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9：
慎靓王七年（癸丑，公元前三零八年）秦、魏会于应。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魏，令向寿还，谓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王迎甘茂于息壤而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其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听也，请与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甘茂、长封帅师伐宜阳。
慎靓王八年（甲寅，公元前三零七年）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
评说19：
秦王让甘茂约魏国一起打韩国。甘茂去了魏国，又回头不攻韩国了。秦王到息壤问甘茂为什么不去打，甘茂说，我去打不要紧，问题是攻韩不是一下子可以拿下来的，我又是个外臣，樗里子和公孙奭一定会在后边议论我，你听了就会把我往回调，失信于魏国。甘茂还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说曾参母亲反复听到谣言误以为曾参真的杀人了。另一个说的是乐毅攻打中山国三年，攻下后回来，魏王送给他一大筐诽谤他的报告，知道魏王在后边为他顶住很多压力，否则他根本无法攻下中山。甘茂以正反两个故事，求秦王给他攻宜阳的全权。
秦王听了甘茂的担心，就与甘茂立下誓言，决不听樗里子和公孙奭的争议。甘茂攻宜阳五个月没攻下来，樗里子和公孙奭果然议论甘茂的不是，秦王果然招甘茂回来准备罢兵。甘茂问，你在息壤立的誓言还算数吗？秦王才回过味来，又给甘茂增兵。结果甘茂攻陷宜阳，迫使韩公入秦求和。
原文20：
秦武王好以力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族孟说。武王无子，异母弟稷为质于燕。国人逆而立之，是为昭襄王。昭襄王母羋八子，楚女也，实宣太后。
慎靓王九年（乙卯，公元前三零六年）秦昭王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于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与魏讲而罢兵。甘茂奔齐。
评说20：
秦武王喜欢竞技健身，举重一口气憋不上来就死了。他又没儿子，秦国就将他在燕国做人质的弟弟迎回来立为秦昭王。
昭王用向寿守宜阳，又命令樗里子和甘茂攻打魏国。甘茂说服昭王将武遂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奭反对，但昭王还是按甘茂的建议还了武遂。向寿和公孙奭因此忌恨甘茂，散布甘茂的坏话，甘茂畏惧而逃到齐国，樗里子也就与魏国讲和罢兵了。
甘茂出身贫贱，是下蔡一个书童，由于学习好，后来到秦国做官，其孙甘罗是神童，12岁被拜为上卿。樗里子是秦惠王的弟弟，也就是武王和昭王的叔叔，他母亲是韩国人, 所以甘茂攻韩前就知道樗里子要坏他的攻韩大事。史记称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叫他“智囊”。秦武王时，甘茂是左丞相，樗里子是右丞相。向寿是宣太后（昭王母亲）的外族，从小与昭王玩大的。宣太后是楚国人，楚国与韩国有仇。
这段故事类似今天中国的很多事情，人才甘茂很无奈，最终离开了秦国，是秦国一大损失。两千年来，文人墨客，对类似的问题评论很多，最容易的结论就是指责向寿和公孙奭小人，造谣陷害了甘茂。把办不好的事归咎与某人邪恶是太方便的理论了，但方便的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至今小人得势、人才埋没，仍然是困扰中国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得从人类社会行为规律说起。儒教两千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不承认社会利益有多元性。断事只看善恶是非，不看利益冲突和组合。如果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合理性，那么利益冲突就不是善恶是非可以解决的，而要靠制度设计来制约利益冲突。
社会有复杂的结构，结构形成机制之一是利益。利益有一个层次构架，由血缘、地域、阶层、组织等等集团和个体利益。如兄弟可能会打架，但会团结一起斗仇家，两仇家会闹纠纷也会合作一起斗外村、斗外姓、斗外族，血缘地域相邻的利益冲突会让位于血缘地域远隔的利益冲突。如老毛就指出，抗争时期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地主和农民可以同心协力打日本。
然而，社会结构并不是层次单调线性的。如秦韩争战，应该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恩怨，无奈樗里子的母亲是韩国人，而且樗里子还是武王的叔叔。樗里子本人处于许多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作为亲人血缘关系，他要反对攻韩，作为秦国王叔，他应该协助攻韩。但由于母亲是直系血缘，他最终还是跳出来说甘茂攻韩的坏话。樗里子与甘茂一起攻魏，为防止韩魏联横，甘茂请求把武遂还给韩国，偏偏向寿母亲是楚国人，记恨韩国，对此事不满，攻击甘茂。没有制度制约这些利益冲突，甘茂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被迫离开秦国。
中国朝政，拒绝妇女干政，实际是一种防止利益冲突得规避制度，不能简单用歧视妇女来解释。如果简单将拒绝妇女干政解释为歧视妇女，就把规避制度忽略了。古代外交，联姻是重要手段，主要由妇女承担，一个公主联姻顶几十万大军，不能说是不重用妇女。但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妇女的血缘利益就与国家利益冲突，此时妇女干政就容易导致损害国家利益的决策。
甘茂领兵攻韩，当然需要有人监督。掌握如此大的国家资源和权力，怎能要求秦武王不听别人议论呢。为君的不是要兼听则明吗？但担任监督审计甘茂之人，一定要与韩国无任何瓜葛，尤其不能让樗里子担当此任，即使秦王征求樗里子的意见时，樗里子都应该以规避为理由拒绝回答。甘茂请归还武遂给韩，向寿也应该以家人与韩国有仇的理由而规避这一决策过程。像魏王这种收一大筐诽谤乐毅的报告而力挺乐毅的方法，是人制而非法制。制度不建立，秦武王死了，换了秦昭王就犯错误了。
中国很多事情办不好是由于缺失规避制度引起的。西方公司或政府部门，一般都避免夫妇在同一单位，就是一种规避制度。但中国同一政府部门内部，同一事业单位内部，夫妇一起的比比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也是有法不依、有禁不止、腐败丛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