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涂鸦者的恼怒——品评张戎姐弟的学风 历史涂鸦者的恼怒 ——品评张戎姐弟的学风 章立凡 我的读书笔记《历史不是小说家言——关于张戎评毛新作引发的书评之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而是透过分析此书书评中的某些争议，探讨求实的治学之道，批评哗众取宠的学风及对历史的随意涂鸦，批评对象也不止限于张戎夫妇。 张戎女士去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采访时，自称积十余年工力写成《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并罗列了如下卖点：一、蒋介石为让苏联放儿子而纵容中共；二、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四大间谍；三、师哲提供不少中苏共关系见证；四、刘少奇在批斗会上被打翻在地；五、林彪和毛不讲原则的关系；六、毛爱女色是不容置疑的事；七、死于毛统治下的人数不下七千万，等等。其中第一、二、七点争议最大，其余四点多是公知之事。 我确曾提及此书的若干“抢眼的内容”，并拣出张女士比较得意的第一、二卖点略加点评。孰料这篇两千余字的笔记，触发了激烈的反弹。她的弟弟张朴以《是张戎写”小说”，还是章立凡无知》为总标题，连发三文愤怒抗争，内容无非是将姐姐的举证罗列一遍，设法将故事重新编“圆”，看不出有什么新意。他所铺陈的种种历史碎布片，似乎与我的论点不在同一空间。 我很耐心地静候张朴先生把机关炮打完，这种传声筒式的辩护，给人的印象只是画蛇添足，添加的“蛇足”越多，暴露的无知也越多。如今越抹越黑，几乎无须我多指摘，读者便可自行识别作者的水平——我感觉省事多了。 张朴先生的文章中有一段很“拽”的话： 章立凡先生认为张戎只提及事实，却没展示“档案证据”，因此她的结论不可靠。这是一种无知。档案固然重要，但古往今来，多少见不得人的、心照不宣的暗中交易，会落到白纸黑字上？历史研究靠的不仅是抄档案，更要靠研究者的功力，从乱丝中捋头，在浑水里识鱼。比如你找不到毛泽东要刘少奇死的任何文字记录，是不是就等于说刘少奇不是毛整死的？ 这段妙论令人绝倒！无知的我第一次被人教诲：不凭证据编写历史，居然是一种“功力”！？ 任何受过历史研究基本训练的人都懂得，要推翻一桩公认的史实，必须在主证据上无懈可击，并形成相关的证据链。当然，征举旁证乃至孤证，提出质疑或新的假说，也不是不可以。但允许存疑并不等于颠覆历史，专凭臆测搞“诛心之论”，结论只能是“小说家言”。 这点做学问的基本常识，与现代文明法律中“疑罪从无”的质证原则同理。在你举出某甲指令害死某乙的确凿证据之前，不可能说服陪审团判某甲谋杀罪成立；但你尽可以罗列相关的事实，指控某甲对某乙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戎夫妇要想当历史公诉人，就须具备公诉书的写作技巧，不能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张戎夫妇颠覆历史的方法颇为另类——既当公诉人又当法官，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同斯大林“肃反”时期的法庭近似，与中国“文革”中的专案组也雷同：抽取函电、日记中的只言片语，再串联一些历史关系和迹象，就可凭“功力”来“浑水识鱼”，作出种种“有罪推定”，判决某人与某国进行了某种交易，或某人为某国某党“间谍”……。 书中所谓蒋介石为向斯大林换回儿子而放走红军的交易，仅从历史表象上拼接举证，从学术角度是难以认定的。作者也尽可随意怀疑一切，但要指认某人为“间谍”，则属于重大控罪，捕风捉影式的自由心证同样无效，必须举出组织关系及间谍活动的铁证。 国共两党创立时，都是苏式政党，人事上的渊源也是公知的历史，例如宋庆龄、邵力子本来就是公开的亲苏派，与中共的历史关系也比较深。两党在国际大背景下分裂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有关人士出于政见、利益等原因的私下互动与公开离合，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在政治人物之间本是很平常的事，只有少见多怪者，才会自以为发现了什么间谍；甚至这种发现本身，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已。 上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全书”，关于间谍（espionage）的定义如下： 间谍是指从事秘密侦探工作的人，从敌对方或竞争对手那里刺探机密情报或是进行破坏活动，以此来使其所效力的一方有利。 按这个标准，单凭张戎夫妇所抛那点材料作旁证，要将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胡宗南、宋庆龄等与苏共、中共不同程度上有点关系的人，统统打成“苏联间谍”或“中共间谍”，只在两种历史背景下似乎可行：一、回到美国麦卡锡主义时代，二、回到中国“文革”年代。 我检索了一下，作者在书中用“sleeper”（卧底）来形容邵力子、张治中和胡宗南，而对宋庆龄和卫立煌则使用了“agent”（在英文中兼具“代理人” 和“特工”的含义，但联系书中内容，显然是指后者）；作者还使用了“moles”（鼹鼠）这个词，作为其所控“间谍”之统称。 有网友指出，张朴最近不断用中文的“红色代理人”一词，来偷换其姐英文书中的“红色间谍”概念。“agent”在英文中带有专业性，而“代理人”在中文里则比较中性，不知这是否算一种私下的“改进”？曾有网友指责说，张朴不断地将自己的译文在互联网上贴出，再根据网民的批评进行修改，然后声称以往的译文是他人伪造。张朴否认有此做法，我也一直不敢相信天下有这样的翻译家。在该书中译本出版前，我无意纠缠于繁琐考证，以帮助张戎姐弟修改译文和促销；不妨等到将来有闲情逸致时，将英、中文版本作个对照，看看中译本是否忠实于原著。 张朴先生的身份有点奇怪：亲属、译者、辩护人一身三任。姐姐要颠覆历史而举证不足，弟弟则命令我带上“反证”去回应，否则就算他姐姐胜诉，莫非他可以既当辩护人又当法官？张戎指控胡宗南为“中共间谍”，却反过来向胡家后人索要不是间谍的证据，也是同样的霸道作风。暴露出张戎姐弟虽已在国外生活多年，却不幸承袭了意识形态官员专断的整人思维…… 我还记得自己的文章，批评的是张戎夫妇在该书英文版中表现出的学风，只是顺便提到过张朴。如今弟弟冲锋在前，鸡同鸭讲地复述一通书中内容，便自认“精神胜利”，实在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就公认的学术规范而言，理性地回应批评，体面地坦承错误，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教养，比“死要面子活受罪”强。作者至今不敢直面批评，推出一名亲属兼中文译者，到处说外行话替自己强辩，实在看不出一点起码的风度。 以上只是部分读后杂感，还有些闲话也懒得掰扯。打算到此收尾时，忽然传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止出版此书繁、简体中文版的消息，只好再写几句。 返观张朴反击我的文章中，避谈对胡宗南的“间谍”指控，当是遭到胡氏后人及故旧的强烈反弹后，为避免影响出版而采取的低调处理——毕竟商业利益比学术作秀更重要。 此书迎合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口味，成为一部英语世界的畅销书；特别是上了某些大国政要案头的报道，令张氏姐弟沾沾自喜。一些严肃的中外学者，曾对此书提出过客观中肯的批评，均被张戎等断然拒绝。这种挟洋自重的心态，导致了作为作者母语的中文版夭折。面对在中文世界的重大挫折，作者须首先反省自己的学风，而不应一味归咎于舆论或当事人家属。 虽然笔者对此书有所批评，但一直是主张读书无禁区和开放历史档案的。我对此事件深表遗憾，并希望中文版早日问世。 2006年4月20日 完稿 2006年5月21日 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