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杯征文:遭遇解雇

这些都是我投稿过的文章。发表的,沉着的,都像是我的孩子。新的在肚子里转着转着,总也生不出来。请好友们忠实无望地守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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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解雇.

 

(海星杯征文/作者 雅骏)

 

解雇,老板不说lay off,婉转称作let go,被解雇的人说自己between jobs。雇主开具的雇佣纪录(Record of Employment)上,最说得过去的解雇原因是工作短缺。

 

来到加拿大的技术移民,找到合心的工作时,就是结束了编简历发简历衣冠楚楚东跑西颠的“找工作”状态时。谁不想像旧时女子一样嫁得好人家,在短时间内走向正轨汇入主流,对“单位”满意时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渡过青春又有子孙。

 

然而,加拿大是良性运转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让你体验劳动力价值的丰厚,也让你体验被遗弃的无情。义和利不能兼得时,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当然要舍鱼而取熊掌。

 

我出身于中国北方上千人的市政工程设计院,来加拿大后迅速找到了对口工作,又神奇地遭到几次解雇。如果我的经验教训能有人借鉴,深感荣幸。

 

(一)第一份天赐姻缘般的工作,因误入世俗陷阱而无奈分手

 

我找到绘图员的工作,先松了一口气,又紧了一口气。经验能接轨的有限,除了原理相同,加拿大的技术标准通常做法,就和周围的西人一样,眼睛鼻子头发语言,和自己的没有共同本色。好在,物质的图纸和电脑系统里的虚拟文件,成千上万可以参考。我的工作,说简单了就是移花接木,或增大或减小各种尺寸,把旧的机器搞成新的机器。像习惯看黄头发蓝眼睛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后,我慢慢找着了感觉。

 

习惯工作好办,习惯人可没那么容易。图画错了,能用oops命令后悔回来;得罪了别人,多少个oops也改变不了。

 

刚工作时,看周围的工程师技术员采购员们,工作时表面和气,工间小憩时说说笑笑。大学里崇洋的英语老师说的话萦绕我耳边:西方人少有小心眼儿,人间交往简单清静。

 

然而事后诸葛亮分析我第一次被解雇,正恰恰是因为卷入了人际关系的微妙纷争。我那时太像一个小小新娘,嫁到新家,不谙世事。

 

当时,以我浓厚的中国特色和学来的英语,大家的插科打诨只有听的份。和人欲言又止的尴尬,怕是所有把英语作为外语的人都遇到过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主动对我问长问短,我自然要受宠若惊。

 

有一个年逾五旬的老头,职务好像与我差不多。不知是他天性热情,还是对东方文化感点儿兴趣,有时和我聊两句天。他自我介绍叫果尔德(Gord),我听成说成了“葫芦”(gourd),心想这名字怪。查公司的电话簿才知道,Gord Gordon的简称或昵称,就像称老张或小李子一样。

 

“葫芦” 果尔德信中草药,信针灸火罐风水。我对这些地道的中国文化虽然讲不出来个啥,但和老头谈得还投机,因为他也说他有工程学士学位,喜欢玩电脑之类的当代话题。

 

一天刚上班,果尔德就来到我的工作桌前,说昨天医生给他开了castor oil,效果很好。他问我castor oil算不算中药。我学来的科技英语里,castor是转椅的小脚轮,它的油能治病?正不敢妄言,座位离我不远的蒂娜(Tina)接茬说,她生孩子的时候也喝过castor oil。听话听音,我一下子想起这个词别的意思:蓖麻。原来是喝了点蓖麻油啊。我大彻大悟,笑说:“看来喝它都是为了摆脱什么东西。”

 

一个葫芦,一个蓖麻油,让我觉得奋起也直追不上。语言上的二把刀,没被别人侧目,还有人找我聊天,使我很觉幸运。

 

不得不说说这个蒂娜。她是我的组长。我奉承她长得像歌星席琳迪翁(Celin Dion),她淡然一笑;她过生日时,我和别人一起凑份子给她买了件漂亮的夹克。按照中国思维,应该她对我印象不错吧,可我总觉得她对我不咸不淡的。同事领导没人不说她好,而直觉告诉我,她很工于心计。要不然,她怎么能成为部门里最年轻的女组长。

 

果尔德也在她的组。一次午饭时,蒂娜和别人说起果尔德,把他贬得几乎一无是处,历数他画的图里的低级错误,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学位的。”我听得一知半解,只觉得蒂娜对果尔德印象不怎么地,而且她骂起人来也不太客气。

 

果尔德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对他也有了坏印象。

 

一天他和我聊家常,我说我丈夫尚在找工作。他说他有一个互联网上的小生意,今天晚上就有个碰头会,不知道我丈夫想不想去看看。我回家一说,丈夫将信将疑,打扮好去了。回来后,他一反常态,把领带狠狠地往床上一甩:“什么碰头会,根本就是个老鼠会!是传销!那个果尔德想让我做他的下线。咱们在中国时,听到这种传销受骗的故事还少吗?我不会去找这种工作!”

 

我以我们还没买电脑为理由,婉拒了果尔德的加盟邀请。隐约觉得,他和我的交往,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

 

不久,果尔德拿着个大信封,来到我座位前,说他和一个中国朋友有个合伙小生意,有些中国字的阅读材料请我看看,如果我感兴趣更好。我打开一看,一如预感,是一些传销的宣传材料。看着那些鼓噪得天花乱坠的中国字,如果我年轻十岁,恐怕真会跃跃欲试了。

 

我对传销心存恐惧,没想到在加拿大也有人做这件事。果尔德平静地找机会撺掇我,不知这是文化差异,还是他本人的特点。

 

第二天,没等我去还信封,果尔德就兴冲冲地来找我:“文章说了些什么?你感兴趣吗?”我弯弯绕绕弯弯说:“大意我给你翻译写出了。以后如果还有些中文资料,我很愿意为你翻译。中文是我最好的语言。”言外之意:传销我就不掺和了。

 

果尔德走后,蒂娜走来小声对我说:“请你跟我去一下饭厅。”我狐疑地跟着,走到饭厅的走廊上,蒂娜就神秘地停下脚步,问我:“白提啊,你是不是在和果尔德一起做生意?”我说没有啊。心想,这又不是割尾巴的时间地点,你虽然是我的组长,但管这种个人私事,不太合适吧。蒂娜说:“你知道,果尔德非常着迷做他的生意,如果他对工作也那么着迷,就不会有那些愚蠢的错误了。他还经常邀请别人加入他的生意,他就是想赚这些人的钱,就像金字塔一样,你懂金字塔吧?”我警觉地点点头:“在中国时知道一些。”蒂娜接着说:“咱们公司的政策,是不断雇新人,也不断解雇人。只有在这里适应得好的人,才有可能待十年以上。我在这里十五年了,看过了太多来了又走了的人。原来坐在你座位的英格丽,工作时间不时上网,有一阵子图画得错误百出,大家都觉得她太着迷和果尔德的生意了。她的结果怎样,你能想像得到吧?”

 

听到这儿,我直冒冷汗:屁股还没坐热,被解雇可不是我愿意的。连说:“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小心的。”不管是不是蒂娜吓唬我,看来是不能和果尔德太近乎了。

 

天下事却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意疏远果尔德没几天,他又找上门来,说这个周末附近农场可以摘苹果了,问我对摘苹果感不感兴趣,他可以开车带着我们一家去。只恨我那时像个城里人进乡,没见过苹果也可以摘得,又没有车。面对果尔德貌似不带功利性的邀请,看蒂娜不在附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竟答应了。

 

星期一一上班,果尔德来到我的桌前,问:“昨天你们过得愉快吗?”我说:“很愉快,谢谢你。”他又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觉得好玩,以后我再带你们去摘梨。”偷看蒂娜就在她的座位上,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没准儿什么时候吧,十分感谢你。”似听见蒂娜的一声叹息。

 

果尔德也许是胸无城府又无大志的那种人,缺少鸡鸣狗盗的心眼,也不大会察言观色。他再没提加盟生意的事,依旧不时与我寒暄两句。我却因为蒂娜的话,对他心存芥蒂,对蒂娜也颇觉别扭。

 

蒂娜作为组长,比别人忙得多,也许并不在意我怎样,但我那时确定,我给她留下的印象恐怕不会太好了。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更小的组,不在蒂娜的领导之下了,又松了一口气。

 

新的组长约翰,在公司里也有些年头了。他自称是公司的日志和字典。约翰是个老单身,大概也五十多岁。他的位置太特殊了,经常不打招呼就不来上班,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或看球赛。敢于这样做而不被解雇的,恐怕得真有两下子才行。他各种公式尺寸张口就来,引经据典的不到三秒钟就能找到。他给我的既无私又宝贵的帮助,在他眼里可能就是洒洒水,根本不会动摇他的技术大哥大位置。

 

有一次他“旷工”后来上班,我正等着问他问题,他说对不起,他又play hooky(逃学)了。这回,我没像上次一样听成他去打冰球(play hockey)了,说:“没关系,我有时也想逃学呢。”我跟约翰学会了技术和劳动人民英语,干活很愉快,心想就这样在公司里混下去也好。

 

圣诞节临近,公司在做些大小变动。先是一个倔烘烘的老工程师消失了,然后几个人调整了座位,后来,领导说我的组太小,连组长带组员,统统又被合并进了蒂娜的组。上上下下有些人心浮动。我扎根尚浅,不了解其中机密,只觉得好好干活,不惹是生非,谁能拿我怎样。

 

约翰好像是那种谁也不尿的人。由组长改做组员,不改诲人不倦的习惯。有一次,他经过我的计算机屏幕,说我画的螺旋叶片实在太遭了,主动提议:“走,我带你到车间看看去。”

 

我和约翰从车间一起回来,画好了图,交给蒂娜。她意味深长地说:“你图上的螺旋叶片好像画得不够准确,你刚才不是和约翰去看过了吗?”.

 

我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但要说需要打腹稿的英语,书呆子出身的我嗫嗫地没能把话说圆。可能这件小事引发了下面的大事。

 

过了几天的星期五下午,我被叫到人事部,部长丹尼平静地说:“公司最近作些人员调整,这是一封我们给你的信,请看一下。”我在通篇英文里,居然准确地索定了terminate这个词。如我的不良预感,发生的终究发生了:我和公司的关系要terminate了。就是说,公司正式解雇了我。

 

回到办公室已是工间休息,我竟然还像往常一样,和同事们一起去了饭厅。恍惚中听别人讲,果尔德正在到处找大纸箱子装东西,他今天被踢出局了(kicked off)。我一激灵,怪不得前几天大小头目开了一上午的会。看来,我和果尔德都是蒂娜眼中的异己分子。否则,我又没给别的领导留过什么印象,能提名同时解雇我俩人的,不是蒂娜又能有谁。我苦笑说,我也中弹了。

 

朱莲娜是个经过多次解雇的热心人,也在蒂娜的组里。她听我说这话,没有惊讶的表情,先头头是道地告诉我怎样去申请失业保险金,然后开车把我送回家。临别时,朱莲娜话里有话地说:“我没看出你画的图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在公司待久了,就会明白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可是看在钱的份上,我现在还不想离开。”一番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三个人以上的地方,就有政治。

 

不得不提的是,两年以后,我在家庭医生的候诊室里,遇见了蒂娜的顶头上司斯蒂夫。嘘寒问暖打听大家依旧安然时,斯蒂夫说,约翰因为没有得到组长的位置,离开了待了十六年的公司。我揣摩,那个貌似席琳迪翁的女人,果然厉害。

 

星期一,拿着雇佣纪录,我来到了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HRDC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也算是故地重游。刚落地加拿大时,在这里申请“身份证”SIN 卡;找工作时,在这里发简历、听讲座,看书看报。那是多么充满希望的时候啊。现在,也来不及沮丧,因为在这里申请到了失业金(EI),会有些降落伞似的收入,使经济状况不至于一败涂地。

 

我站在申请失业金的长长队伍里,一边想,圣诞节前大批人被解雇,对老板来说可以少付一大笔带薪休假津贴,而对被解雇的人来说,这个节日怎么会过得好。马克思怎么说的:资本,渗透着鲜血。

 

突然,一个打扮成圣诞老人的工作人员从侧门进来,边摇着铃铛,边唱着祝你圣诞快乐,同时往大家手上塞“糖拐杖”(candy cane)。人群被这节日气氛感染,大家纷纷鼓掌。当我接到“糖拐杖”时,圣诞老人说:“再拿几块回去给孩子吧。”他怎么会知道我有孩子?我的眼泪竟刷地掉了下来。

 

我又蓦地明白了,加拿大人的整体素质,为什么这样善良谦和,自尊尊人,不紧不慢,少有骁勇。因为弱势力有人关心,阶级矛盾还没形成,就被表面的小恩小惠化解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在短时间内再找到工作,不做失业保险金的寄生虫。

 

想做寄生虫也只有半年可做,半年后按规定政府的失业保险金发完,不去工作生存就有问题了。

 

(二)一夜情般的第二份工作,还是没摆脱书呆子气

 

好在,我不久就找到了新工作。这个公司更大,来自五洲四海的人,以族裔语言分成一伙一伙的,圈内圈外看似相安无事,又似不太搭界。

 

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正逢2008年奥运会举办国投票表决的关键时刻。我紧张地听着邻座玛丽的收音机。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主办国。我听着收音机里炎黄子孙的欢呼,激动得握住玛丽的手,语无伦次地说:“我的北京赢了!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的收音机!”玛丽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热情而冷静地说:“祝贺你,祝贺你。”爱国的我多希望有人分享这一振奋时刻啊,找到唯一的同胞,来自香港的陈小姐。万分不解的是,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好啊,祝贺你。”再和我的领导说北京赢了,他也先祝贺我,再忧心忡忡地说:“多伦多输了,咱们公司会直接间接少很多订单的。”

 

原来,大家关心的焦点不一样。我的祖国走向强大,我扬眉吐气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我赖以生存的公司正可能受到威胁。

 

这件事使我觉得,要适应多元意识形态的加拿大特色公司,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南斯拉夫女人丽莎那里知道,我有一个前任,也是中国女人,叫爱丽丝张,随着谋得高就的丈夫去了美国。工间聊天,丽莎竟对我说:“我能听懂你的英语,可为什么时常听不懂爱丽丝说的话?”寄到公司里给爱丽丝的信,居然也发到我手上。感觉里,别人经常拿我和爱丽丝相比较。

 

领导名叫“罗马人”(Roman),其实是波兰人,英语以假乱真。他自嘲说他二十年前刚来加拿大时,听不懂别人的话,只会微笑。我戏说我听别人说话时也爱微笑,好在我能懂一半的意思。

 

多年媳妇熬成婆,领导像对待当年的他自己一样,和我强调,技术上不懂的东西,不要自己抗争,多问些愚蠢的问题,你就变聪明了。爱丽丝工作很努力,就是太安静了。

 

这个公司用新的软件,我一头雾水。人真正感觉危险时,不会大呼小叫,我对软件没找到感觉时,也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而且,我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把旧的经验错误地用到了新形势上,处处小心人际关系网。其实,我似乎哪个网也掺合不进不去。印度人,南斯拉夫人,英国人,和每个小团体在一起都如坐针毡不知说什么,香港女人对我也若即若离没啥共同语言。我只好多抬头看计算机钻研软件,少侧头与人搭讪交流。心想我被人认可还需假以时日。

 

对中国前任的印象先入为主,在领导眼里我可能也渐渐成了安静的人。有一次,他看到我计算机屏幕上几个星期前的图,说了一句:“你还在为这个零件头疼呢?”我觉出了他的不满,急忙问了我力所能及想出的问题。可是,恐怕已经晚了。

 

几天后,大家在大楼外面烧烤聚餐。我和一个印度女孩聊得很好,心情愉快地想,我快要真正进入这个公司了。见“罗马人”向我走来,高调地打了个招呼。他却不冷不热地说:“白提,请你跟我回大楼,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随他来到办公室,见到了那张熟悉的纸:雇用纪录,我知道,大限又来了。“罗马人”惋惜地说:“白提啊,我跟你工作面谈的时候,觉得你是个外向的人,你的工作经验和英语都似乎没有障碍,但我更希望找一个能和我有效沟通的人。”

 

拿着雇用纪录,我灰溜溜地匆匆打包。离开大楼外喧闹的人群之前,想了一下:可能“罗马人”再不会雇中国员工了。

 

(三)花好时来到CE公司,花落去时,我已有了家

 

几年过去,新移民状态时的艰难狼狈,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一个老移民曾说,这么多年走过来,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如今,摔破的伤疤痕迹尚存。好在,跟头使我越摔越成人。

 

第三个公司,终于使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来CE工程公司时,她正处鼎盛时期,固定人员二十几人,天天人来人往,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曾为难于大公司里的人情世故,投了小庙,才感人际之间还有家庭般美好的一面。

 

我在CE的四年期间,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汽车;生了小女儿;在这个小城买了房子;成了加拿大公民;资助父母探亲数次;我夫妻二人担保公婆成为了加国永久居民。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老板和同事的祝贺评说。工作和处世,一同由磕磕绊绊走向日臻成熟。

 

好日子终于来了,对我这样资质平平勤奋不够的人,该有的算都有了,真是老天的格外厚爱。

 

几年河东几年河西。从去年起, CE开始走向衰落,而且竟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老板大卫,原是全球集团公司LW加拿大分部的工程师,不到四十岁独立创业,和妻子与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CE,自己揽活,同时与LW藕断丝连,承包LW接手大工程下的一些项目。近年LW在中国异军突起,设立了几个分部。中国当地的工程,开始由LW加拿大分部设计,我曾有幸参与了好几个中国工程的小项目。后来,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所谓国际运作,加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使得一块蛋糕上,中国分部的合同越多,加拿大分部得到的就越少。

 

大船日渐萎缩,我公司这条小船也不能幸免。雇员纷纷或跳槽或被解雇,大有树倒猢狲散的阵势。我只想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的家人们都很稳定,公司所剩无几的人都很好,实在不想再做他人妇。

 

蓦然环顾左右,公司里只剩下了大老板大卫,老板娘莎珑,老板儿子瑞安,二老板迈克,还有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流动人员。正儿八经的八小时长工,竟除了我就没别人了。

 

我等到了最后的午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我的直接领导迈克不在,大卫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听到了久违的四个词:给你的坏消息。我没有大喜大悲,只是感激老板把我留了这么久。大卫心有愧疚似地说CE现在状况不好,实在对不起。个人物品下星期一再来慢慢整理吧。

 

下个星期一,我去公司本想接着整理四年多的公私文件,迈克一见我就招呼我过去。坐在他对面,我们有了如下对话:

 

迈克:CE的这几年,你也一直看着,每况愈下,雇员一个个都走了。我和大卫很感谢你的忠诚。我的经验是工程行业总是有起有落,但咱们公司这么长时间的低谷,是我三十年不曾见过的。

 

白提:前几天咱们不刚接手一个工程吗?我还以为这个项目刚刚开始,以后还要做很多事情的。

 

迈克:不尽然啊。那个活,合同里早就写明,剩下的不用我们操心了。咱们投标过一个渥太华的锅炉房,今年就指望它来起死回生的,非常不幸没有中标。大卫曾经说过要解雇你,我说再等等渥太华工程吧,这下没指望了。我是不希望把你放走的,可大卫是大老板。尽管他也很无奈。

 

白提:我明白了,公司实在养不起我了。如果马尔克不跳槽,他可能也被解雇了。

 

迈克:他工资比你高,肯定比你解雇得还早呢。说我自己吧,我和公司之间是和你不一样的合约,大卫按小时付钱给我。我上个星期只有一小时的工钱。六月份整个月我才有十二小时的工资。

 

白提:真的?那我似乎比你还好点儿。我每星期四十小时的薪水是固定的。好啊,我正有机会能放松一阵子。如果几个月内公司能有好转,我愿意再回来服务。

 

迈克:那当然那当然。一旦好转,第一个召回的就是你。

 

白提:几个月以后,为了生存我就要找新雇主了。我不介意认识新的人和工作,但恐怕要长时间和咱们CE比较。

 

迈克:是啊,你在这里一直干得很好,适应得快,对人也友善,每个人都喜欢你。

 

白提:我对工作很自信,但是也没剩下几个人喜欢我了。我很怀念2001年的时候,工程多得都数不过来。

 

迈克:可不。现在连每星期来一次打扫卫生的都辞了。时代不同了。

 

白提:我也注意到,现在咱们的照明灯都只开一半。其实去年,只剩下我一个真正的雇员时,我也想过跳槽,但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孩子在这里上学,有很多朋友,我不想让她重新适应。我也想过主动请求被解雇,但这好像不合惯例。对于今天,我心里是有准备的。以后既使我回不来了,我也不打算在很远的地方找工。另外,迈克,你能不能给我写份引荐信?

 

迈克:那当然能。对了,你还要在公司里再待两个星期。

 

白提:多待两星期?这倒是我的经验里没有的。以前被解雇,都是老板告诉我之后,我收拾一下就说再见了。

 

迈克:这不是CE的做法。这两星期,除了不多的工作,你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这期间咱们能来什么活儿,你就得救了。

 

白提:那可会是一个奇迹。我希望奇迹发生。

 

然后,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先把收拾物质的图纸,再整理电脑里的图纸数据报表。四年的文件积累如山,幸亏还有两周,免得仓皇逃窜的重蹈覆辙。

 

把私人的东西或转移到hotmail邮箱里,或装到背包里。一天天老鼠搬家一样转移阵地。和大家还是互道早安互道祝你一天愉快,也和莎珑说点儿家常里短的话。我边整理文件边反思:这回被解雇,除了养不起我,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呢?比如前几天一个数据库的设计,按我的理解能力弄好后,迈克很高兴,而大卫好像流露出一丝不满;前一阵子撰写公司的绘图与数据设计标准时,我把这几年学的和自己体会的伎俩全盘托出,老板儿子瑞安拿着我写的东西天天研究鼓捣。是不是也意味着,猫教给了老虎一切本领,老虎就可以吃掉猫了?还有,我从来不喝莎珑煮的咖啡?……希望这些都是邻人偷斧的瞎琢磨。

 

整理出工时表,记载着我来公司第一天起的工作小时。从穿梭于大小不同工程,还可以中午加班,到编写内部技术标准,到一星期四十小时的窝工(overhead),也是公司兴衰的见证。我把它收藏为己有。

 

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四,奇迹没有发生。下班前莎珑突然对我说:“白提,明天别带午饭,我准备点吃的,咱们在办公室聚一次。”我惊讶,感动地说:“我喜欢牛肉汉堡。”

 

星期五中午,几个人围在大桌前吃吃喝喝。我吃着汉堡,说着今后打算,听着黄色笑话。莎珑对我说:“别让他们说的肮脏玩笑跟着你走。”我说:“不幸的是我已经带到心里了。”如果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老板一家真的不能算是好商人。

 

这几年,我找到了与人交往的“居委会大娘”路线,事实证明,没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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