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多维编者按：日前多维刊出艾理《杂技与足球》，受到读者关注。多维得知，该文实际上是艾理长文《中共的政治困境》中的一节，现将全文刊出，以□读者。该文较长，为便于阅读，多维分成若干篇。() -----------------------------()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下，中共却日趋陷入政治困境。中共这种政治困境，突出地表现为在应对来自党内外的民主变革的政治压力这个问题上。面对日趋增长的民主政治压力，当政者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合理的办法，没有积极应对的心态，而只是被动地为了维持现状而仓促出手控制，昏昏然不得要领。眼看着潜在反对力量一天天壮大，只好大讲危机意识空自紧张，但又凝聚不了人心来与潜在对手竞争未来。绝大多数党员对现存体制已失去信心，“无可奈何花落去”情调弥漫党内。若大个党国，顺应不了历史潮流，占领不了合法性至高点，笨手笨脚，一出手就被人骂为流氓政权，言行举止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中共起家，最初靠的并不是物质硬力量，而是精神软力量，靠的是“精神化物质”（林彪语）。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共缺的已不是物质力量，而是思想力量，缺的不是硬力量而是软力量。而且，我们能看到中共精神化物质的历史，我们好像却看不到中共“物质化精神”的可能。中共成了缺少精神的物质巨人，成了缺少优质软件系统控制的庞大硬件系统，陷入了运转不顺的困境中。() 其实，尽管危机重重，换一个视角，我们会看到中共还有许多张牌。中共还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源来成为民主政治的赢家，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可能。但是，中共领导人有眼光、有魄力、有信心、有运气走上争取成为民主赢家这条路吗？() ◆意识形态破产，思想控制失灵() 任何一个集权政体的稳定，都建立在一些基本条件上，这些基本条件一旦丧失，集权政体就进入涣散状态。我们仅仅拣出三条来看看。第一条，是思想控制；第二条，从政权内部清除异议分子；第三条，政权外部镇压一切异议分子。从这三条来看，中共强化集权之路已经不可能。() 思想的控制，要有一套意识形态，让人从心底里就相信集权政体和当政者本身的历史合法性。传统中国，这套意识形态由儒家提供内容，由科举制来传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等级有别。天子天命在身，为天下君父君师。官吏为天子辅臣，佐天子教化管制万民。用基督教语言来说，天子是神之子，官吏为教士，万民为信徒，整个社会围绕天子构建起来。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不断被道家和佛家攻击和解构，但还是在皇帝、官僚、族长、家长的支持下，维持了“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在“五四”以来终于被击毁和解构。中共是“五四”的孩子，毛时代的中共，沿续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精神运动，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硬生生“破四旧”，把这套说法彻底踩烂在了脚下。今天国内还有新儒家等试图恢复这套说法，强调“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想用儒家“王道政治”来重建中共执政合法性，但是，谁会信这样的说法呢？新儒家可算是瞎子走路，逆天而行而不知。就算是当政的中共领导人中，有人心里特别想过把圣君瘾，特别想万民匍匐其下高呼万岁，他也不会敢公开来接受新儒家“王道政治”的提法，因为这可是对中共最根本的背叛了。一个“打倒孔家店”的先锋党要重新对孔老二儒家顶礼膜拜，恐怕不行。用新儒家来重新实现思想控制，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谁要是头脑发昏接过“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的说法，袁世凯的下场就一定等着他。() 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不是新老儒家，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帝的另一个名字）选择了工业无产阶级（选民）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弥赛亚），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大决战与大审判），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天国）。我用犹太教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主义，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在犹太教里面。这样的意识形态，通过支配中共而支配了中国心灵，直到毛时代结束。有犹太教的深厚而隐蔽的传统放在那儿，有马克思大部头着作压在那儿，有伟人毛泽东的威望压在那儿，谁能反得了呢？几轮批评与自我批评，想不通的人也得反省自己，不得不服气。极少数人特殊人杰如林昭和顾准，也只能从某个角度质疑一下，撼动不了政教合一的大结构。用佛教语言来说，在“佛法僧”三宝中，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法，而广大党员则是忠诚的僧尼。到今天，佛死了，法朽了，党员们不再是僧尼了，马列主义这套伟大迷人的说教已失去了效用。如果还有人声称相信这一整套说法，我们简直会怀疑他的动机：是脑子有病还是暗中求利？中共启动马克思主义工程，作用不过是给新老马列研究人员拔一点纳税人的钱改善他们生活，封他们的嘴，让他们说当政者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然，他们因被社会边缘化而怨气冲天，老是怪声怪调地说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钱一到手，他们研究的课题就变成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了。用这帮东西来重建马克思主义“佛法僧”系统，不是痴心妄想吗？中央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引起国内学界的紧张，担心极左回潮，毁灭二十多年改革的思想成果。其实大可不必紧张，这点钱只是封嘴钱，造成点沉滓泛起而已。真不要市场经济了？真要重回公有制？真要消失企业家阶层？真要重新收回农民土地使用权？真要把外资企业强行收归国有？别说亿万人不答应，就是当政者家属也一定不答应的，他们都是私有财产持有者。() 其实，当政者说得多的，是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些话，马列文本中影子都没有。当政者一边给马克思主义工程拔钱，一边决无兴趣说中共的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在全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政者自己都已不信，还怎么可能让百姓信呢？中国传统的儒家不行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行了，党内的理论家们怎么办呢？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新意有力量的意识形态出现。既要保障中共领导人的特权，又要人心向党，这两者如何打通呢？难。建立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些目标，与中共集权政治有什么联系呢？难道只有集权政治才能建立小康社会，难道几个人独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道理上讲不通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中共真是遇到了“言不顺”的困境。党内有人说：“我们不是没有做事，不是没做成事，而是被人说坏了。”为什么中共就不能把自己“说好”呢？名实相符，是正名的前提。名实不符，硬要“正名”，可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中共当政者说得最多的，还是民主法治，而且江泽民提出过“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发展”，这曾给党内民主派们带来快乐，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民主两步走”的信号，由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的过渡。但他们只是空喜欢了一场，因为从后来的权威解释看，党内民主的魂仍是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让普通党员在党员生活会上说说话，集中是领导人最后说了算。最近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充分说明了什么是“党内民主”。里面虽然出现过23次“民主”字样，但没有提到党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力应该上升，没有提到党的领导人要由差额选举产生，没有提到可以公开批评和质询党的领导人，强调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党要管党”是什么意思？谁管谁呀？前一个“党”是谁？后一个“党”是谁？说穿了还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人，是领导人在从严治理下级干部和普通的党员。不准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不搞差额选举的“党内民主”，还有一丝民主的真意在内吗？党内理论家们一边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一边又接着说：“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批评党的领导人，是不讲团结。搞差额选举和竞争，是不讲统一。公开批评和差额选举，这是分裂党分裂国家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民主是假民主，法治呢？法治是为了稳定，为了规范被领导者的言行，不是了为了规范当权者。民主法治之上，有一个不受民主也不受法治约束的党的领导。而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人的领导。说千道万，无论搞什么改革，党内实权派们的权力和利益都不能受到约束和挑战，这是一切的前提。这就使所谓的政治改革进入了死结，一切改革要完全服务于现存权力利益结构的需要，这就难了。() 邓小平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对现存权力利益构架做了减法，打散了毛时代的权力利益结构，对政权来说是放了权让了利，现在的执政者似乎只想做加法，必须对自己增权加利才动，这实在是难坏了党内理论家们。为党重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说得容易。凭你怎么去编，把所有新儒生和马列主义学者招集起来，花大把的钱，任他们绞尽脑汁，也编不出比美国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几句话还迷人的东西。儒家实在拣不回来，儒家诗书礼乐已成文物古董，有点文化遗产价值而已。马克思主义实在不敢真讲，真到真处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央领导人真喜欢让人来革他们的命？所以，只有讲点自由民主法治，这可是国际政治时尚，不追风不行的。到今天，不讲民主不行，不讲法治不行。但是，讲民主，怕别人来公开批评和竞争。讲法治，怕捆住自己的手脚。难啊！这个算盘实在难打，祖先留下的“中庸之道”，又没有一个平衡的具体量化的分寸，怎么办呢？一个意识形态破产的党，要进行思想控制，没内容呀！让宣传部来？里面堆积的只是些狭隘可笑的思想特务，没有什么思想家。互联网上各种观点横流，很少有人要回到暴力革命的马列主义，更少人要回到皇帝的“仁义礼智”独裁下的儒家，靠什么来领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呢？没有。怎么办呢？宣传部只能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我不能告诉你们要信什么，但我可以不准你们信什么。批评我的不准信，约束我的不准信。我的权力和利益，就是你们信仰的标准。这就是当前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有些宣传部有官员自己找正当理由说：“中国要稳定，人民要吃饭。”网民马上回应：“批评你们就不稳定了？我们吃饭靠你们吗？别搞错了，是你们吃饭靠我们交税。被人强奸了，不准喊叫，造成不稳定，是这样吗？正是你们这帮特权腐败分子在制造不稳定，正是你们这帮以权谋私者在抢夺民财。”() 意识形态管制，今天封杀这个，明天监管那个，用纯粹的行政和特务手段来管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意识形态管理管用吗？中共领导人也知道“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但他们似乎到现在还不明白下面这个浅显的道理：集权带来特权，特权带来腐败，腐败带来人心背离。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摆脱不了集权、特权和垄断利益带来的快感。谁不想称个王道个霸的，王道霸权，让人上瘾的很哩。唉，就少数人为了这点小小的快感私欲，带来了多大困境！中国的困境，中共本身的困境。最伟大的政治，其实是专门约束和折磨政治领袖的政治，这点他们可能不懂，也不想懂。() 党内目前实际上占主流的思想，还是自邓小平以来的新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主义认为，经济上尽量自由化，政治上继续保持集权，实现“政治集权+自由主义经济”。这最符合执政者的需要，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维持政治权力。而且，邓小平时代新权威主义理论的真正力量，还在于它只把自己视为过度状态，把自己视为自由民主宪政的准备前段，它只是更换了强权的灵魂，让强权来为自由民主奠基，它的终级政治价值诉求与今天的维权分子并不冲突。而今天，党内理论家连新权威主义理论的终极政治诉求也不提了，似乎是把“集权政治+市场经济”视为终极结构了，原来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内含的那点精神魅力都被他们清除了。党内理论家最近论证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都是“皇权+市场经济”的结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走“党权+市场经济”之路，最多，就是在这个结构上加上“法治”，形成“党权+法治+市场经济”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共扮演皇权，中共最高领导人扮演皇帝，皇帝治下的市场经济。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秦始皇早就这样干了。但是，时代不同了，在现实之中，法治与党权就处于冲突之中，法治要求司法的独立和舆论的监督，这与党领导一切是矛盾的。工商市场经济潜在的自由、平等、契约需要也与党权人治至上也在冲突。工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集权政治的掘墓力量，这在西方历史上已有先例，而且完全可以从近年来中国工商业发展和民主政治诉求需求上升的同步现象看出来。脚下的地在动，在经济高度全球化、信息高度平等化的今天，仍然不断强调“政治集权+市场经济”的历史合法性，能让人心服口服吗？是不是有点太一厢情愿了？这是不是有那么点强词夺理的流氓风格了？() 思想控制一旦失控，集权的末日就开始了。现在中共的思想控制已经失效，集权走上了它的末日之路。擦过屁股的纸不能再放回来用，在今天中国思想舆论界，那些重复论证政治集权合理性观点，其作用正如刚擦过屁股的草纸。集权政体的双脚已踩上了西瓜皮，它会滑到那儿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