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院子弟与胡同串子 解放前夕，北京只有70多万人口，基本都住在城墙里面，城墙里面自然是胡同了，老舍老家在新街口羊尾巴胡同，毛泽东在北京求学的时候，住在老北大沙滩后面的三眼井胡同，蒋介石在北京还有个官邸，在交道口园恩寺胡同。 解放军进城之后，北京变成首都，党政军机关及其家属呼啦啦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口。高级干部都住在城里胡同里的独门独院。例如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里的盛宣怀私邸花园，先后住过董必武和康生，院子之大，房间之多，以至现在被改造成竹园宾馆。那些中低级干部，则集体合住一个大院，例如外交部街二号大院，就是个部队机关大院，那里有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如果我没有记错，电影导演姜文也是那个院的。 但是除了这些从国民党官僚，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买办手里没收过来的大院之外，地方还是不够住，于是就在城里城外修建了很多部委宿舍新大院。新大院一般是苏联式新楼，有暖气，有煤气，卫生间，不像胡同的老四合院生炉子，公共厕所。所以党政军机关大院当年是北京居住水平最高的大院，相当于现在的什么什么国际公寓之类。文革时期折腾最欢的是公主坟的空军大院。 大院除了居住条件与普通胡同居民不一样以外，在小社会环境上面与胡同也一样。大院住的都是党政干部，共产党员，满脑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互相称呼同志，对小孩子叫小同志，或者小鬼。小孩子的姓名都有新意，例如建国，建军之类。胡同住的都是社会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全有，直到文革开始以前，互相还是称呼张先生，李太太，对小孩子的称呼是三儿，二儿啊之类。小孩子姓名大都是牛子，柱子，春花，雅娟之类。 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除了名字不一样，意识上面也有很大不同。虽然他们上学读的都是新中国课本，但是大院孩子回家之后，看的是父母的党政文件、参考消息和内部读物，听大人讲的是革命故事，管长辈叫叔叔阿姨。而胡同孩子回家之后，家里有书的读的，也是一些三国水浒，中医皇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年轻一点按照排行，什么三叔，五婶，八姨。胡同里面的孩子，口音都是正宗的京片子，而大院的孩子，父母都是外地人，五湖四海什么腔调都有，小孩子是跟着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校正自己的发音。所以60年代70年代的大院孩子与胡同孩子，不用介绍，从外表到张口说话听口音，就能大体区别出来。 大院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胡同孩子土，把胡同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孩子由于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觉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但也无可奈何一样。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甚至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这是典型的阶级隔离。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清楚。 有了阵营，就会有冲突。文革时代，不时髦追星，而时髦阶级斗争。小孩子们也个个斗志昂扬，火气冲天。西便门一带有国务院宿舍，市府大楼宿舍，五机部宿舍。忘记是哪个大院的一帮孩子了，年纪也就在初中一年级左右，跟上斜街下斜街老墙根一带的胡同串子火并。双方约好，在大花园决战，也就是现在的宣武公园。那时宣武公园还是一个自由出入不收门票的树林子。 大院的孩子是机械化部队，一水的自行车，一辆车前后带人可以座3个。10辆自行车就能运送30个人。他们都穿旧军装，带国防绿帽子，这种打扮在今天的偏远山村，还可以看到。领头的穿着将校呢[黄色的呢子军服]，估计他爹的官衔比较大，其中还有几个家伙带着钢盔，估计也是从他家床底下翻出来的。这支部队的轻武器有教练木枪，重武器有地道的军刺。胡同这边的孩子比较穷，没有自行车，倒是有一辆三轮车，如同坦克一般，他们对地面比较熟悉，来的也早，先把大花园里的长条椅拆了，用那木条子做手中武器。 大花园在胡同串子的地盘上，大院孩子来到这里叫茬本儿，算是外来者入侵。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说，胡同串子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抗击外来入侵的人民战争。等大院部队从大花园北面路口出现，胡同的坦克车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步兵跟随其后，冲杀过去。大院孩子的自行车部队经不住坦克的冲撞，首先乱了队形，另外他们的手中的木枪刺刀比较短，没有公园椅子条那么长，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击的能力，三五下，就被打的狼狈逃窜。胡同串子在这场战斗中赢得了胜利。[2005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