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村非彼村 - 赵树凯
A different village - by ZHAO Shukai
【作者简介】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在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78年-198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7年-1990年,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硕士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年-1988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990年-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6年7月-1997年1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1999年5月-1999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学者。
2001年7月-2002年7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正文】
如同许多中国的农民一样,我也曾努力想象美国农民过得是什么“光景”。每每下乡调研,与农民攀谈起来,常常被问起“美国农民如何如何”。于是,不论我知道多少,都得如此这般地说道几句。因此,为了回应中国农民的问题,也为了自己的研究,几年前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曾努力去体察那里的乡村生活。
到美国的第一年,我在杜克大学,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牡市(durham)。这里是美国南方,林木葱茏而水草丰沛,风光不同于北方,更不同于西部。杜克校园绿树如荫,幽静神秘,有学者说是“弥漫着贵族气息”。著名的杜克森林环抱校园,博大深邃且生机勃发,森林里常有野鹿出没。我初到杜克,正值暑期,安顿下来之后,每天都在图书馆或者办公室。校园生活之余,感到几分寂寞,便生出探访美国乡村的想法。恰在此时,一位在北卡大学历史系做教授的朋友来看我,我就请他帮助联系个农场看看。初秋的一个周末,我们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家庭农场住了一天。这里是传统农区,田连阡陌,横无际涯。但是,我却没有看到美国的农村,更准确地说是没有看到想象中的“乡村”。一个家庭农场往往几百公顷土地,比中国一个中等村子的面积还大,农户之间很少比邻而居。看到情景是,一个一个连一个的农场,一个一个散落的农户,无法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我们进入一个农户院落,首先看到汽车、大小拖拉机、收割机等,一个院子里有十余台大型农机;然后是看到了三个墨西哥小伙子,正在装卸饲草。农场的主人五十来岁,出来迎接我们。攀谈起来,这个农场主说起近年亏损,然后谈到国际市场行情变化,也谈到贷款过多,等等。这个农场的主要劳动力除了他以外,还有他的妻子,再就是三个墨西哥人了。这三个墨西哥人都是半年前来的,相当于我们的民工,他们基本上不能讲英语,但承担了主要的体力劳动,主要职责是喂养近50头牛。经过一天了解,一个最明显也最浅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农民是在“经营”,而不同于中国农民在“种地”。如果论劳动力素质,按我们经常讲农业劳动力文化结构的方法,也很成问题,5个劳动力中3个文盲,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现代农场。由此我又想到,用现代方式经营的农业,其实不必要求每个劳动力都有高素质。比如这个家庭农场,就是高素质的农场主,率领了三个低素质的墨西哥“民工”。
到了冬天,我又突发奇想,想到美国的一个农民家中去住几天。于是,我找到一位教授,请他帮忙去一个类似中国乡村那样的地方。过了几天,我们就出发了。上次是南下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北部平原,这次是北上去了佛吉尼亚州东部山区。那是一个金色的初冬季节,汽车行进在山间公路上,可以领略连绵起伏且无尽无穷的红叶,景象真是令人陶醉。汽车向山区的深部挺进,人烟逐渐稀少。薄暮时分,我们到了目的地。这是半山的一个农户。虽是山区,但并非崇山峻岭,山峦比较舒展流畅。站在高处远眺,附近几个山腰上依稀可见几栋房子,想来这就是附近的农家了。这个农户的住房是三层楼房,面积总有三四百平方米。我和妻子、儿子三个人被安排在一楼的两个房间里。这里的山民们很好客,为了我们的到来,第二天专门办了一个“派对”。这个下午,这个农场主家里来了十几个人,有大人和孩子。他们来自附近的山民,来自七八个家庭。站在楼上举目四望,每个人都能指出来他们的家的所在。安顿下来以后,主人问我想做什么,我说不想做什么,只是希望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参加或者协助一下。房东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我看来,这里就是美国的乡村了。方圆几十里之内,生活着八个农户。站在山顶望去,几栋漂亮的乡村别墅镶嵌在不同的山头上。房舍之间可以遥遥相望。但是如果彼此造访,则需要依靠交通工具。通常,农户的男主人开越野吉普车,女主人则通常开一种电瓶车,这种车没有声音,速度很慢,连十来岁的孩子也可以开。这些农户都是农场主,每家有几片山场,山上有树林,有草场,有的农户自己办了奶牛场。这几天,我们一家跟着房东,收割过牧草,管理过奶牛,还和他们一起修整过一条山间小路。晚上或者下午不忙的时候,我也去别的农户家串门。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较慢,除了这几户农民之间有走动,外边很少有人进来。附近也没有商场,买东西要出去几十公里之外。但是,这里的农民家家都有电脑。当我造访一个农户,刚好买回来一架钢琴。帮忙抬钢琴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钢琴不是到乐器商店买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络从70公里外一个人家里买的。20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电脑居然已经普及到这样的山里来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对于我的单位来说,仅仅是我出国前的一年多,才给每个研究室配备了一台电脑。有美国朋友告诉我,这里其实不是典型的美国乡间,因为这里太封闭了,通常情况下美国的乡村生活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地理上的封闭并没有影响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脚步。或者说,在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村庄的开放和封闭,已经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了。
这八户人家似乎构成了一个社区单位。我由此想起了中国的村民小组或者村委会,于是我问他们是否有一个正式组织,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涉及这些户的公共事务,通常是一个人来办理,就是我的房东。他们处理和讨论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通常是在礼拜日的仪式结束以后。周日的学习活动大约持续1个小时,然后,人们说一些经营生产等方面的事情。他们的牵头人,既没有正式任命,更没有工资报酬,仅仅是共同生活中涌现的一个张罗公共事务的人,属于真正的“民间领袖”。
这些山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个周日的上午,他们都到我的房东家里来做礼拜,带来了孩子,也带来了狗。大家聚集一起,学习“圣经”,唱赞美诗,祈祷。我的一家也参加了他们的学习活动。唱圣歌的时候,每个人都那么专注,神态中洋溢着崇高和敬仰。不仅大人,而且孩子,都沉浸其中,就连静卧在主人们身边的狗们,也显得深沉肃穆。这歌声确实有一种高尚之美。歌声中,遥望楼外初冬时节金黄色的远山,连我这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异乡人都被深深感染。由此我想到来美国以后的生活经历,想到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虽然美国人并不都信教,但是宗教在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中的作用,几乎时时处处被感受到。特别是对于弱者,宗教为他们编织起了强有力的支持网络。通常,在正式组织体系比较发达的领域,宗教的力量并不突出。比如学校里的教学,大学内部不同研究机构的活动,都是在正式制度安排下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宗教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就我个人来说,在这里的住房、办公室、生活费、甚至全家人的医疗保险等,杜克有关方面都安排得很好,但是,有许多事情还是感到很无助。我的儿子需要在课余补英语,教堂里就有这样的服务,而且可以到家里来接孩子,那里有人教英语,而且还有玩具和娱乐活动,还向孩子发放点心和学习用具;买了汽车以后,要到修理厂检验,但是我连修理厂在哪里也不知道,是教友带我去的;考驾照的时候,开车上路需要旁边有正式驾驶,也是教会的人陪同去的。因为教会的存在,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外人,生活才方便起来。因此,我太太和儿子就成了教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教堂成了儿子周末的好去处。在这里,从大学的生活,到这样可谓“穷乡僻壤”的生活,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这个社会的团结,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仅仅用传统意识形态来看待批评西方社会的宗教,看来确实难免荒诞和虚妄。
在山长水远的佛吉尼亚乡村,我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看到了美国的“私塾”。我的房东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一二岁。我问这两个孩子在哪里上学。孩子说,他们就在家里上学,叫“家庭学校”(home school),教师就是他们的妈妈。在客厅里,孩子们拿给我看他们的课程表、课本,也有黑板之类的教学用具。我很惊讶,转而问他们的妈妈:“不到学校上学可以吗?”。孩子的妈妈说,上家庭学校需要政府教育部门批准,而且每个学期要参加统一组织的考试。我问为什么要上家庭学校,而不是去正式的公立或者私立学校,是不是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家长说,交通没有问题,只是远一点而已,他们选择家庭学校,是认为在家里教可以比学校里更好,附近居民的孩子,多数选择家庭学校。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居然有如此大的选择性和多样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们离开这个佛吉尼亚“山村”的前夕,山民们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道别晚会。晚霞染尽层林的时候,人们纷纷开车来到一个山谷,大家围坐一起,把酒临风,欣赏夜色笼罩下的山川旷野。迷朦悠远的高天之上疏星淡月,断云微度,凝视这夜空,我不由地想起古人“目尽青天怀今古”的咏叹。四周是草深林密的原野,夜色中显得生灵深沉,像大海一般辽阔,但比大海更加起伏跌宕且气象万千。面对此情此景,我毫无他乡异客的幽怨,却有“万里江山知何处”的感慨。聚会临了,主持者希望每个人表达一个心愿。我在道谢之余,说:“但愿天下所有的农民都能领略到这样的夜景”。
仅仅在佛吉尼亚山区农场住过几天,仅仅接触过几个农场主的日常生活,我绝不敢说就了解了美国农民,更不敢就此向别人说“这就是美国农村”。但是,在有了这点生活体验之后,基于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可以说,我对美国农村有了新的理解。在传统的村庄概念里,包括在现代中国的村庄概念里,村庄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直接互动,或者是面对面交往,这种直接互动构成生活的基本形态,成为生活支持网络的重要基础。但是,我在美国的有限观察发现,这个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庄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便在佛吉尼亚山区,几个农场主之间虽然保持了村庄式的互动,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其实非常不同于的中国乡村。当传统的村庄生活被现代要素重新构造过以后,虽然地理形态上的特征还存在,这个村庄其实不是原来意义的村庄。从这个角度说,美国虽然有农业,但是没有农村。对于中国来说,整体而言村庄转型刚刚开始。美国的村落在结构和性质上不同于中国,或者说,美国没有人们通常理解的中国式村庄。同样,如果用已经被现代市场要素构造过的美国农业来观照中国农业,中国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农业。所以,我们经常不无道理地调侃说:“美国无农村,中国无农业。”
中国式的村庄其实在美国是存在过的。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是到了北方的波士顿以后。在杜克大学这一年研究结束以后,我又应邀到哈佛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Elizabeth J.Perry教授合作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到哈佛的次年春天,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助理说要组织一次外出,比如可以到罗得岛州海滨游览,或者到新罕布什尔州购物。我提出的建议是到一个村庄。这个主任助理告诉我,很难说什么是美国村庄,但是可以去看一个过去的村庄,是一个前现代的村庄。我说当然好。于是,我们在一个周六驱车2个小时来到了依山傍河的地方,看到了一个作为观光旅游景点存在的村庄。这是一个19世纪中叶的村庄。在村子里,我兴致勃勃地走街串巷,端详这些排列整齐并且比邻而居的房子,看风车,进磨房,突然眼前发亮,这才是活脱脱的我们想象中的村子,或者是这是我们中国农民想象中的村子。遥想当年,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新移民来到,可以跑马占地。但是,资源环境如此宽松,人们还是选择了聚村而居。这其中,最重要的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现代生产和生活要素,可以设想,在没有现代农业设施的条件下,他们一个家庭怎么去耕种几百公顷土地呢。由此,我也想到,中国村庄结构的现代化演变,也是要基于现代化进程之基础,不是规划或者学习就可以实现的。美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虽然可以都称为“乡村”,但是,内涵和结构迥然不同,美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虽然都可以称为“农民”,但是,他们的生活逻辑和生活过程,特别是在现代国家结构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作用是不同的。研究中国的农村发展,借鉴国际经验,须立足于此。
(引自 “中国发展观察”http://www.chinado.cn/ReadNews.asp?NewsID=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