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共产党
（一）
“气数未尽”系列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说：你清楚地回答了中共何以八九之后延续至今的问题，现在我们更想问的是，这种气数可以永续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问题是：要多久？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今天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困境、痛苦和可能的选择。我用的这个标题，脱胎自我十八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被认为是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也是我一生都能记住的若干本书之一。九十年代初在巴黎遇到作者何博传，我曾当面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他当时关于“发展观”的表述，中共领导人好像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刚开始有点明白。
记得我当时问他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他说这要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传统的提高GDP、扩充能源、拉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应当搞；但是从现代的注重生态、人的生存环境和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不应当搞。分手的时候，我特别问道：“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这就不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坐在火山上、抱着炸药桶？说实在，都不过分。说它是山坳上的共产党，更能说明它现在险象环生、时时刻刻可能摔下山去粉身碎骨的险境。
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的困境。邓小平用“不争论”，糊弄了十七年，还能继续糊弄下去吗？我看很难。中国历来讲“名”要正，“言”才能顺。一个“物权法”，酝酿十年，临门一脚，让北大一个教授挡住了。他捧着宪法，跑到人大去理论。话说得很煽情：“难道穷人的打狗棍，要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受到保护吗？”他给“物权法”加了三顶帽子：违宪；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物权法”，而是这一事件本身，有相当重要的指标意义：“不争论”的糊弄办法，看来已经走到尽头了。而一旦争论起来，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如何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网上有一位朋友，谦虚地自称“闻道迟”。他把一九六三年中苏论战时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重贴了出来。今天读起来，别有一番情趣。要特别提一句，当年操盘写《九评》的，正是邓大人。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法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差不多三十年后，有个左派大人物，也引经据典了一番，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中国：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工 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 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一百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干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2000元，工业雇工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 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 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于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以上还只是十二年前的情况，到如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我们完全可以仿照小平同志当年组织写的《九评》，写一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今天的中国搞的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普天下都心知肚明，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却要骗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许争论。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以骗一时，但你不可能骗一世。北大的教授出来发难，不过是冰山一角。到亿万工人农民也起来发难的时候，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就算按照你们在宪法里规定要服从的马列主义，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上层建筑难道不应当跟着变一变吗？经济基础的变是经济改革的结果，上层建筑的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你们非要等到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的那一天吗？
（二）
文革结束的时候，面对当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局面，陈云有个内部讲话。他说：怎么办？无非是三条路。一是硬着头皮顶，我看是顶不下去了；二是换旗，这样做震动太大，许多老同志那里也通不过；三就是改革，不改革共产党就没有出路。他这里讲的改革，当然只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在鸟笼里的改革；他讲的换旗，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陈云也算是共产党里头难得的明白人。后来有些研究党史的人争论提出“改革”的首创权的问题，即源于此。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的是“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军功章里，有邓的一半，也有陈的一半。因此在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里，才会有“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的记述。
共产党打天下用了二十八年；从七八年提出“改革开放”到今天，差不多又是二十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没有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跛脚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腐败，它们是联体婴。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气数，取决于“繁荣”和“腐败”速度的比较，繁荣得快，就能苟延残喘；腐败得快，气数就到了尽头。一般来说，“繁荣”的增长是算术级数，而且是有限级数；“腐败”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更是无限级数。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弦更张，抓紧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气数肯定要绝。
还是那个左派，十二年前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作过这样的总结：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经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9-12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l倍；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11倍。1993年9-12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十二年以来，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又上了三个台阶，犯案的从厅（局）级，上升到省（部）级、中央级、国家领导人级；涉案金额则上了四个台阶，从数万元，上升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元。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千上万的抓了、关了、判了、杀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在滋长。这样的共产党，还有救吗？“至今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其实陈云早就点明了，就是要“换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年不敢“换旗”，是怕震动太大；如今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要引发地震了。
腐败这种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凡是有权力的存在的地方，都会孳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西方到东方，从富国到穷国，都没有例外。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腐败；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腐败，区别在于有没有解药。
（说起解药，我这里插一段题外话：当年在江湖上混，一些“小毛泽东”们恨我恨得牙痒痒的，放出话来，对付万润南那种人，明枪打不过他，就用暗箭；暗箭射不倒，就在箭头上蘸毒，而且还不能给解药。所以虽然伤痕累累，还算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如今一不小心又掉进丛林里，芦笛兄诚恳地告诫我网络江湖的险恶，担心我因老眼昏花、手脚慢而吃亏。对芦兄这番好意，这里就谢过了。）
民主国家反腐败靠的是制度。一个七十岁的美国退休警官，Robert Vernon，五次去中国，传授反腐的经验和心得。外来的洋和尚，自然好念经。他也确实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例如他讲到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他还认为：“对每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反腐败，应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比较短期的，二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让孩子们从很小时候开始，就明辨是非，这比从技术角度反腐败更为重要。”
问题是，大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些经验共产党学得了吗？领导的决心，首先是改革政治体制的决心；信息透明，你们敢让民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吗？好的制度，一个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十七年前赵紫阳就主张搞，到现在你们的政治局还通不过。你们怕什么呢？社会的共识，现在的社会没有共识，只有怨愤。你们怕这怕那，难道就不怕民怨的火山总暴发吗？
（三）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给出了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种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的边缘。
分配不公引发的民怨有多深？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统计：一是老百姓的上访。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1500倍。所以有人惊呼：“这是不是我们社会的不稳定也增加了1500倍？”二是在本地抗争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抗争往往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常常演化为暴力抗争。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3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内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万起，创造了历史新高。
沸腾的民怨在新左派那里找到了代言人。有一个郎咸平，在各种场合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当红明星，被一些人和媒体称为“最大的英雄、惟一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他的讲话相当有煽动力：“中国国企改革蠹虫施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今天我们所处的局面，是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贫穷。”
“必须用严刑峻法来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五千年来没这么坏过”。
这一切都说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与其说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歧路，不如说它已经走上了绝路。左派们风风火火，改革派们也不能偃旗息鼓。于是就有了最近的新西山会议。
安魂曲在网上转贴的那篇《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记录》，很值得一读。座谈会是今年3月4日在西山开的，出面召集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这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会长高尚全，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在应该早已从第一线退下来了。以退休之身，还如此忧国忧民，让我感佩，也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十八年前，国家体改委召集过一次国家三、五、八发展规划的研讨会，也是由高尚全主持。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由体改委、体改所、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别提出的七套方案。参加讨论的主要是这七个提案单位的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企业界的人参加，国企的首钢和民企的四通。此类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主要是去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当面领教了李鹏的弱智；二是邀请了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加盟四通。
研讨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鹏总理汇报这七个方案的要点。七个方案的作者在前排汇报，我们在后排旁听。讲解北大方案的是厉以宁教授。他把筹集资金的方式归纳为水、木、金、火、土五个渠道。水，是指从海外引资；木，是指住房商品化；金，是指动用黄金储备；火，是指出售冒烟的工厂；土，是指土地的有偿使用。到底是大教授，把枯燥的经济问题讲得如此生动活泼。在谈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时，他建议在缴纳一定的城市基本设施使用费后给与居留权。这时候李鹏插话了：“这不是报纸上批评过的买卖户口吗？”厉教授没料想到我们总理的理解能力仅限于读报水平，一时给闷在那里，半天没缓过气来。
曹思源来四通后创办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后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这里且按下不表。
历史上有过一次西山会议，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同左派划清界线，结果是“清共”；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学者要清算新左派，结果是谁清算掉谁，还在未定之天。
在这次新西山会议上，有许多发言极为精彩。例如李曙光明确提出：“改革”已经不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坚”攻的是政治制度。“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贺卫方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其言论的大胆、鲜明，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会上有人把共产党同市场的结合比作“结婚”，马上有人反对，因为名不正，所以只能算是“通奸”。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前十年是“调情”，后十八年是“通奸”，这样的苟且，还能继续下去吗？
出路在哪里？其实方向大家都很明确，今天的中国再不搞政治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了。问题是怎么搞？要不翻车，还要能走得出困境，可谓是世纪难题。网上有朋友认为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八九年的教训，如今中共内部再也没有人敢做戈尔巴乔夫或赵紫阳了。其实，机会永远会有，得看你的眼光和手段。
（四）
如果我有机会参加西山会议……
嗨，干吗要“如果”？我们自己就在这里开一个西山会议的会外会。
时间：从本月今日此时此刻起，直到没有人再想发言止；
地点：网络虚拟空间；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
参加人：所有对此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下面是我的发言：
首先，我赞成高会长的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要出来讲话。国有纷争，最高领导人要出来“明定国是”。讲话内容光提“三个不要”太消极，要明确地宣示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了。为了使这一宣示更有权威，可以把小平同志抬出来，说明这是小平同志20年前的政治遗嘱。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见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网上有朋友建议我引用领导人讲话要注明出处，以免背上造谣的嫌疑，故特此说明。）
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起步？要从两件最根本的事情入手：修改宪法和党章。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制成分、阶级关系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我们的宪法也要“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章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否则，反对改革的人动不动就搬出宪法和党章来和我们理论，很被动嘛。修改了宪法和党章，我们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的联姻也就成为合法夫妻。这样就不会有人在背后说我们是“通奸”。另外，借了修改党章的机会，根据社团法赶紧把注册登记补办了，否则堂堂的“伟光正”，让人说成是“黑户口”、“私生子”，很难听啊。修改宪法和党章，是两项重大的政改工程，我们的同志且不可掉以轻心。要酝酿得充分些，时间安排得从容些。等条件成熟了，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召开全国制宪会议。要学学人家美国先贤们制宪时的那种认真和远见卓识。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同世界接轨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也要考虑同世界接轨。这是确保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们这一代人，责任重大啊。
中国是个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改方案的出台要非常谨慎。各地区经济改革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切忌搞什么“一刀切”的办法、“一揽子”的方案。小平同志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按照同样的思路，是不是也可以提这样一个口号：“让一部分地区先民主起来”。选什么样的地区，很需要一点政治智慧。首先，要选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否则没有示范意义。但要避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地区。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万一出点问题影响了珠三角或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势头，人们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样要避开环渤海地区，这里离中央太近，出了问题社会影响太坏。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可以考虑的地区，那就是福建省。
为什么选福建省，这也同我们处理两岸问题的战略思考有关。目前我们面对两岸问题时实际上很被动。我们本来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小平同志说过：五十年不变；台湾问题，主席说过：一百年不要管。当前我们只谋求在大陆地区“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只要对方不亮明了旗帜独立，其余的我们都可以忍，我们只求维持现状。对岸有些政客吃定了我们这一点，用他们的话来讲，叫“吃人够够”，不断的弄出点麻烦来，从两国论，到终统论，一脉相承。我们这边说话的声音大一点，反倒帮了他们的忙。我们只好请美国人出来帮我们管，但这样一来，就把现状的解释权交到了美国人手里。李敖同志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台湾好比大陆的睾丸，现在让美国人捏在手里。同志们，被动啊。
是的，我们在这边摆了七百颗导弹，那是用来威慑、就是用来吓唬人的。兵者乃天下之凶器，仁者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绝不能轻启战端，真打起来，美国人出手就会是天下大乱；即使不出手，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是免不了的，中国仁人志士百年奋斗的努力、我党二十八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全部付诸东流，中国的富强与繁荣，也成了一场永远无法圆的梦。两岸从此结下血仇，一百年都化解不了。同志们，被动啊。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同时顺便把台湾这几年政治民主化的经验学过来？我提一条处理两岸关系的新八字方针：不取反与、以大“师”小。为什么老想着要把人家统过来呢？像张维迎同志所提倡的那样，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把偌大一个福建省的治权交过去，请他们来当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师，实行“一国良制”，不是更好吗？本来十分凶险的台湾海峡，从此将成为和平安谧的内湖。平心而论，这主意确实高明。
这么高明的主意，本人不敢掠美，其创意出自当年邓小平改革派阵营的一员大将、八十年代初在福建主政的项南。当年他曾向邓小平提议：把福建交给蒋经国；把西藏交给达赖喇嘛。我常常暗自感叹：共产党里有高人哪。我心目中的高人，项南是其中之一。
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番薯’过海”。当年，我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说成是四化：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沿海广东化、内地沿海化。现在我们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设想为三化：福建台湾化，沿海福建化、内地沿海化。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生出一番感慨来：香港和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曾经是我们的百年耻辱。没想到这两个地区，在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分别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真是造化弄人哪。
（五）
跛脚的改革带来腐败，腐败造成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引发民怨沸腾，新左派挟民怨向改革派发难，改革派聚集在西山筹划对策。这就是当前这场争论的由来和西山会议的背景。改革派的对策如果还停留在继续和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他们的路就走到头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腐败现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现象，遏制腐败只能依靠对权力的约束和制衡。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这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平同志当年要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只能是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舍此没有更好的选择。“多党制”是在政治生活中引进竞争机制；“议会制”是引进民意监督机制。当年唐克请我吃饭，问我为什么四通办得这样好？我说因为我们是“泥饭碗”，只有干得好才有饭吃。我话题一转，对他说：你们共产党也应当是“泥饭碗”，只有干得好才能在台上执政，干不好就应当换人。他听了我的奇谈怪论，眼珠子转了两下，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回答：“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是泥饭碗？共产党是抢饭碗的！”
共产党从打天下时代的“抢饭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到现在市场经济时代要改为“泥饭碗”——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如何从目前一党专政的局面，形成多党竞争的格局，许多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有人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也有人希望现在所谓的民主党派转型。但前者要考量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和由此带来高额的社会成本；后者可能多半要失望，把没有根的东西从花瓶里移植到院子外，其存活的几率大约是零。我这里提一种另类的思考：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宽点、历史的回顾更纵深些，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有两党的竞争和合作，这就是源出同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上的恩怨，随着连宋的登陆，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当时网上流传一首《娘，大哥他回来了》，写得相当感人。在共产党埋头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从威权到民主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兄弟俩何不再合作一把？
全面合作有难度，弄不好会天下大乱。我们先划出一小块地盘，在福建搞两党民主政治的试点。我们先让大哥渡过海峡来落个脚。国民党有台湾经验和小马哥的清新形象；共产党有全国执政的优势和胡温的亲民形象。一个是过海龙，一个是地头蛇。倾两岸的资源，合两党的精英，把福建搞得有模有样了，我们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届时中国民主政治有成，将是中国百年宪政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一个漂亮的句号。问题是：共产党，你有这样的气度吗？国民党，你准备好了吗？
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气度。远在民进党上台前，我当面问过焦仁和，一位和马英九同样漂亮的国民党精英，“你们想过有一天要失去执政地位吗？”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政党轮替，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民党不经过失去政权，丢不掉沉重的历史包袱；民进党不经过执政，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议会制”，其实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架构。人大和政协，可以成为两院的雏形。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把它办成了名人俱乐部，春晚是老百姓一年一度的大联欢，两会则是名人们一年一度的大Party。当年我把曹思源请到四通来办社会发展研究所，他竭力鼓吹的一条就是人大的改革：如何使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在八九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他领导的研究所更开创了院外活动的先河，企图促成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结果是他被请到了秦城监狱。
这两件事当中，“多党制”是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议会”就会成为吵架的地方，甚至是打架的地方，想开Party，大概是没有门了。
我注意到前任和现任的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表示了对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坚决拒绝。不要紧的，为了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我在第一篇中特别引用了当年《九评》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让他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小平同志当年是如何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后来又是怎样搞改革开放的。这才是政治家的风范。“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是圣训，要“与时俱进”，这是今训。一代人要做一代人该做的事情。经济体制改革，前一代已经做到头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你们这一代该做的事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