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
作者：追梦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几天前，一个45岁的女士到实验室来做运动实验，目的是测量自己的心脏对压力的承受力，因为要做人工受精，生孩子。言谈中了解到，她刚刚在6个月前生了一个小男孩，也是人工受精得来的，但考虑到自己和丈夫年龄较大，担心等自己老了，去世了，这个小男孩会感到孤单寂寞，就决定再生一个，与他为伴。但因为过了45岁，要承受更大的风险，为安全起见，操作前就就必须做比前一次更多的检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为儿女想的真实太周到了。也许是为了同样的理由，父母生了我们姐妹四个，姐姐，妹妹，弟弟和我。我们的童年虽没有漂亮的薪衣玩具，没有可以过瘾的鸡鸭鱼肉，但有兄弟姐妹为伴，过得却是很愉快，很幸福。
姊妹四人中，姐姐最能干，妹妹最漂亮，弟弟最聪明，而我是最普通的一个。
我的姐姐是家中的老大，也是我们姊妹心中信得过的大姐。从小，无论什么事，我们都是听大姐的。那时，父母整日忙于工作，有时甚至不住在家里，家里陪伴和照料我们的是外婆，而姐姐就是那个帮助外婆管理家政及我们的小助手。记忆中的姐姐，总是那么强壮，那么能干。
在姐姐上小学时，那时家里还没有自来水和蜂窝煤，她就已经可以自己拉着几十公斤重的人力车去买水，买煤，而且还要负责和煤，做煤饼，以供家里做饭用。后来，家里开始使用蜂窝煤，姐姐又是帮助爸爸做煤球的主力。另外，像做饭，洗菜，洗衣服这些日常的家务事都是姐姐在帮助外婆和父母来做，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可没有洗衣机，全靠姐姐的两只手，在搓衣板上不停的来回揉搓来祛除衣服，床单上的污垢。夏天还好说，但在冬天，水是刺骨的冷，姐姐的双手常常被冻得红红的，有时还咧着大口子，可真不是一件好玩的工作。但姐姐没有埋怨过，是那么的任劳任怨。不光是帮助家里做这些繁重的家务事，仅仅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还要管理我和妹妹，弟弟的日常生活。要每天帮我和妹妹梳头，负责督促弟弟妹妹做适当的家务，按时上学等等。幼时的姐姐在我的心中是很坚强，很能干的。有时我真的想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能干，为什么那么不嫌辛苦。
幼时的我们，每年的暑假都是要到外婆在农村的老家过的。因为当时的交通极其困难，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没有通汽车，而我们所住的县城距外婆老家的县城大概有100公里路程，为了带外婆和我们姊妹四个回老家度假，小舅舅就得拉着人力车从唐河县走到社旗县，然后再拉着满满一车的行李和坐在车上的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回唐河老家。路上，我们姐妹轮流下车帮忙拉车，但姐姐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拉纤，总是在路上与舅舅一起拉着我们走。
在舅舅家的暑假，也是我们姐妹到农田干活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的农活通常是在麦收季节下地拣拾大人们收麦后遗漏下来的麦子，或是到棉花地里摘成熟的棉花。有时我们也到红薯地里去帮助大人翻红薯叶，就是将红薯叶爬在地上而生长的小根拔出，翻过来将其放置在地上，但不伤害它的主根。一个季节需要数次这样的翻叶，据说可以减少一颗红薯叶子可以生长的红薯的数量，从而使那个生长在根部的红薯可以长大，提高产量。这些都是比较轻松，也是我们认为很有乐趣的事情。那时农民都是拿工分为公社种田，我们的劳动就是单纯的贡献，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我们很乐意跟着大人们一起起哄，觉得很好玩。有时我们还可以在农田里呆蚂蚱，捉蟋蟀，甚至在大人们犁地时跟在背后找土壤里的棕色的昆虫的螎子，我们称它们为“摇头虫”，因为它们只有身体，没有四肢，只有尖尖的脑袋可以来回摇动，加上滑溜溜的身体，很是可爱。晚上回家，我们还常常要外婆把我们拣到的摇头虫和逮到的蚂蚱洗净，用盐和油炒了来过嘴瘾。不管是拾麦子，摘棉花，还是逮蚂蚱，捉蟋蟀，姐姐的收获总是最多的。
在农村，我们做的唯一的有助于家里的事，就是到地里拔草。那时的农村，人们做饭还使用地锅，就是人们自己用砖或土培垒起来的，在上面可以放上大大的铁锅，下面可以用木柴烧火的炉灶。木柴在地处平原的河南农村是既贵又难以找到的，人们都是使用麦草和将收割来的杂草晒干后作为能源，我们姐妹太小，不宜使用镰刀，因此，用手拔草就成了我们可以为家里的能源作点贡献的唯一方法。而且收获到的杂草因为品种不同，也就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有一种草，被称为“喀吧草”的，是我们最喜欢拔的，因为这种草除了晒干后产量变化不大外，烧起来火也很旺，而且发出“喀吧”“喀吧”的声音，很过瘾。
我们常常是在午休后每人带一个绳子到地里去拔草，傍晚将自己拔的草打捆，背在背上收工回家 。那时弟弟还小，通常是我们姐妹三人出去拔草。我们都各自把自
己拔的草堆成一堆，有时还在草堆上翻跟头，真是快乐无比。每当黄昏将近，要回家时，我们都将自己的收获拍压成一扇一扇的，然后将它们叠罗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大的草垛，然后用带来的绳子将其捆绑起来，再用一条短绳系成一个背带，将草垛背在背上往回走。往往是姐姐的草垛大得几乎将她整个的人都掩没了，而我和妹妹的却很小。走在回村的路上，常常碰到村子里的那些舅舅和阿姨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爱开玩笑的舅舅们总是朝着我们做些怪动作，口里并发出怪怪的驱赶老鹰的声音。后来，才听外婆说，他们是在善意的笑我和妹妹背上的与姐姐比较起来实在是太小太小的草垛，驱赶老鹰的姿势和叫声，是洋装怕老鹰将我们肩上的小草垛给叼走了。不知为什么，明白了他们的所为后，我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大大的伤害，我觉得他们是在看不起我。因为我认为妹妹年龄小，拔的草少情有可原，而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我的。内心的自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姐姐的能干不仅表现在吃苦耐劳上，她还特别的心灵手巧。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全家老少的毛衣，毛裤包了下来，还给我们姊妹们织袜子和手套。姐姐爱漂亮，但那时候家里困难，没有钱给我们买漂亮衣服，我们姐妹穿的都是父母的旧衣服或是用妈妈从商店买回来的减价布料请人缝制的。那个时候，没有红红绿绿的花布，人们的衣服大概只有蓝，黑，白，灰等素净的颜色。军装就成了比较时髦的时装了。那时候，我们姐妹的好衣服就是爸爸的旧军装。爸爸的旧衣服，穿在瘦小的我们的身上，可想而知是什么模样。但姐姐就不一样，她自己动手，将宽宽大大的旧军装改得特别和自己的体型，连妈妈的旧裤子也让她改的看起来很时髦。为此，姐姐还惹了不少的麻烦，挨了不少的训。因为那个时代，爱漂亮就是资产阶级情调，被视为思想不正经。但就是这样，姐姐练就了一双巧手，使她无论看到什么自己喜欢的样式，她都可以如法炮制，为自己设计一件，为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她自己的孩子和我的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设计和制作的，省了不少的钱。而她为自己设计制作的衣服也成为我和妹妹竞相求之的时装。
姐姐没有上过大学，年龄小小的就下乡插队，做了两年的农民，以后又经过父母千辛万苦的找人走后门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城市当了工人，嫁给了一个同在一个工厂工作的同事，过着平凡而快乐的日子。
姐姐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从来都是爱和关怀的。她可以不计一切的将自己的所有给与我们。她的家曾经是我和弟弟妹妹最爱去的地方，而她的衣柜里的衣服，也是我和妹妹最喜欢的，我们甚至可以随意的挑选，发现自己喜欢的，就穿在身上，归为己有，而姐姐总是笑一笑，说：“拿去吧，我可以给自己再做一件”。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我的婚姻失败后，需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医院搞集资建房，要交2万块钱的集资款，而分文没有的我，到处借债，姐姐把仅有的1千元钱毫不犹豫的拿给我。还有，为了帮助我走出失败婚姻的阴影，四处奔走，帮我寻找出国的机会。
我的妹妹是家庭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漂亮不仅仅表现在外表的长相，还在于她的人格魅力。听大人们讲，婴儿时期的妹妹是多病的，经常患有气管炎，因此，也就得到了父母和家人更多的照顾。三姐妹中妹妹的皮肤颜色稍深，妈妈讲那是因为月亮照的，因为小时候妈妈给她喂奶时总是坐在院子里的月亮下面。比起两个姐姐细白的皮肤，黑，是妹妹唯一的心病，美白护肤也就成为她唯一的自小坚持不解的美容追求。
可能是因为自幼得到家庭的很多关照和重视，因而形成了她自我感觉上的良好和个性上的自信。记忆中小时候的妹妹是美丽，智慧，自信而对朋友又有些蛮横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从小学到中学，学习并不十分努力而又专横的她，周围却总是围满了朋友，这可能是因为她个性上的魅力吧！她是一个自信而敢做敢为的人，有时为了一件小事，她会毫不留情的当着家里大人和姐妹的面给朋友下不来台。但为了保护朋友，她又是一个敢打抱不平的可依可靠的朋友。在家里，她扮演着小她五岁的弟弟的保护神的角色，经常外出惹事生非，大多是为了别人欺负了弟弟而为。就连我这个做姐姐的，也不止一次的接受她和姐姐的保护。最重大，最严重的一次，要算在我刚刚上初中一年级时的与同学之间的一次矛盾，因为我被别人打而受了委屈，她们两个一起出手，狠狠的揍了肇事者一顿。打得真是痛快极了！但痛快之后，却是无尽的麻烦，最终导致我们三人不得不转学才算完事。也就是那一次，使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同学和朋友之间随便言语，变得谨小慎微，自卑，自尊，又极其的不自信。但似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妹妹，她仍然是大堆的朋友，仍然照样的可以在同学和朋友中呼风唤雨。
上了中学以后的妹妹，因为聪明和美丽，招徕了很多男孩子的喜欢，但她却是对所有的追求毫不动心，依然是我行我素，潇潇洒洒的与她的狐朋狗友玩在一起。但就是不爱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连同样曾经是我的班主任的她的班主任都奇怪为什么聪明的她不像姐姐那样品学兼优。但妹妹又是执着的，所有功课中，她唯一喜欢的就是英文，为了学英语，她甚至带领她的狐朋狗友早晨早早起床，外出跑步，然后蹲在大院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用粉笔默写英语单词，使学习并不怎样的她，在后来考大学时竟然考上了大学本科的英语专业。
上大学后的妹妹，终于显现出了她的聪明才智，在系里做干部，在校报上发表文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级分配，到了老家的一个教育学院教书。
聪明能干，专业好又敬业的妹妹在单位称得上是有前途的人尖子，并被市里的很多单位请去讲课，挣了不少的外快和好名誉。海南建省后，不甘寂寞的妹妹又来到了特区，成为在新政策下的拓荒者，由打工的老总秘书，变为身家百万的女老板。在政策缩紧后，她又激流勇退，离开腥风血雨的商场，带领全家移民加拿大，过起了安静幸福的平民生活。
如今的妹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除了工作，做善事，帮助人，还虔诚的打坐，念经，修行，为来世祈福。
弟弟是我们家最小的，也是父母最宝贝的，他与姐姐们的年龄悬殊也大了许多：我们三姐妹相互之间相差不过两岁，而他比妹妹却小了五岁，除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外，这年龄的落差更加造就了他在家里备受照顾的特殊地位。
在我们的眼中，弟弟是幸运的，一来是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受重视，二来是他年轻，出生在1968年，从他到了入学年龄开始，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结束，是国家走向安定团结的时期，因此，他接受了正轨的基础教育，然后又考入了国家的重点大学，在大学里又是出类拔萃，被指定为可以免听课的三位学生之一，而且被定为系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被杨振宁基金会定为毕业后送往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应该毕业那年，即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爆发，他成为学运的推波助澜者，因而也就成了牺牲品，最后还是妹夫将其强迫撤回老家，在老家的一所民办大学教起了书。
因为年龄差距较大，又有性别的差异，使我对弟弟的了解非常有限。只知道他品学兼优，虽然年轻，但英文和中国古文却是很棒，不但功课好，还自己研究中国的气功，佛教经典等，在上大学时就已经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不断有和尚到宿舍听他讲经。以后的他，更成了素食主义者，不但不食肉，连动物脂肪都会使他消化不良。但却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聪明才智，理论物理系毕业的他，在民办大学执教了一年的理论物理，便发现离开了研究机构的理论物理的前途实在有限，便开始自学电脑，年纪轻轻，便成为大学里响当当的电脑软件教授，城市有名的软件专家。
弟弟的家庭很幸福，弟妹是一个聪明懂事，爱家爱丈夫的知书达理的女子，大学毕业后在市内的另一所大学教书，他们的女儿漂亮，聪明，三口之家生活的平静又幸福。
我是家里最老实的一个，小的时候就自觉是即不聪明又不漂亮而且也绝对的不受父母重视的一个，自卑的心态下隐藏着强得有点儿变了态的自尊，因此，自小就做事非常的努力。再加上胆小和没有安全感，使无论如何努力的自己都从来没有感到过自豪和自信。尽管现在想来，我的学生时代并不丢人：我的作文从初一开始即被老师拿来作为班级的范文在课堂上宣读，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经常是学习小组的主算。到了高中，我一直是班级的主要干部，并负责板报和专栏的书写，编辑和和抄写，因此也锻炼了我的硬笔和毛笔书法。考大学时又是全年级文理科8个班的学生中唯一的一个达到了大专分数线的女生，直到上大学，我仍然是班级的主要干部。
从我自身的经历上，我体会到，人的个性和心理素质是较其它的一切个人特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好的个性，是一份与生而来的珍贵礼物；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成长过程中的最佳所得。而且两者有是互助互动的。我的性格上的缺陷，是天生的：胆小，害羞而倔强。而我的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又促成了我自卑心理的形成：因为胆小，害羞和倔强，在开始上小学时就时常受到同学的欺负，而父母的教育使我在家也没有安全感（无论有错没错，在外惹麻烦就是我们的错），那是在社旗县一小时，在一次公众聚会时，一个同学的善意的玩笑，被我理解为“欺负”而大闹一场，致使校长不得不找来妈妈将我带回家。不记得妈妈是否惩罚了我，只记得当我任性的哭闹时，妈妈来了，我立即止住哭，乖乖的随妈妈回家。还有一件对我个性影响大的事情是，当我们从县城小学转学到城市的师范附属学校时，因为教学进度和要求的不同，我的学习成绩一度跟不上，而且又正值我该小学毕业，那时虽然仍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还是有考初中这一项的。当时我的毕业考试不及格（记不得是语文还是数学，或是都不及格），我拿回通知书，自己哭了一个晚上，连饭都没有吃，而父母的态度是“不吃算了。考试不及格还有脸哭！”而接下来的是一个月后的升学考试，在这一个月的假期里，当别人都在玩儿，在参加迎接解放军进驻的献花队时，我却一个人被关在房间里复习。那时幼小的心里的感觉是：都是我自己的错。内心非常渴望到外面去与大家一起玩耍，而另一个自我却告诉自己：不可以，我需要学习。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初中的入学考试，我仍然是没有任何长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定了是自己的无能而使父母对我不重视：我认为父母不喜欢我。
但进入初中后的我，已经开始重新做人。而这种动力是要父母和家人喜欢我，重视我。我的成绩从初中以后再也没有不好过，一直是名列前茅。但一次意外的被一个老于世故的同学的伤害，又给我性格上的缺陷增加了一层，使小小的我认识到“言多有失”，开始谨小慎微的做人。但内心的感觉是自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父母和家人的重视，自己在任何方面都不如姐姐，妹妹和弟弟。
小时候的我们，因为弟弟太小，姐姐离家早，在一起最多的就是妹妹和我了。我们常常一起玩耍，一起学习。我们曾经都是那么喜欢画画，我们画儿童画报上的封面，画爸爸妈妈的相片，甚至画我们自己。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晚间突然停电，我和妹妹在小方桌上点起了蜡烛开始画画，妹妹画的是儿童画报的封面：一个在花丛中的美丽少女。她就要画完了，不小心撞倒了蜡烛，一副她用心画了很久的美丽的图画被付之一炬。妹妹为此哭了很久。我们还把自己画的铅笔画，被地主在手背上坎了三刀的“小雷锋”和神态严峻的孺子牛“鲁迅”贴在客厅的墙壁上，自我欣赏。当然，我们的卧室的墙壁更是五花八门，全是我们自己画的用蜡笔染得花花绿绿的我们心中的古典美女。
其实，回忆起来，父母对我们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们发现我们对绘画有爱好，就帮我们请了绘画老师，遗憾的是，第一次课，老师让自己的儿子画妹妹，倒了我们的胃口，他把妹妹画的像是一个穿着妹妹衣服的丑男人，连我自己看着妹妹的照片所画的妹妹像都没有，幼稚的我们就此炒掉了这位在大学里教授美术课的教授。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对音乐感兴趣，在学校的乐器班报了名，开始学习二胡，那时买一把二胡的钱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妈妈就从同事那里帮我借了一把二胡，我可以练习。同时，我和妹妹还拿起了爸爸的笛子，按着爸爸的指点吹了起来。只是，我们的兴趣都是一时的，终归是没有什么成就。
上了大学后的我们，仍然是书信不断。交流各自的生活和学习。不同的是，从初高中时妹妹受我的影响变成了我受妹妹的影响。我随着她的来信学习了很多的文学方面的知识，在大学攻读英文的妹妹，在文学上很有造诣，曾经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我由那时起，便对浪漫而博学的妹妹佩服得五体投地。
毕业后，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向父母交了生活费外，便是上街给妹妹和自己各买了一件当时很时髦的尼龙杉，给妹妹寄到了大学。以后的生活中，妹妹始终是我的主心骨，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困惑，都是妹妹在那里支持我，帮助我：心灵上的，经济上的。我生命中第一个生日会是妹妹给的 ，那是我30岁的生日。
在我历经婚姻的磨难时，也是妹妹搀扶着我走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是妹妹，带领我离开了墨守成规的内地生活而走到了另有一番天地的沿海特区，还是她，鼓励我学英语，几乎是推着我走出了国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对于我的意义，不止是亲人，他们也是我的师长，朋友和知己。我真诚的感谢父母给了我这么好的兄弟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