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盖苏文 刘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泉盖苏文是高句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怎样评价他, 对于高句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 史家对此人一直褒贬不一, 有人视之为高句丽灭亡的罪魁祸首, 有人称他为高句丽的民族英雄。那么, 究竟该如何评价此人呢? 笔者以为, 要想给盖苏文这样的领袖人物一个准确的评价, 就必须对他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才智和业绩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一 政治是盖苏文唯一真正取得成就的领域。因为盖苏文不仅以非正当手段夺取了政权, 而且迅速地巩固了政权。 盖苏文巩固政权的手段主要有二: 其一, 是大权独揽。盖苏文发动政变后, 立高臧为傀儡王, 而“自为莫离支, 专国, 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 云”。①除自己独专军政大权外, 他还令本家族成员分掌要职。如其子泉男生“为中里大兄、知国政、凡词令皆男生主之。”②此外, 其另外两个儿子男建、男产能够在其尸骨未寒之际, 便排斥男生而自取大权, 足见他们在盖苏文生前便已经是手握重权了。而盖苏文之弟渊净土也在外任方面之职。总之, 自发动政变后, 盖苏文已通过家族统治逐渐地将军政大权揽于一人之手, 从而堵住了其政敌发动政变之路。其二, 是暴政统治。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曾认为: 如果一个君主不能做到恩威并重, 而只能任选其一的话, “那么, 最好是选择被人畏惧”③ , 而不是被爱戴。而盖苏文恰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发动政变的过程中, 便诛杀政敌“凡百余人”④。此后, 他更是“佩五刀, 左右莫敢仰视, 使贵人伏诸地, 践以升马。出入陈兵, 长呼禁切, 行人畏窜, 至投坑谷。”⑤这些做法竟真的收到了奇效。由于高句丽人民对盖苏文的恐惧超过了对他的仇恨, 因而一时无人敢轻举妄动。所以直至盖苏文死前, 高句丽的社会局势一直是稳定的。这一点, 可以从唐丽战争中得到证明。 盖苏文政变不久, 唐太宗亲自发兵大举东征。此后或偏师袭扰, 或大举深入, 殆无虚岁。这对高句丽的破坏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高句丽既无上层官员乘机发动兵变或搞分裂活动, 也无下层百姓揭竿而起, 起义造反, 而是举国上下一致对敌。这不能不说是盖苏文的一大政治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专权与暴政, 乃是一切独裁者的两大法宝, 盖苏文借此以巩固政权, 实不足为奇。但重要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熟练地利用这“两大法宝”并取得成功, 弄不好就会玩火自焚。 而盖苏文能够取得成功足以说明他身上有着我们后人无法知晓的过人之处。但是, 对于盖苏文的政治成就, 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事实上, 他的所谓“成就”并非真正的成功。因为当时高句丽政局的稳定只是暂时的, 而与之并存的则是深重的隐患。暴政统治下的高句丽就如同一座尚未爆发的火山, 表面虽然平静, 可暗地里却燃烧着广大臣民的熊熊怒火, 一旦爆发, 则必定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早在盖苏文在世时, 社会上便到处谣传高句丽将亡。如宝臧王十三年, 就有人自称“于马岭上见神人曰: ‘汝君臣奢侈无度,败亡无日。”⑥可见当时已是人心思乱。盖苏文刚 死, 即有人别有用心, 挑拨离间, 致使泉氏兄弟手足相残, 自起刀兵。而当唐军举兵深入之时, 高句丽臣民则立即降者相继, 仅薛仁贵破扶余城后, 便有“四十城相率送款”⑦。这难道不正是盖苏文暴政统治的后遗症吗? 此外, 高句丽抵御强敌的力量并非来自盖苏文的执政。盖苏文的所谓成就只是在其发动政变的同时, 仍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从而未使国力大幅度削弱。但是, 如与隋季相比, 高句丽的国力还是大不如前了。当年隋炀帝首次东征时, 雄兵百万, 随后的两次东征也都拥兵数十万。而唐太宗亲征, 则不过出兵十余万。虽说隋军难比唐军, 隋炀帝更非唐太宗, 但军队数量的巨大差距或许可弥补这些缺欠。然而, 隋军三次东征竟不能取得区区一个辽东城, 自己反而损兵折将, 终致亡国。而唐太宗则一路摧城破阵, 所向无敌, 取辽东城如探囊取物, 战驻跸山则威震敌胆。即使是亲征之后的其他战役,唐军也莫不颇有克获。这除了说明唐朝的统帅与军队优于隋朝外, 也不能不说是高句丽国力削弱的表现。 另外, 在隋朝与唐太宗亲征之时, 高句丽尚能以辽东地区为据点抗击敌军并取得成功, 可当苏定方与契何力东征之际, 盖苏文则只能拒守鸭绿 水, 而鸭绿以西之地则只能形同放弃了。这更充分证明当时高句丽已是国力渐衰了。而这一切难道能说与盖苏文的暴政统治无关吗? 总之, 锁链捆绑下的行动一致绝非真正的团结一心, 暴政统治只能收到一时之效, 它不可能永远压制住人民的反抗, 更不可能真正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盖苏文的所谓政治成就, 充其量也不过是巩固了其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已。 二 盖苏文的军事才能历来为中外史家所称道。中国史家称他为良将, 而《朝鲜全史》则称他为“高句丽名将”、“杰出的指挥者”。盖苏文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赞誉, 主要是由于在他执政期间, 高句丽曾两次击退唐军的大举进攻。然而被归入盖苏文名下的这些辉煌战绩有多大程度是靠盖苏文的指挥才智取得的呢? 这还需认真加以研究。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唐太宗亲征之战。此战, 高句丽竟然挡住了战无不胜、堪称战神的唐太宗的迅猛攻势, 使之败兴而归, 这的确堪称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盖苏文军事才智所致吗? 笔者以为不然。纵观此战的整个过程, 盖苏文亲自插手的军事行动主要有三: 其一, 是战前的布防。唐军自开始征集军队至进入高句丽境内, 相隔半年之久。其间举国震动, 消息不可能不传至高句丽, 因而盖苏文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且从“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⑧这一点来看, 盖苏文也的确亲自布置了战前的准备工作。但是, 在这方面, 盖苏文却棋差一着, 中了李绩之计, 被唐军抢占了先机。当时“李绩军发柳城, 多张形势, 若出怀远镇者, 而潜师北趣甬道, 出高丽不意。”⑨随后, 却自“通定济辽水, 至玄菟, 所经烽戍皆下之。高丽大骇, 城邑各闭门不敢出。”(10)其实, 丢失几处“烽戍”, 无关大局, 重要的是由于盖苏文的这一失误, 使得唐军顺利突破了辽水防线。辽水为高句丽抵御中原进攻的重要防线, 它不仅水面宽阔, 且岸边有“泥淖二百余里, 人马不可通。”(11) 隋军东征之际, 就曾受阻于辽水, 且“死者甚众”。(12)倘若盖苏文能准确判断唐军的进军方向, 则必能利用辽水防线给唐军制造重大损失, 从而增大其下一步行动的困难。但是由于盖苏文的一着失算, 致使唐军顺利渡过辽水防线, 从而为此后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二, 唐军围攻辽东城时, “国内及新城步骑四万, 来援辽东”(13)。两处军队如此步调一致, 当是奉了盖苏文之命。是役, 唐人自称“大破之”(14), 而朝鲜史家则认为丽军“获得大胜, 但未能突破敌人数十层包围圈。”(15) 但笔者以为, 此战乃是一场未分胜负的战役。因为依据古代战争的一般规律, 一场真正胜利的俘敌之数几乎总是远胜于斩首之数。而此役丽军有众四万, 倘若当真大败,唐军又怎会只“斩首千余级”(16), 而一无俘获呢? 可见丽军乃整众撤离战场的。但当时唐将李道宗“领骑裁四千”(17), 李绩之全军也不过六万人, 又哪来的“几十层包围圈”? 倘若当时丽军真的“获得大胜”, 则辽东之围自解。因此, 是役丽军虽未大败, 但也未获成功, 其中更未显示出盖苏文有何过人之处。其三, 调十五万大军驰援安市则肯定是盖苏文的大手笔, 这十五万大军大约是当时丽军总数的一半, 而由于当时高句丽北抗强唐, 南拒新罗,平壤及一些重镇又不可能全无军队防守, 因此这支军队实际上是盖苏文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因而该军的胜负, 实系国之存亡。在此关键时刻, 平时一向气宇轩昂, 终日“身佩五刀”, 威吓臣民的盖苏文竟不敢亲统此军来与唐太宗对阵, 是可谓无勇。 同时, 他既不能运筹帷幄, 授军队以成算; 又不能选取良将, 破敌立功, 更可谓无智。故此这支军队最终成为唐军的一份丰盛大宴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 此战盖苏文棋下三着, 着着失算, 可谓乏智无勇, 何以堪称良将! 事实上, 高句丽所以能挡住唐太宗的大举进攻, 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客观因素外, 主要是由于安市城的成功防御。而安市的防御战又恰恰与盖苏文无关。自驻跸山之战后, 盖苏文再也未派一兵一卒援救安市, 实际上他已准备放弃安市了。那么,安市为何能成功地阻挡住唐军暴风雨般的攻势呢? 这其实另有原因。唐太宗在进攻安市之前就讲:“我闻安市城险而兵精, 其城主材勇, 莫离支之乱,城主不服, 莫离支不能下, 因而与之。”()可见, 安市城主本盖苏文之政敌, 盖苏文只是不得已才将安市给了他。可想而知, 盖苏文定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 安市随时都有遭到盖苏文进攻的危险。而盖苏文既然能调十几万大军抵抗唐朝, 也就能调动同样多的军队来攻安市。 因此, 安市城主若想免遭盖苏文毒手, 就必然随时做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抗击十几万大军进攻的准备。而这可能正是安市城临危不乱, 最终守城成功的主要原因。可见这场胜利实际与盖苏文的指挥才能毫不相干。 现在, 再让我们看一看苏定方东征之战。此战, 高句丽不仅成功地保卫了平壤城, 而且还取得了蛇水之战的胜利。蛇水之战, 唐军沃沮道总管庞 孝泰“举军没”,(19)他本人“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20)这是高句丽对唐军取得的最重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值得一提的战役性胜利, 更是盖苏文善于用兵的“铁证”。但在下结论之前, 我们必须要弄清盖苏文是如何取得上述成就的? 事实上, 苏定方东征之初, 颇有一举成功之势。当时苏定方刚到丽境, 便“破高丽于氵贝江, 频战皆捷, 夺其马首山, 因山为营, 遂围平壤。”（21） 而另一路唐将契何力更大破泉男生所率之丽军数万, “斩首三万级, 余众降。”（22）从唐军如此辉煌的战绩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高句丽国力、军力的衰弱, 更能看到盖苏文指挥才能与用人艺术的低劣。 但是, 唐军初战形势如此之好, 后来却为何损兵折将, 无功而返呢? 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新罗背信弃义所致。 唐朝所以在征高句丽之前先灭百济的残余势力, 正是为了让新罗腾出手来全力支援自己攻打高句丽。所以, 在其征高句丽之前, 唐朝“遂命(新 罗) 王举兵相应”（23）, 可新罗却一面虚与委蛇, 一面出兵去攻打百济的残余势力, 根本不肯给唐军以援助。其实, 唐朝真正需要的并非新罗援军, 而是新罗的粮草供应。因为苏定方乘波越海, 万里来攻, 所带军粮不可能很多。后勤供应, 原拟全依新罗。可事实上, 苏定方深入丽境几近半年, 却未得新罗粒米寸草之援。军中、朝中虽屡屡告急传旨,催送军粮, 可新罗就是迟迟不肯采取行动。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 才勉强于次年正月以“车两千余辆载米四千石, 租二万二千石赴平壤。”（24）对于此次救援行动的结果,《三国史记》各卷所记不一。《文武王纪上》及《金庾信传中》均为于二月将粮草送至唐营, 但《文武王答薛仁贵书》则称“所将兵粮,不能胜致, 平壤大军, 又欲归还。新罗兵马, 粮尽亦回。”（25）笔者以为, 即使前者可信, 其几许军粮亦实无济于事。《孙子》讲: “食敌一钟, 当吾二十钟, 忌秆一石, 当吾二十石。”（26）可见运输过程中粮草损失的严重程度。唐太宗亲征, 总共不过十几万军队, 当时粮道始终是畅通的, 且仅克盖牟便获“粮十万石”,（27）拔辽东城, 又获“粮五十万石。”（28）可入丽境不过半年, 却已是“仓储无几”。（29）而苏定方之军不减于太宗之军, 新罗竟仅将二万余石粮谷长途运往唐营, 即便运到, 所剩又能几何? 更兼辽东严寒, 极冷时“风雪寒冱, 人马多冻死。”（30）而唐军将士却食不裹腹, 衣不暖身, 其战斗力怎能不减,人心又怎能不乱。可见苏定方在告急于新罗时自称“危殆甚矣”,（31） 实非虚言。盖当时唐军将士尚能苦苦支撑, 实因有新罗救援之盼。可当他们发现新罗 送到的军粮竟少得如同儿戏, 根本无济于事时, 其内心之绝望, 也就可想而知了。故苏定方“得军粮便罢还。”（32）这虽然显示了他对新罗人的不满情绪,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当时形势所迫。更何况新罗王《答薛仁贵书》所载当为书信原文, 不像纪、传所载多有人为修饰虚美之词, 因而也更为可信。因此, 当时唐军很可能根本就没收到新罗的一粒粮食。如此, 唐军处境则更加困窘。在此种形势下,倘若盖苏文有乙支文德之才, 则纵使唐军统帅是战神唐太宗, 恐怕也难逃“萨水之灾”了。而盖苏文值此千载一时之机, 却仅歼唐军之一支偏师, 而让苏定方大军安然撤离, 其军事才智的优劣可谓不言自明了。 由上述可知, 高句丽两度击退唐军大举进攻之功, 绝非盖苏文指挥才能所致。盖苏文由此获良将之誉, 纯属浪得虚名。 三 重内政而轻外交, 大概是古代东方政治家的特性。而盖苏文则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式政治家。他可以将高句丽举国上下玩弄于掌股之间, 但在处理与周边各国及唐朝的关系时, 他却显得生硬而低能。在这方面,盖苏文至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其一,不能审时度势,废弃了荣留王时期的务实的周边政策,采取了重名轻利的周边政策。 荣留王在位期间, 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 对唐采取极其友好甚至看似软弱的姿态。他屡屡奉行唐朝诏命, 或送数以万计的汉人归唐, 或与新罗停战, 甚至主动“上封域图”,（33）听凭唐朝毁掉前朝所立“京观”。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对唐朝的屈服。暗地里, 他更加紧整军备战, “筑长城千里”（34）以期阻挡唐军的进攻。最能体现这一政策的是荣留王接待唐使陈大德时的表现。一方面, 他对陈大德“馆候之勤, 加于常数”（35）; 另一方面在会见陈大德时,“乃盛陈兵甲, 盖惧中国而自强也。”（36）礼数有加以不给唐人动武的借口, 显示实力以使唐朝不敢轻举妄动, 这就是荣留王的对唐政策。而正是这样一种政策, 才使得有心东征高句丽却又不愿承担穷兵黩武之名的唐太宗一直迟迟未能兴师东征。因此可以说荣留王的对唐政策是成功的。 然而, 盖苏文执政后, 却毅然废弃了荣留王时期的周边政策, 对唐朝采取强硬态度。这种新的周边政策可概括为两句话: 一是南征新罗。盖苏文执政伊始, 便重新开始了中断多年的丽罗战争。他联合百济, 共谋“绝新罗入朝之路”（37）, 并亲自“将兵击新罗, 破其两城。”（38）二是西拒大唐。当唐朝遣使令盖苏文停止进攻新罗时, 他断然表示拒绝, 甚至还“以兵胁使者⋯⋯遂囚之窟室中。”（39）当唐朝大兵压境时, 他也坚决予以抵抗。 从表面上看, 盖苏文的这种周边政策颇与长寿王以来的传统周边政策相似。但它徒具传统周边政策之形, 而未得其实。长寿王时期所以能够南征罗、济的同时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 是因为当时中原南北分裂, 自顾不暇, 仅仅向其称臣纳贡, 便足以使之满足。至于海东战事, 实与之无关。但即使如此, 高句丽历代王朝还是谨小慎微地尽力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 而从不因虚名微利激怒中原王朝。至于因得罪中原王朝而请和、谢罪之事则更是不胜枚举。而盖苏文所处的时代则与其前辈完全不同。其时大唐一统中原, 华夷一家, 天下之事, 莫不关涉大唐。而高句丽无端入侵新罗, 这等于是向大唐的权威叫板。更何况唐太宗早有东征高句丽之念, 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借口, 而盖苏文的一意孤行则恰好为其提供了借口。因此, 战争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其二, 不知外交权变, 坐失和平良机。 除了制定周边政策方面的错误之外,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 盖苏文也缺乏基本的外交权变。如在唐太宗东征归国后, 曾“以弓服赐盖苏文”。（40）唐太宗何以有此举动呢? 这是因为唐太宗百战百胜, 所向必克, 而东征之行, 却未能如愿, 有心再图大举, 却担心为此倾耗国力; 欲待就此罢手, 又觉颜面无存。然则此番亲征, 克辽东, 战驻跸, 以少胜众, 歼灭高句丽十五万大军, 实不为无功。所欠缺者,“但以贼帅莫离支犹未授首”ov 耳。但倘若能令其心怀畏服, 遣使谢罪, 则亲征之举亦不为虚行。 唐太宗“赐弓服”之意正在于此。若是盖苏文能相机行事, 假作畏威服德, 遣使谢罪, 则唐太宗亦有以遮羞矣。这样, 唐朝至少暂时不会着手准备下一次东征了。但是, 盖苏文在接受唐太宗的赐物之后, 却“不遣使者谢”。（41）从而更使唐太宗自觉颜面尽失。“于是下诏削弃朝贡”,（42）准备再次东征。至此, 唐丽双方更加势同水火, 不共戴天了。 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 盖苏文为何断然抗拒唐朝且无视唐太宗递向他的橄榄枝呢? 是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蔑视大唐兵威吗? 不是。驻跸山一战, 高句丽举国震骇, 以至于附近“数百里无舍烟。”（43）此后, 唐军围攻安市两个月之久, 盖苏文竟未敢派出一兵一卒前来救援, 足见其胆已丧。 那么是不是向唐妥协会影响他在臣民中的威望呢? 也不是, 高句丽素向中原纳贡称臣, 其君主向中原谢罪请和者何止一人, 却从未见有人因此而降低威望。且盖苏文本人在后来也曾以宝臧王的名义“遣使者上方物, 且谢罪, 献二姝口。”（44）只可惜此时谢罪,为时已晚。其实, 盖苏文抗拒唐朝的唯一理由就是要保持自己南征新罗的权力。但其一旦惹恼唐太宗, 则必需全力备御大唐的进攻, 因而也就很难有余力再征新罗, 建树开疆拓土之功了。事实上, 自唐丽战争爆发后, 盖苏文也只有在永徽六年唐朝全力休养生息之际, 才联合百济“侵新罗北境, 取三十三城。”（45）此外则根本没有机会用兵新罗。而这区区小利与其所蒙受的损失实在难成比例。因而可以说盖苏文只是在名义上坚持了国家的权力, 而事实上却无法为国家带来任何利益, 反而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 因此, 他的周边政策是错误的, 他的外交才能是低劣的。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盖苏文绝不是一位民族英雄, 因为他既没有为国家和人民谋得任何福祉, 也未创建任何足以令高句丽民族自豪的辉煌业绩。 当然, 他执政期间的确一直对唐朝持强硬态度, 但是,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 为国家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利益, 而绝不是一味蛮干, 拿民族命运做赌注。因此, 如果盖苏文因敢于抗拒大唐便被称为“民族英雄”, 那简直就是对这一神圣称号的亵渎。但是, 如果说盖苏文是高句丽亡国的罪魁祸首, 则尚需加以分析。因为高句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 它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也就是其不断汉化的过程, 因而与汉族融合 乃是其必然归宿。且当时大唐一统天下, 唐太宗本人更是雄心万丈, 统一辽东本是其宿愿, 何况高句丽的强盛也使其颇有卧塌之下有他人酣睡之感, 因而唐丽战争早晚必将爆发。从这一点看, 将高句丽的灭亡归罪于盖苏文未免有失公允。但是盖苏文的种种倒行逆施, 也确实导致了高句丽的上下离心和唐丽战争的提前, 因而加速了高句丽的灭亡。从这一点讲, 称盖苏文为高句丽亡国的罪魁祸首也并非毫无道理。 总观盖苏文一生所为, 我们完全可称之为“奸雄”。但其奸不足以隐恶, 其雄又不足以成功。因此, 他算不上一位成功的领袖人物。 注释: ①④⑤⑦（17）（19）（27）（28）（34）（40）（42）（43）（44）（45）《新唐书·高丽传》 ②（39）《三国史记·盖苏文传》。 ③ （13）（14）（29）（33）《君主论》第十七章。 ⑥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宝臧王下》。 ⑧（13）（14）（29）（33） 《旧唐书·高丽传》。 ⑨（1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10）（41）《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 （12）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15）《朝鲜全史》三卷·八章二节。 （18）《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20）《资治通鉴》卷二○○。 （21）《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 （22）《新唐书·契何力传》。 （23）（24）（25）（30）《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上》。 （26）《孙子·作战》。 （31）（32）《三国史记·金庾信中》。 （35）《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36）《册府元龟·奉使部》。 （37）《旧唐书·百济传》。 （3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宝臧王上》。 （4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