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名先生生前最受刺激的事,莫过于大量手稿在“文革”里散失无遗。据说他晚年精神偏执,思路飘逸,与几乎所有人都吵翻。而小波则太幸运了,幸运到了让人无法抱怨:他穿过的毛衣成了展品,从此或价值不菲;他写过的情书成了畅销书,让书商喜笑颜开也给今后的情书指南提供了一本参考书。对比父子际遇,也算是对生活的残酷与荒诞的一瞥。
我为小波的小说杂文有很多读者高兴,因为我相信小波也想成名,希望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毕竟,一个人想当作家,也就会想有人读其作品。说自己不这么想的人十有八九是矫情。如果他有一些与朋友思想往来的书信,拿来出版也不为过,倒会对将来研究他的人有益。不过小波好象属于独行大盗一类,既未打入文坛某一团伙也不见有许多曾深入交流思想的朋友。
人性喜欢窥探隐私的好奇心,远胜于追求智慧这种高尚愿望。所以商业时代,名人感情私事最适合做书架上的公共风景使之贴近大众。一次成功的文化商业行为往往以牺牲审美趣味为代价。当年曾见大杂文家梁实秋的情书,情挚词朴仍不免读来滑稽肉麻。
虽然我完全理解“王小波迷”们多是心地善良,渴望智慧的文学青年,“王小波热”的推手们也多是为了他的文字而尽心尽力,我仍然不以为无节制的溢美是对逝者的尊重。尤其对于小波这样一个十分在意语言的准确并说过“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我的师承〉)这个道理的人,把他捧上天去恰恰会把他塗写成一个错误的前提,“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人性的逆转〉)。
我十七岁游逛到杭州时想去看岳飞庙,见到的是一片夷平的工地。从那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有着悠久的鞭尸掘坟的历史,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很容易也常见的。神化也好,亵渎也好,折腾永远不再会说话的死人是最省事的选择,折射出这个族群缺少宗教和不尊重个人的传统;还可能有内心深处的胆小怕事,好事的人们往往也是世故的。
我觉得,小波的主要心血在小说,然而他的杂文可能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读者与更大的声名。在我读过的部分年青一代关于小波的文章里,说自己是由杂文而接触他的居大多数。这是启发我这么想的经验性理由。我去国日久,又是圈外人,自然孤陋寡闻,但我还没有看到同代作家里有谁象王小波写了这么一批思想相对温和,语言比较易懂,文字略带嘲讽的议论性杂文。相对而言,多数同代人文章只适合在《读书》发表,读者以人文社会科学圈内人读,小波的文章虽谈不上老少皆宜,至少相当一部分理工科出身的人也会读。再者,小波主要从九十年代才开始发表文章,此时的读者群主流已比他年轻了一代。对于他们而言,小波的文字既新鲜又适合他们这代人的相对简洁明了直奔主题的思维方式。其次,八十年代是西学断绝三十年后再度东渐时期,所谓文化反思热的激进夸张,文化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意向,对西方思想文学的接近生吞活剥的引借,最后以悲剧戛然而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作用。此后,思想界转趋沉潜与保守,整个社会在商业化同时也非政治化。小波的思想由杂文直接表达;没有太多舶来气息,有锋芒而不激进,对时事基本不介入,既企图坚守思想自由又知道自律;正好暗合也参与构成了当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