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空五军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职，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脱离”苦海”。 在空五军，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虽然令我精神上很受压抑，但说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和爱人商量过，就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大不了最后回家拉排子车去。其实，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无理剥夺了我进行正常工作的权利。应当讲，我正当盛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空军部队建设效力的时候，却被无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脚，不让干工作，真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精神上很痛苦。因此，离开空五军这个是非之地，当时真感觉到是一种解脱。后来我才知道，我得以离开空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是一位陕北老红军。他为人正直，很爱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汇报南空的运动情况。出于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考虑，他在汇报时，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反映意见说：得想办法把王海调出空五军，要不然，闹不好，七斗八斗，可能把王海斗死。由于刘懋功是当面向吴法宪讲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调到空军司令部的安排。 但是，在全国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势下，空军领导机关也不是世外桃源，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直接插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林彪一伙反党篡军活动的”重灾区”。到北京后，我很想扎扎实实做一点儿工作，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挽回在空五军耽误的时间，但实际上却很难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 在”文革”的纷乱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１９７１年的初秋季节。记得是９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９月１２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１３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９时开会。 当时，杨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时会议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都是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９月１２日夜，他们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心中暗暗庆幸。这个革命口号喊得最响、自封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终于露出了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的真面目。我感到高兴，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虽然在空五军被扣上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但我与林彪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关键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现象感到很不理解。现在林彪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文革”中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疑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文革”为什么变成了大动乱，变成了对大批老干部的乱批乱斗？过去我总觉得不对头，私下里认为，党内肯定在一些事情上出了问题，一定有坏人乘机作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弄不明白。现在终于清楚了。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对我们党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对我个人也是一件大好事。听完传达，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 几天后，司令部又就此事组织了一次传达。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传达是在司令部办公楼的走廊上临时召开的。这次传达的范围比较大一点，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传达完以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我们司令部气象局有一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听他讲出这一番不合时宜的话，我心里又生气又替他担心。气的是，林彪叛党叛国，事实俱在，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担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一时控制不住，就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我这种冲动的反应，司令部的领导也没有当面提出批评。但是散会以后，冷静下来一想，我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太不冷静，不带劲儿，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还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这个事情后来一直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批评了我。他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总理又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周总理这种政治家的宏大气度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批评我是在吴法宪的办公室听到的。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之一，他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光。接着周总理就讲了上面提到的那番话。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先。温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２５６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先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我们专家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我们知道，此事责任重大。搞清事实真象，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更重要的是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林彪作为”副统帅”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骗、蒙蔽了许多群众。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把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昭示于天下，这将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尽快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彻底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９月１２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２５６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２５６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那么，９月１３日凌晨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粉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２５６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２５６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份，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我们的上述看法都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充份的阐述。 摘自《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