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凭自己的有限理解去领导北大的运动的时候，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犯了各种错误，这是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痛心的。 我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是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和到上海去搞串联，参与了对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荻秋(上海串连一事，详情见下一章)。还有，我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此外，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的行动，我也应当承担应负的责任。 1966年11月8日，我在一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领头签了名，表示同意打倒邓小平。据说，这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张贴的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别人写的，我签了名，而且是排在第一个。这是在中央提出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当时以为，这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啊。据说，毛主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还没有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呢。根据这个精神，北大有几位学生和老师就写了这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如下：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 我们认为，我们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56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中，就公开推销赫鲁晓夫集团的黑货，大肆吹捧苏共二十大，大反所谓个人崇拜，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重大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产生了影响。在谈到关于领袖对党的作用时，非但不谈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却大喊反所谓“对个人的神化”，说什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最后则赤裸裸地反对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说什么“个人崇拜是长远的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定的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一九六二年，当我国由于苏修的破坏和天灾的袭击，使经济发生暂时的困难，邓小平便带头大刮资本主义黑风，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搞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一九六四年，我国文化领域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由于周扬之流从中破坏，运动搞得很不彻底，可是就是这样，也大大激怒了邓小平，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老爷的讨伐，公开反对文化革命。据黑帮分子万里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透露，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打仗的，兵演兵。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了。”邓小平自己诬蔑革命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住个小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邓还说什么“学术观点、教学观点不改不要紧，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 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坏四清运动，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扼杀是一个典型事例。 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个彭真，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就是彭真的后台之一邓小平。 一九六五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在彭真的亲自指挥下，前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佩云在会上对北大社教运动疯狂反扑。陆平的反革命言论传到北大后，遭到革命派的愤怒反击，正在陆平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绝境时，这时，一方面彭真出场，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下令停止争论，即所谓“泻两肚子气”，另一方面邓小平则说他“欣赏彭佩云的发言”，夸奖陆平的反革命言论“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继之，就由邓小平招集了所谓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一面自称他看了北大社教的全部简报，但同时却颠倒黑白地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名，一曰：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一开始就以烂掉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争；二曰，没有实行“三结合”(即不与陆平黑帮同流合污)；三曰：在斗争方法上有了严重毛病，(即所谓对陆平黑帮搞了过火斗争)。为了嘉奖陆平彭佩云的反革命“功绩”，会上决定让这两个家伙参加工作队八人领导小组，同时还委托万里这个黑帮分子召开反革命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万里在会上动辄就是总书记如何如何说的，以此来给革命派施加压力。 在三月三日所谓书记处的会议上，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中明文规定：“逐步做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邓小平却擅自决定机关、厂矿、学校的工作队要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结合起来)。这不仅把“逐步”改成“立刻”，而且实际上“三结合”也改成了“二结合”。像陆平之流的黑帮分子，如果工作队一开始就三结合，试想群众又如何发动得起来？结合起来，除了搞反革命还会搞出别的名堂来吗？可见，邓小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国际饭店的反革命会议召开了，陆平被打散了的反革命阶级队伍也算重新拼凑起来了，但工作队的领导权还在革命派手里。因此，要彻底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取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会议，撤了队长张磐石同志，还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起，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罪上加罪，罪莫大焉。 邓小平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革命是铁证如山的，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参与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已破产，但是我们必须痛打落水狗，把他的反动面目予以充分揭露，彻底清算他的罪行，使他永远不得翻身。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大学： 聂元梓 白晨曦 孙蓬一 李清昆 夏剑豸 宋一秀 陈保义 李玉英 杨文娴 徐云影 1966年11月8日 (此文根据的是天津延安军校红卫兵共产主义战斗队翻印件，1966年11月12日) 将邓小平认作党内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大走资派，一目了然，我们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上到处都在说，要打倒邓小平，北大聂元梓都出来了，这对社会上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都是我的严重错误。 还有，康生指示要揪叛徒，我们也执行了，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搞了一些活动。不过，关于“六十一人叛徒案”，我是坚持不去搞的，因为我知道这都是历史，是党中央已经做过组织结论的；在延安整风和“审干”的时候，都已经讲清楚了的。彭真、薄一波那些人有问题，你抓他的现行活动好了，历史问题再查也没有意思。我还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他们是走资派，就给他们的历史随意地定什么叛徒的罪名。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林学院的胡某某，还有他的爱人，战斗队认为他们两人是叛徒，我们也没有给他们做结论，没有定性说他们是叛徒。这是我参加的。对于薄一波，当时有红卫兵说他组织牺盟会是与阎锡山勾结什么的，这件事我顶回去了。我当年就在牺盟会工作过，我知道这件事。我说，牺盟会没有问题。我也是阎锡山组织的同志会的会员，我们参加同志会都是党批准的。所以，后来对立面的“井冈山”反我的时候，其罪状之一，就指责我曾经是薄一波手下的。 还有彭真，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时候，毛主席表扬过彭真，说是晋察冀的工作做得好，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在延安的时候，开七大，毛主席表扬过他。这些情况，青年学生们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对学生说，彭真有什么问题可以查，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轻易地抹煞他的历史。这些话，那些参加揪叛徒战斗队的学生应该还记得。 我们校文革领导的揪叛徒活动，时间并不长，参加人员非常有限，“成绩”很少，很快就解散了。后来的“第二战斗队”，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的揪叛徒行动，我无法负责。 我的错误，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反对朱德的。 当时是听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宣传，说是刘白羽写的《朱德传》有不符合事实的问题，是一本坏书。当时我同意批判《朱德传》中的问题。我以为这是要批判刘白羽的，就同意由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和新北大联合批判该书。但刘白羽写的怎样不符合实际，当时会议没有多讨论，然后我就离开校内工作一段时间。批判《朱德传》的事情，就由在校的人主持。 接下来，我正在校外开会，正在参加筹备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候，发现新北大校刊登出了“朱德是大野心家”的文章。当初讨论批判《朱德传》的时候，并没有说要进一步地把火烧到朱德身上。批判朱德，这显然是严重地错误的。当时我即刻打电话给校文革，要求他们马上收回校刊，检讨错误。我毕竟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干部，对于朱德总司令，我有自己的判断啊。校刊就这样收回了一些；已经发出去的，无论如何，都收不回来了，你向谁去收啊？我所能做的，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可是，后来把北大反对朱德的罪名，还是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根本地违背了事实。我只能承认，参与批判刘白羽和批判《朱德传》是我的错误。 (据北大校史记载，1967年1月23日和2月16日，《新北大》校刊先后刊登题为《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和《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阴谋》，后者并印刷50万份向全国散发。笔者) 后来开“九大”的时候，开了一个小会，批判朱德，我就没有发言。朱毛朱毛，没有朱就没有毛。对于历史，我是非常尊重的。就是朱德有什么错误，这是党内的问题，用不着这么批判到这时候，全党都批判完了，就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这使我感到不对头。 我那时候已经提出了和中央文革相对立的口号，反左不反右，但是，我没有勇气讲别的，没有勇气再进一步。“九大”就是搞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这还不够，还要搞朱德。我当时对毛主席也没有更多的认识，就是觉得，党内老同志都批判完了，贺龙、彭德怀他们这样地挨整，毛主席应该去看一看，看一眼也好，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不该这么无情地打击。错误归错误，人情和友谊还应该讲吧。我认为毛主席太独了。还有，对刘少奇，戴了一堆帽子，当年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一说有问题，就都呼拉呼拉地揭发出来了？江青曾经对我讲过许多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即使是在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以后，我也没有重复过江青“揭露”刘少奇的任何内容。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情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兼答季羡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