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意外的接到了朋友荣女士的电话，意为邀请我去参加她和先生的50周年结婚庆典。但是突然想到在他们结婚庆典的时间，我正好在国内，只好作罢。但我告诉她，我的先生会去参加的。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多。
认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华侨完全是一次偶然：我们同到市内唯一的一家中国杂货店去买食品，在结帐时，她看到我买的贵州“老干妈”商标的辣酱和冷冻的手抓饼，就问起我“为什么”买这些，“很好吗？”我高诉她：“这是我目前知道的最好的辣酱。只要见到这个照片上的女士，只管买。”我是非常信得过“老干妈”的品牌的。然后我们又谈起了手抓饼的制作，真是一见如故。然后我们一起走出小店，看到她和朋友是走过来的，我就问：“您们需要搭个便车吗？”开始她还说不， 但是因为谈的开心，然后就说：“Sure, we can take a ride, so we can talk more.” 就这样，在我们送她和她的朋友回家的路上，我们有了一些简单的交谈，我了解到她是一位俄勒冈大学的退休教授，在美国已经生活了50多个年头。现在依然在我们医院做义工，发挥自己的余热。临别时，我们互留了电话。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时的有一些交流，也在医院里碰过几次面。我还将自己卖的《红楼梦》的电影的CD借给她欣赏，因为她是这里大学里的中文教授，曾经给学生们讲过多次的《红楼梦》… …
去年，当父母来美探亲时，我邀请了他们夫妇和另外两对中国夫妇到家里来做客，一方面是让父母有个可以谈话的同龄人，另一方面是为了介绍另外两对夫妇相互认识，他们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相互帮助。在美国的中国人比较不抱团，可能是因为国家太大，使人没有群体意识，也可能是什么别的原因。我知道朝鲜人，越南人和日本人，人家都很抱团，连香港人和台湾人相互之间都很靠近。唯独中国大陆人是一个不同。很困惑，但不知如何解决。就决定以自己的能力，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让大家相互认识，尽可能的结为朋友。
在这次聚会中，我了解了一些荣女士的生活。她是北京人。她讲，当时北京有福荣和穷荣之分，他们家是属于穷的那个。五十多年前，当时的战争时期，她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子，来到美国读书，她当时的专业是英国文学。等战争结束，她也毕业，准备要回国，写信给妈妈，妈妈讲：“现在所有学习英语的都改了俄语了，你回来没有用的。”她就想，“好，那么，我就再念一个学位好回去有用处。”思来想去，她最后决定念图书馆系，因为她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国家总是要有图书馆的吧。等她拿到了图书馆学的学位，给妈妈去信要回国服务时，妈妈讲：“你的年龄太大了，回国是找不到丈夫的。你就在美国找一个丈夫，安家吧。”
可怜的她，又一次被拒绝，只好在美国找了个丈夫结婚了。然后就是几十年的回不了家乡，因为大家都明白的原因。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她第一次回到了家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娘，而父亲却早已去世。想接母亲到美国生活，母亲问：“你的先生是美国人。他会讲中国话吗？”“不会。”“那么，你有两个儿子，他们会讲中国话吗？”“也不会。”可怜的她摇了摇头。她不是不想教他们讲中国话，也不是没有能力，她就是中文教授！但年轻时的她是太忙了，忙于事业，忙于家庭，她没有时间教她自己的儿子讲中国话，而在她的家里，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她一个，所以，孤掌难鸣，她没有办法像其它的中国家庭那样在家里营造一种中文的语言环境。最后，妈妈拒绝了：“他们没有人讲中文，而你又是忙忙碌碌的。我还不寂寞死？我不去。”
但是，唯一的哥哥也在文革中去世，而母亲身患重病，作为女儿的她就只有遂妈妈心愿，主动接受带学生在北京某大学学习的任务，留在北京，守在了母亲身边，直道母亲去世。
没有了父母的她，也没有了牵挂，因为仅存的亲属 - 那些侄儿侄女们，哥哥的孩子们没有人在意她这个
姑姑的存在。她写信给他们，托人捎信给他们，托人带礼物给他们，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片字的回音，她的心寒了，放弃了努力。
但是，她那一颗中国心却始终也没有改变。在唐山地震时，她堂堂一个教授，在大学门口摆起了地摊，为那些崇尚中国文化的人书写中文名字，将募捐来的钱寄回了中国，为的是在祖国畏难时尽一己之力。然而，她寄的钱被退了回来。对于那些可以找到的募捐人，她还可以将钱退给人家，但是，那些她用自己的毛笔为人写中文名字而得来的钱却无处可退，最后，她只好将这笔钱捐给了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 … …
这是我目前所了解的她，一个有着一颗沉重的爱国心的老华侨。
我问过她，她是否写有什么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讲：“没有，没有人读的。更何况我又没有做出什么。那么多有成就的人死了之后人们都将他们忘记了，更何谈我？”我讲：“我想读。我想了解您更多一些，因为您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那倒是，我对自己祖国的这份爱是深沉的，不容置疑的。假如您想读，我就不用写了，你来，我讲给你听好了。你愿意，你可以记录的。我还可以送你一本我翻译的诗集，是一本来自台湾的诗集，我将他们翻译过来的。”电话那边的她似乎是对我的话语有了一丝的感动。“好！我从国内回来后马上给你打电话！”如同得到圣旨的我高兴得快要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
挂了电话，眼前晃动的都是她的身影，耳边回响的都是她的话语。她因为对有些日本人的有关中国汉字的演说愤慨而即将要给一群老年人做一次关于中国汉字的演讲，问起我行书和草书的不同，知识贫乏的我只能回答：“我认为行书要比草书更正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这么准备的。给他们演讲，不宜太深，他们不懂的。”因此，有感而发，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等从国内回来后，我一定会有更多的关于荣女士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