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那年的夏末，天气湿热多雨，奶奶家堂前屋后的空地上随处都是积了臭水的洼坑。就在那个蚊子大肆孳生并传播疾病的季节，我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威胁到我的生命的大病——流行性大脑炎。 三伏天后的农村依然酷热，树上的知了一大早还是开始叫个不停。然而我并没有能够象往常一样按时从炕上蹦下来，叫嚷着要奶奶给我梳头洗脸。我还没有睁开眼，便已感觉头象炸了一样的疼，体表有一团火在身上蔓延，我全身发麻，就连我在三伏天中起的一身痱子都感觉不到痒了。当我起身后不久，火烫火烫的身子便开始发抖，上下牙齿“咯噔、咯噔”地对咬。奶奶一看，便知道我病了。她说是感冒，起身去给我拿一种叫安乃近的药。 我长大后，一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安乃近到底是一种什么药。那时候的人一有病，而且不管什么病，好像都去吃安乃近。而且只要后来人没死，病还好了，就认为那是安乃近的疗效好，下回接着吃。它被很多家庭当作了一种万能灵药。 然而，安乃近没有对我起作用，我头依然痛得受不了，我紧抱着自己的脑袋、撕扯头发。没到中午，我又开始呕吐，并且很快陷入了嗜睡继而昏迷的状态。 我后来处于昏睡状态中，对随后所发生的事情便没有了记忆。然而我那凶险的病情却给每个在场的人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痊愈后有很多天，奶奶，还有二叔和二婶，都不停地跟我讲当时的情形，每次他们讲起来都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们那样子让我也感到了害怕，甚至比当时生病时还要害怕。甚至于在我长大成人后，我还能时常听到亲戚们跟我念道那件事。因此我虽然被病痛折磨，后来又陷入了昏迷，对整个过程没有经历过的印象，但我对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同时，我也知道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帮忙把我从鬼门关上捞了回来。 听奶奶讲,我不但发着高烧，身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血点。我不停地呕吐，秽物是喷射出去的。后来，我的脖子跟四肢开始发紧发硬，并很快就不醒人事了。奶奶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感冒。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只好很虔诚地在门口替我叫魂儿。她双手端着我的衣服，哈着腰在天井里转着圈儿走着，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梅子，回来吧，梅子，回来吧。”我能想象出奶奶当时有多害怕，因她每次谈起这件事都会象祥林嫂的模样，反复唠叨着要不是她给我叫魂儿，我早就被阎王爷给收了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嘴唇是颤抖的。 二婶儿也跟我说，要不是二叔及时送我去医院，我的小命可就真的没了。当时，我人看上去就跟是没救了一样，身上软棉棉的，怎么唤也唤不醒，眼皮子也不会翻了。任是二婶儿这样一个硬心肠的人看着都怕了，好歹我那也是条命啊。 村里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来看过，他催促着赶紧把我送镇医院去，说这是大脑炎，村里看不了，而且送晚了就没命了。医生还指着我身上的瘀血斑告诉二婶儿，瘀点越大病情越严重，昏迷了若不及时救治，病人很可能会在一天内死亡。 奶奶从我刚起病时就吃不下饭了，她急得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开始时，她还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以为只是寻常的感冒发烧。后来见我都昏迷了，她立刻方寸大乱。再又听赤脚医生说是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大脑炎，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便连路都不能走稳了。 二叔一听也慌了，跳着脚要抱着我往医院跑。可那怎么行啊，镇医院离着有十多里地，而且大半的路程是乡路。借村里人的驴车肯定是不行的，太慢了，恐怕还没到医院我的小命就丢了。只有骑自行车了。二叔因为常出外帮人家干木匠活，家里有一辆很旧的自行车。当时家里就只有二叔一个男人，要送我去医院，还得要个能坐在车后座上抱着我的人。我昏迷着，象是死了一样，二婶儿一小锉个儿，她哪儿能抱得动我。没办法，二叔只有挨家挨户地去求人，可人家一听说是大脑炎，立马就给回绝了，根本都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家都知道大脑炎的利害，没有人敢接近我。 二叔急啊，他一家一家地去求，只要家里有男人的他都去求，只要人家愿去让他跪下都行。可没有一家有人愿意去。就在二叔差不多找遍了所有人家的时候，我的事让村里的一个光棍汉知道了，那人叫福桩，论起辈分来他算是我的一个远房本家叔叔，所以，我平时见了面儿管他叫桩子叔。 桩子叔无家无业的，他生下来时是个遗腹子，两岁那年母亲改嫁到邻村时，他的奶奶从婚礼上将他“偷”了回来。桩子叔长到七、八岁时，他的奶奶也不幸过世了。他就这么自生自灭地活着，村里人都很嫌弃他，好心的人会给他口吃的，不善的人门口见了就轰他走。 桩子叔除了一个小破土坯房外，跟个流浪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二叔平时很少跟他交往，一是嫌他穷，二是见他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成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无所事事，心里厌烦便不愿意理睬他，这节骨眼儿上二叔更没有把他放在心里。然而，桩子叔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便急急火火地赶了来，他一看我就大喊：“梅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得挺住阿！哎，赶紧去医院哪，都傻在那干吗呢！没人去，我去，这是条人命啊！” 于是，桩子叔把我抱在怀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跟着二叔就出发了。可倒霉的事儿还没完，那辆自行车承载着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的重量，刚出村口就吃不消了，车的后被一小石子儿硌了一下，立刻就爆了胎。 可时间不等人，当时那两个大人也真急眼了，管它车胎不车胎的了，只要还能转就使劲往前赶。于是，二叔便骑着辆瘪了胎的自行车，带着桩子叔怀里抱着的我走了十几里的路才终于把我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天可怜见，正好医院里有新到的治疗大脑炎的特效针，打了之后我就渐渐地好了，但医生也跟他们讲，再晚一点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这件事儿，二婶儿后来总说我命大，以后准有福气。 二叔是我的亲叔叔，为我的病奔波那是他份内的事。而真正在关键时候拉了我一把，跟我的二叔一起把我从鬼门关里抢回来的那个人，竟是一个全村人都嫌弃的光棍汉。 农村大多的人都有亲人在身边，他没有。农村大多的成年人都有家业，他也没有。农村大多有家的人都有孩子，他更没有。然而，村里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一个小生命的价值，没有人比他在一个垂死的小生命前产生更强烈的爱心，强烈到他可以冒着自己被传染的危险，去拯救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这便是一个陌生人对一个可怜的小生命可能都会有的怜悯之情。而我想能将所有这些幸运联系起来的，便是我未曾向村里其他人那样去鄙视桩子叔这样卑微的人，相反，在我的眼里，他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朋友，时常过去陪他说说话。 或者可以讲，我的命得救于我对一个最为卑微的人的尊重。这让我长大后，从未敢对任何一个不堪的人与其他人区别对待。并非是要图他们再救我一次，而是我十分坚信再不堪的人心里都可能有一片十分干净而温馨的世界，而从这一点上他们不比任何所谓崇高的人逊色。 非常遗憾，桩子叔帮完了忙就回家了，没有人跟他专门道过谢。小小的我也很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感谢，只是此后再见了他，心里充满一种亲切和温暖，而他看着我，也常常流露着知足而得意的笑容。然而这份谢意在我心里藏了一辈子，还是从没有告诉过他。当我回城上学后，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奶奶告诉我，他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破土胚房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只看到从他的身体里，爬出了很多的蛆。 在我病好以后，奶奶告诉我我得的是一种传染病，这种病的传染性很强，得了以后如果不及时送医院就会很快死亡。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担忧，当时我便问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得这样的病？”奶奶微笑着对我说：“不会的，北京人都很干净，他们不会得的。”但当时我一想到这样的问题，奶奶那样的回答便不能让我满意。因为她没有说服我那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而我只要想到了那样的一种可能，便无法抑制地担心起来。我于是缠着问奶奶：“那万一得了呢？那万一得了可怎么办？”“傻孩子，难得你的一份心。我就告诉你吧，他们就算万一得了那样的病，也不会有事的，北京大医院那么多，都是全国最好的。象你们家门口的那个，还是你们那个区最好的医院，从你们家到那里，连上趟茅房的工夫都用不了。咱们镇上的医院都能治好的病，在北京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奶奶的回答这才让我彻底放了心。 在我生病的过程里，我那幼小的心灵没有想到过我的父亲、母亲。我想就算我再痛苦，也从没有想过要他们来关心我、照顾我。我一直认为能跟他们在一起，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奢侈。他们在我的心里高高在上，我只知道尽我的一切努力去讨好她们，又怎敢奢望麻烦他们去照顾我这样一个生病的孩子呢？ 象我这样的内心世界在成人的眼里会是一种懦弱。然而，对于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而言，依赖是他的天性，父母的关爱、照顾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争取被爱的手段除了讨好父母外他也别无他法，因为他实在没有为父母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的能力。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抱怨、索取，更不懂得什么是自尊，或没有能力去维系自尊与骨气。因此，关怀若来自仁爱的父母，对子女而言是一种爱，而若来自刻薄的父母，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施舍了。孩子们在这种关系中永远都是被动地接受着施与者的爱或者施舍。而当孩子们缺少了自己最需要的来自父母的爱或那样的施舍时，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讨好，或者企求了。 而对于那时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连一种来自父母的哪怕是短暂而轻微的施舍都是太遥不可及的奢望，连讨好与企求都没有向他们表达的机会，平时只能默默地等待，并在心里期望着。 我想如果我的病症使我不能再在这个人世间存活，我也会对父母微笑着说永别的。而如果我因病痛连永别这两个字都说不出，连微笑都做不到时，我想我宁愿身前身后一片空白，就这样带着一张白纸离开我无限憧憬过的亲人，甚至不去奢望他们能记得我。 天堂里，桩子叔一定不再卑贱，也不会孤独。 ———————————————————— 上帖时间：周一、三、五，敬请关注。 二宝娘文集 默山石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