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就社会敏感问题，在中央党校对一百多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查。这些领导干部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为首选；回答“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鳌头；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以上三个问答结论表示，各地领导干部们，对贫富悬殊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颇为心知肚明，只是在等待中央的指示和行动。()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此问题已成为官、学、商、民热烈探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观点：“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他认为，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却大炒基尼系数，结果搞得民众对不平等进行抱怨，形成仇富心理。() 同一会场的吴敬琏随即表态：同意易纲说的，不应该加以炒作。不曾想，后来吴敬琏“不应该加以炒作”的看法，在网上遭到一通狠批。网民指出，不是任何问题都能炒作出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本不是炒作，而是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易钢也好，吴敬琏也好，其意并非要避讳收入差距，而是强调在渲染之外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吴敬琏在提醒“不应该加以炒作”的同时，也说到“如果说我们收入水平拉大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生了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把它提出来是很重要的。应该以一切明确的方法去应对，不然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建伦呼吁，“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他认为，按2005年的救助水平，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只需资金近60亿元，依目前财力“完全可以办到”。() 中国经济学家左小蕾今年初在一篇专栏里提出：立法难，执法更难；形似难，神似更难。这两个观察虽然是分开的，但其实后者制约了前者。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下命令，订高指标，立严法，这是中国常见的情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强度配合，使相关精神的贯彻，各种政策都将难以产生效果。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可能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你越是订立制度，腐化制度的力量越上涨。() 期待胡温以柔克刚的成效() 据悉，国家发改委所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已启动了一项为中央制定政策服务的“公平分配制度模式选择”之课题。据内部人士透露，在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原则没有变化，但中央在分配领域内形成的新思路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有学者对政府扮演的矛盾角色表示担忧：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 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不合理和垄断高额收益，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政府强化权力地位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本能，不管其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以偿。难道能指望依靠不合理的机制来得到合理的再分配？()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南海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肯定要有所作为，但肯定也是困难重重。收入差距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益，但差距过大又存危机；中南海的“作为”也是一把双刃剑，过轻起不到效果，太重又怕打击了进取性。试想一下，腐败和垄断哪有那么容易就解决？() 然而，既然胡温已决定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上做手术，就应该有个短、中、长期的治疗方案和结果。如果他们没有碰硬的决心，也就不会去碰硬，需知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特质：以柔克刚。所以，不妨拭目以待。() （二之二）() 原载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