主力。教导团是由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而成，由当时担任第４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兼任团长，该团有１２００多人，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或倾向革命的青年，名义上归张发奎管辖，实际上是在叶剑英和曾在第４军工作过的徐光英等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１２月１１日凌晨，起义军兵分３路，东路由叶挺指挥教导团二营突袭驻扎在燕塘、沙河一带的敌主力，解除了两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的武装；中路由徐光英率领教导团第１营和工人赤卫队第１联队，突攻东较场，当场处决了持反动立场的警卫团参谋长和两个连长，徐光英还率兵乘胜攻克广九车站和敌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西路由叶剑英率领教导团第３营攻占驻在肇庆会馆的第４军司令部和军械库。随后，在公安局设立军事委员会指挥部，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下辖３个军，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徐光英任总参谋长，陈赓任副官，徐向前等分任各师师长。
关于徐光英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的缘起，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的一部由叶挺、徐光英率领退往广西打游击，期间赶上参加左右江起义；另一种是说张云逸、邓小平、韦拔群等在筹划左右江起义前夕，中央为充实起义的中共干部，从外地选派一批干部奔赴广西协助张云逸、邓小平工作，其中包括许更生魂、陈豪人、李谦、叶季壮等。徐光英就是属于这一批干部之一。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准确。据有关史料记载，徐光英当时化名徐开先，起义期间主要协助张云逸、邓小平做兵运和军事训练工作。
徐光英参加中共发动的四次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在此过程中，他的身份分明就是中共党员，但查遍党内外文件、资料，关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都没有涉及。其在党内担任何种职务，更无从谈起。个中原因前段不可理解，后段可以理解，即令人困惑的是，１９２９年前党的文件，也看不到徐光英的党内职务，就是下文即述的他受处分那一个文件，谭平山、张国焘等近１０位受处分的同志均有具体的党内职务，唯独徐光英没有。可以理解的是，徐光英参加左右江起义后没有随张云逸、邓小平、许更生魂的部队挺进江西中央苏区，脱离了党组织，那么往后避讳他以前的中共党员身份就不言而喻了。
受党中央处分早年受屈
徐光英是受当年有“左”倾向的党中央处分的第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之一。
１９２７年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起义，但又产生了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在上海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的革命形势，指出了一些正确的口号，阐明了现阶段党的任务。但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以“左”的思想为指导，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无情打击持不同观点或在行动上不符合“左”倾领导人意志的同志。这次可以说是中共成立以来惩处党内高级干部人物最多的一次，其中有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毛泽东、彭公达以及徐光英等１０余人。
据当时党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讯》１９２７年第１３期（油印本）和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一书中作者本人原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决议案中共有１０项处分：第一项，处分谭平山；第二项，处理张国焘在指导南昌起义上的错误；第三项，处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总前委所有成员；第四项原文为：“徐光英同志在汕头市任公安局长（应为代理公安局长，笔者注）时，取缔工人（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注。）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的贫民三人，给予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第五、六、七、八、九、十项是分别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陆沉、符向一、王若飞、杨匏安等同志。
在这一决议的１０项内容中，专门处理涉及南昌起义的占了３项，其中二、三项是分别处理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第四项专列处理徐光英，而且是专指他在汕头市任职期间的“错误”，这十分清楚的表明，当年南昌起义军攻占汕头市这一事件在当时党中央心目中的重大和徐光英当年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委实不低。
起义军占据汕头的时间十分短暂，不可能建立十分完整的行政机构体系，但设置公安局长一职是必不可少的。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起义军退往潮汕的初衷是要以汕头作为临时首都，借助汕头海运的优势，争取苏俄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在这里建立长期的中共政权。故当时公安局长这个重要职务是要由负责全军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担任，但由于李立三率领保卫主力部队在闽粤边界迟滞了几天，加上起义军在三河坝和汤坑战役中遭受重大挫败，李立三因而未到职，由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潮汕籍的徐光英为代理公安局长，履行实际职责。
徐光英捕杀“乘机抢劫的贫民“，其详情不得而知，但从公安局维护治安之责，对扰乱社会秩序者予以处置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为什么还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呢？我们可以从中央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略窥个中原委。决议称：南昌起义“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行所到之地，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的策略，及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掠的贫民”。
显然，当年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对徐光英的处分是不当的。正是由于这次的处理以及往后个人再次遭到挫折抑或其它因素，像本次受处理的部分同志，包括谭平山、陆沉、徐光英等，最后走向离开中共的道路。
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后，徐光英脱离中共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国民党南宁市警备司令，被授予中将军衔，期间，曾暗中支持、掩护广西中共地方组织和越南劳动党的革命活动。皖南事变中老战友叶挺被捕，他曾多次探监并设法营救。１９４７年，赴港做革命联络工作。１９８４年，徐光英因病在香港逝世，终年８５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