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胜杰 文章来源：CsRx.Net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3
人物小传：魏鸿祥，1928年5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人，1944年加入第四方面军特务团，1945年提升为准尉特务长，4月参加了湘西会战，8月被抽调到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负责会务工作。之后，随部队在长沙、武汉、济南等地接受日军投降。1949年10月以后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云南军区兵要队参加中缅国界线实地勘察。1952年7月转业到潮安设计院，1959年调入汕头专署建工局，1965年调入汕头地委化工办，1979年调汕头地区建设银行工作，1981年7月被省建行评为工程师。1986年退休。 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举世瞩目的侵华日军洽降会议在湖南芷江七里桥举行，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这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从而写下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最光辉的一页。 八年国难记倭仇，半纪扬眉数九洲。 历尽艰辛与伟业，毋忘血泪写春秋。 在湘西芷江受降碑林里，这首作于1995年8月21日镌刻在石碑上的诗文是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当年参与芷江受降的有功人员魏鸿祥所作，他是中国大陆目前唯一健在的这段历史见证人。 近日，为采访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记者在汕头市区几经打听找到了魏鸿祥老人。已78岁的魏老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讲起当年的情形，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神采飞扬，眉目间显现出异样的光彩，“半纪扬眉数九洲，我很自豪，我见证了当年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在魏老的家里，老人给我们拿出了很多当年的历史证物。他说：“当年我们一起参加受降仪式的人员，在中国大陆目前就剩下我一个了。毋忘血泪写春秋，我有责任把当年我的所见所闻，完整地告诉世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魏老的讲述，把我们再次带回到了60年前欢庆胜利的场面，受降仪式背后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负责接应日本降使的陈应庄少将和参谋陈昭凯上校，在接机的前一刻换上了少校军衔 1945年8月21日，芷江机场秋高气爽，碧空万里。上午11时，机尾系着长长的红布条标志的日本降机，在3架中国军机的偕行下缓缓降落。瞬间，数千名中美官兵、记者蜂拥而上，有的拍照，有的跑上前去撕扯红布作为留念。 布满弹痕的日本降机缓缓打开机门，日本洽降使、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陈应庄和陈昭凯上前询问今井武夫。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直领导我们“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的国民党新6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和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陈昭凯上校，在那一刻都换上了少校军衔。后来才知道，考虑到军衔对等原则，陈应庄和陈昭凯奉命在接机前换上了少校军衔。当时的芷江基本聚集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全部精英，从这也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这个事件的高度重视。 陈应庄先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随即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在陈应庄引导下，7名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的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尽管沿途有宪兵把守，但老百姓依然高喊着“打倒日本鬼子”、“审判战犯”的口号，不断拿石块砸向日本降使乘坐的吉普车 从机场前往会场的10多公里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沿途尽管有宪兵把守，但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 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他们，很多石块打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宪兵进行制止时，老百姓就骂宪兵，“你们还保护他们？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呀？”、“你们有没有良心？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呀？” 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了面带戚容、脸色惨白。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今井武夫高昂的脑袋这时也略微低了下来，与其随行的人员更是把头沉得低低的。这段路程对于我们来说太短，但于日本降使来说，却是不短…… 经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再三请求，何应钦特别批准他可以佩刀参加受降签字仪式 就在今井抵达住处后不久，日方译员木村辰男递上了今井武夫要求佩戴日本军刀参加受降签字仪式的请求。我还记得，当日木村就一直强调什么“刀在人在，刀不在人不在”的话语。 由于事出紧急，又没有先例可循，指挥部立即予以驳回，要求受降时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没想到今井亲自手持申请，再次来请求。 “作为帝国军人来说，对此种随身武器抱有极深切的眷恋不舍之情，我恳切希望贵方不要进行过早的处理，特请向何总司令及贵国最高统帅予以转达。” 今井的申请一直递送到了当时就在会场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手里。 面对今井的再三请求，何应钦参照当时德军投降的先例和国际惯例，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原则，最终经请示蒋介石同意，由何应钦特别批准了今井武夫可以佩刀参加受降签字仪式。在以后的受降过程中，日军有一定级别的日本军官都佩刀参加受降。 隔着玻璃，挤在走廊里，我们五六个会务人员亲眼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公元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投降签字典礼正式开始。 受降会场是一栋黑色双层结构的西式平房，会场的布置我们按当时国民党标准礼堂布置，庄严简朴，没有任何装饰。还记得当时由于观礼人员的突然增多，桌椅不够，我们在周围的邻县进行紧急调运，在会议前的几个小时内才最终完成布置。会场内的墙上悬挂孙中山像和“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横联和条幅，下方是“总理遗训”、“军人读训”。 当天的受降仪式盛况空前，光文武官员和政要就挤满会场，再加上士兵、140多名中外记者，从走廊一直到房屋的外面都是观礼的人员。我们五六个会务人员没有资格进入会场，只能挤在走廊上，隔着窗子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陈应庄把今井武夫一行4人带到会场。今井一行走到位于会场中心的投降代表席前，脱帽、立正，向会场中央上方的中方代表萧毅肃等鞠躬，萧等并没有起立，而只是点头答礼。在验明降使的身份后，今井交出了日军的兵力配置图，萧毅肃宣读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随后在承受书上签名盖章。 历史性的日军投降仪式持续不过40多分钟。4时50分，日本降使起身鞠躬，退出会场。就在人们退出会场时，七里桥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当时我们指着天空一阵欢呼，“快看，彩虹，七色的彩虹！” 我至今仍然相信那道彩虹代表的是和平，它是和平之神，是让我们永远停止战争、企愿和平之神！ 临行前，今井武夫一行深深向我们鞠躬，表示没有受到人格上的侮辱，并得到周到细致的照顾，万分感激 事实上，受降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的。当时的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 23日下午1时，今井一行就要乘机返回。没想到，今井武夫在宪兵的护送下，专门来到我们会务组，向我们表示感谢。还记得，今井带着随行人员进入办公室后，就对着我们深深地鞠躬。译员木村辰男用中文表达了感谢之情！大概的意思是，在受降期间，他们并没有受到人格上的侮辱，得到了生活起居上周到细致的照顾，万分感激。 今井的举动当时震惊了我们，但是看了以后出版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记录，“降使一行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内心中充满了绝望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作为战败国使节，我们等于铐着双手来中国投降”，也就能理解当时他们那种惶惶然的心态了。 其实，筹备处总干事赵汝汉早就下达过严令，不得对日本降使进行言语、行为上侮辱，甚至不能讲话。为了准备他们的住所，我们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那里原来是空军地勤人员住的两栋木板平房，为标识是投降之意，我们在灰色墙壁上刷上了两个白色的大“十”字，外面有严密的宪兵把守。 他们住的是一个两间房的套间，今井住一间，3名随行人员住一间，机组人员另外住在一起。当时的准备很紧张，经过3天突击装修，房内陈设布置得简单、干净、整洁，被褥、席子和日常用品都是全新的，还安装了临时浴缸。今井要求穿木拖鞋，由于无法找到，我们就为他临时提供了两双新布鞋。 今井一行住进去后，连吃饭都在房间里，还记得他们吃的跟我们工作人员一样，四菜一汤，并没有特殊待遇，每次送进去的饭菜他们都吃个精光。除了开会商谈外，他们就很少出来，他们在房间里相互之间也很少讲话。 下午2时，载着今井的降机缓缓飞离芷江。他来的时候热闹异常，走的时候却冷冷清清，空旷的机场上只有马达的轰鸣声。直到这时我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当晚7时，何应钦在芷江空军驻地举行庆祝胜利和平鸡尾酒会。参加者有党政军要员、中外记者200多人，作为会务人员我有幸也参加宴会。欢庆胜利的场面异常热烈而轻松，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快气氛中，脸上从始至终都挂满了笑容。那年我刚满18岁，是职衔最低的准尉军官，却和王耀武等众多高级将领把酒，那盛况至今留在我记忆深处。 “米索、米索拉、拉米索”，军乐声声中，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为胜利而醉！为和平而醉！本报记者尤小年 通讯员高叙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