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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与“学术腐败”(1)
送交者: 天地正气 2005年10月04日

今年以来丘成桐先生在各种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学术腐败”的言论，俨然以反腐英雄的姿态抨击国内教育和科技界的“学术腐败”。本人以为：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固然可以引来许多赞同和支持，然而其言论中充满了太多对事实的歪曲和武断，特别是把火力过于集中于北大和他以前的学生田刚院士，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真实用心。随着他的言论逐步升级，对他怀疑和站出来驳斥他的人越来越多。显然，“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的日子已不复存在，有良知的有识之士在日益增加，这正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

我注意到，最近署名唐十七的文章《也谈“事实真相”》已经对丘成桐的许多言论作了批驳。虽然还可以做更多的深入分析和更有力的批驳，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用卑劣的手法诬蔑和攻击他人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本身已构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违法行为。在此要奉劝丘成桐先生：不要拿自己已经岌岌可危的名誉作赌注，更不要把善良的人们看成傻子和懦夫，否则是非常危险的。

从丘成桐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现在的言行有其必然性。（当然，他身边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迭出歪招，也难辞其咎。）称他为“腐败大师”并不冤枉。

１．一贯的不公正。

在美国工作学习的许多人都听说过丘写推荐信或评价意见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学生或亲信捧到天上，就是把异己说成一钱不值。现在大多数一流的数学系已经不相信他的推荐，不邀请他写评价意见了。一个从哈佛数学系流传出来的故事是：在一次教授会议上，丘把一位来求职的数学家说成是“二流数学家”；而这位数学家在两年后就获得了菲尔兹奖。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就更荒唐了。1998年丘在北京开第一届“华裔数学家大会”，会上要颁发“晨兴数学奖”，为此他邀请了一些国际著名数学家担任评奖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一致通过把金奖授给田刚教授。可是开会之前丘突然通知评奖委员会，谎称田刚本人不愿意得奖，请委员会另选他人。最终评选的结果大家早已知道了，田刚落选。这中间的原因是，丘为了孤立北大要求田刚同北大断绝关系，
辞去北大长江教授的位子。但北大是田的母校，张恭庆教授是田的硕士导师，田刚当然不能答应丘的要求。为此他受到了丘的惩罚。


２．强烈的权力欲。

丘成桐自90年代初开始滋长了对权力的无止境的欲望。从他崇拜的历史人物，开始是毛泽东，后来是曹操，可见一斑。1996年，由于得到香港陈氏兄弟的捐赠他与中科院合作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从此，他攫取中国数学领导权的野心日益膨胀。1998年，正值中国数学会申办2002年ICM（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办权的关键时刻，丘采取了另搞一套的做法，倡议成立“国际华人数学联盟”和召开ICCM（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同中国数学会争夺领导权。中国数学会曾就此事同丘成桐协商，希望团结一致共同把申办工作和ICM大会的筹备工作搞好。但丘傲慢而愚蠢地加以拒绝。说他愚蠢是因为他完全不懂IMU（国际数学联盟）的规章，申办和主办都必须由所在国的数学会与IMU合作
进行。换言之，他另搞一套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但是丘藐视中国数学会的态度立即造成中国数学界的混乱，并引起大多数中国数学家的不满。一些国内数学家认为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上书中央。由于申办和举办ICM已被认定为国家行为，中央十分重视，由科技部下达正式文件，表明：不宜成立“华裔数学家联盟”
以及希望丘成桐教授采取某些适当的方式推迟华裔数学家大会（ICCM）的召开。对此丘极为不满，采取了激烈的对抗，策动香港数学会代表在会上提出把举办地点从北京改为香港的动议。当时的香港代表及时向当时的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透露了丘成桐教授的计划。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表示香港数学会将同中国数
学会保持一致，决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会议最终以压倒多数通过ICM2002在北京举行的决议，丘的计划遭到挫败。为此丘断绝了与该香港教授的关系，并对之多方打击报复。在中国数学会领导下和全国数学家的共同努力下，ICM2002在北京如期召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过程中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中国
数学会多次邀请，坚决不参加大会。

2．强烈的权利欲。（续）

丘成桐历来把在中国数学界最具有影响的一些人士，看作他控制中国数学界的最大障碍加以无端攻击。为此他曾攻击过陈省身教授，并在不同场合贬低吴文俊先生。近年来，随着田刚教授在国际上的威望与日俱增（田刚是ICM2002程序委员会成员，他也应IMU邀请参加了ICM2006的筹备工作）和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丘感到田是对他的霸主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因而处心积虑和不遗余力地对田刚教授加以猛烈攻击，同时也对抵制他的霸权的北
京大学猛烈攻击。我们要提醒丘成桐先生：在今天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幻想“称王称霸”的人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丘一方面对权力极力追求（他曾多次竞选香港某些大学校长的位子，但均未成功；据说曾因他的妄自尊大而被遴选委员嘲笑为“数学家IQ太低”，连累了全体数学家），另一方面又对握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膝。只举一个例子。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上海研究生院的时候，曾邀请丘担任领导职务，丘欣然应允。不料国内某首长对此持反对态度，丘听说后立即改变主意，否认他曾答应过要担任领导的事。

3．恶劣的学霸作风。

1997年夏，晨兴中心开始第一次活动。当时恰逢Hamilton写了几篇Ricci流的文章，丘以为他梦寐以求想要解决的Poincare猜想，可以用Hamilton的方法来做，并且关键是建立一Harnack不等式。于是，一方面他本人紧追Hamilton企图实现他的梦想，另一方面他指示北京（晨兴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高等理论中心）的有关研究小组都要研究Ricci流。其实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企图通过权威指挥和控制来取得成果注定要失败。据北京小组的人介绍，他们在研读Hamilton文章过程中发现：其文章含有一些关键性的疏漏（gaps）。由于无法克服这些疏漏，该小组暂停了一下，用了两段时间去读林芳华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发表在Annals of Math.）。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岂料丘在北京的总管把此事打小报告给远在美国的丘，因而才有后来丘几次歪曲事实攻击北京小组领导人的事。现已证实，Hamilton的文章确实有误，最近已被人用Perelman的思想加以更正；而丘的想法也没成功，是俄国数学家Perelman另辟蹊径才取得了成功。拿自己不成功的经历来吹嘘，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同时对他人加以莫须有的攻击，实在是很不光彩的。

最近，丘在他对媒体的谈话中多次造谣中伤，称田刚（和另一位中国学者合作）在一篇文章中剽窃了他同一位德国数学家的工作。所谓“剽窃”的工作，是指理论物理中所谓“ADM质量”是否有不依赖于坐标系的定义。这个问题是物理学家提出来的，丘及其合作者并没能完全解决它，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部分结果。他们在文章中还把这个问题当作公开问题提出来，并承认他们的方法已达到极限，无法进一步解决全部问题。（见p.301, Invent. Math. Vol. 124）现在，田刚及其合作者用新的巧妙的方法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任何有良知﹑有判断力的数学家都看不出田刚及其合作者有任何“剽窃”，而诬蔑他们“剽窃”的人必定是心理不正常。丘的不正常心理是：他做过的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任何人要来研究必须有他的许可，否则就是“剽窃”。其学术霸道的面目暴露无遗。[内行的人可以比较田的文章：math.DG/0506005 和丘的文章，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3．恶劣的学霸作风。（续）

一般人以为丘成桐在国内的影响以浙江大学为最，其实他在中科院的影响更大。2002年，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领导班子即将换届，院长候选人中以刚刚成功地领导了ICM2002筹备和召开的某院士的呼声最高，几乎是唯一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在举办ICM2002的过程中因坚持原则得罪了丘，丘坚决反对他做下一任院长。为此，丘指示研究院中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些院士，千方百计也要把该院士反掉。这些院士于是共赴科学院院部，晋见院长，表示支持丘的反对意见。这位候选人就这样被反了下来。这完全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替代的候选人思想上也毫无准备，迟迟不能下决心接受这个院长的重任，致使换届工作推迟两个月才完成。

4．巧取豪夺的学风。

在俄国著名数学家V. I. Arnold的一篇文章中写了一些本不必写的话，见“Mathematics: Frontiers and　Perspectives”第409页。Arnold写道：“盖尔芳德总是
（正确地）强调：数学家们从来不欣赏新思想，在整个登山过程中只有登上顶峰的那一步才算数。”在这句话后，Arnold加了一个脚注：“M. M. Postnikov有一个更激进的说法：科学从来不接受新思想，它同新思想作斗争。多数科学家总在做一些如同钉马掌的工作，他们自然对大客车有不好的看法。见本书中S.-T. Yau对于Givental理论的奇怪的斗争。”这里的S.-T. Yau就是丘成桐。Arnold这段话当然是有的而发的，Givental是他的学生，而丘当时正在与之争夺关于“镜像对称”的一个结果的优先权。Givental的文章发表在（1996），丘等人的文章发表在后（1997）。但丘声称（见该书的382页）：Manin 一个预印本中曾说Givental的论证还需要完善，因此丘等人的工作是第一个完整的证明。

Arnold写以上这些话的用意是说：丘等人的工作没有新思想，不过是在“钉马掌”。当然他不便直说，所以兜了一个大圈子。

私下里，Arnold向许多人毫不隐晦地说丘偷窃了Givental的思想，丘曾多次打电话问Givental各种问题，Givental详细地解答了他的所有问题。Arnold还揭发，丘曾经企图同他进行交易：由Yau出面帮Givental在美国找工作，而Arnold帮Yau的弟弟设法获得在ICM上作报告的邀请。这当然被Arnold拒绝了。

不久前，丘要他的一个学生转告国内某院士：丘要求成为该院士与一位中国学者（目前在美任教）合写的一本书的共同作者。丘本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只是看到了该书的预印本。丘的企图最终没有得逞，但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搞不懂，丘已经是如此有名的学者，为何还荒唐到要抢夺别人的著作？

5．可笑的自我吹嘘。

今年夏天在山东威海召开了“中国数学会70周年年会”，请来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些数学家，如John Ball（IMU现任主席），Noga Alon（ICM2006程序委员会主席），Martin
Groetschel（IMU执委），J. P. Bourguignon（IHES主任），E. I. Zelmanov（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会上作了题为“几何分析”的报告，用中文讲，同时放英文幻灯片。报
告会后一位著名数学家对人讲：“There are too many Yau’s and I’s full of slides，really mad.” 这确实是丘热衷于吹嘘的一个写照。

去年12月，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不幸与世长辞。陈先生的尸骨未寒，丘成桐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媒体宣布：“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见《光明日报》2005.1.11记者文章）。以此为题目的报道文章充满了对丘的吹捧，比如“华人数学家的领袖”，“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等。尤其可笑的是，把I. M. Singer的一句玩笑话也拿来吹，说什么“即使在哈佛, 丘成桐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相信Singer要是知道此事，一定会笑破肚皮。

在丘成桐写的文章“数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中，他说：“我花了五年工夫，终于找到了具有超对称的引力场结构，并将它创造成数学上的重要工具。当时的心境，可以用以下两句来描述：“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个牛皮吹得未免大了一点。从上下文不难看出，丘在这里所说“具有超对称的引力场结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Calabi-Yau流形”。按照著名理论物理学家Witten的说法，为了克服量子引力的困难物理学家发明了
“弦论”，而直到1984-85年弦论才取得了第一次重要突破，构造出一种能把量子力学与特殊相对论放在一起的弦理论。（见“Mathematics: Frontiers and Perspectives”第
347-350页）丘证明Calabi-Yau流形的存在性是在1977年，正是Witten和Strominger等人（1985）第一次把Calabi-Yau流形引进到弦论中，作为他们的理论的几何结构的重要部分。在这之后丘才开始了解Calabi-Yau流形的物理意义。所以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是Witten等人发现了“具有超对称的引力场结构”。丘成桐企图用“偷天换日”和“移花接木”（也可与“中国文学”相比较，一笑）的手法贪天功为己有，只能欺骗普通老百姓，目的是神化自己。

关于丘成桐先生与学术腐败有关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的了解肯定不够全面，欢迎大家补充。最后请读者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人，自己就是学术腐败的典型，怎么会真心反对学术腐败呢？

结束语。

数学是最理性的科学，它也本应是科学中最洁净的一片圣土，远离世俗的名利和权力之争。而数学家则应潜心学术，鄙视虚名实利，唯一向往的是至高无上的科学境界。然而眼前的现实离开这样的理想实在太远。许多的现实甚至是相当的丑恶，却被“见多而不怪”。笔者写下以上这些披露丑恶的文字，实出无奈。如果坐视年轻的学生和数学工作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污秽的学术空气所腐蚀，我们数学家的道德良心何在？中国数学的前途又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