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
這次有機會到倫敦女兒家小住幾天，也就有機會和多年不見的一個住在倫敦的從前的同事見面。其實説是朋友更合適，因爲雖然原來曾經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但業務上的聯係並不多。
她姓袁，是在“文革”以後調到我所在的中學擔任地理課的老師，時間可能是1979年。1981年，她以民主黨派成員的資格介紹我加入民進組織。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一般人對中国共产党和民主黨派的認識是：民主黨派是在中国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意思就是民主黨派是在中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現的黨派組織，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允許暫時存在，不久的将来是要消亡的；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新中国的政党，要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最后进入共产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远的阶段，所以共产党的存在相对来说是长久的。又因为共产党处在领导地位，必须按照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办事，所以民主黨派中的成員是共產黨“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所以，如果个人历史上没有什么缺憾，是不会有人積極要求加入民主黨派的組織的。当时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新中国建立以后，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工作有分工，比如民主同盟的發展對象是高級知識分子（特别是高等學校里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教師）；民主促進會的發展對象是中小學教師、醫務工作者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員；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大多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中国国民党是原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等等
“文革”時期各個民主黨派组织，由于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党，统统被打倒砸烂，活動完全停止，一直到1980年才恢復活動。
1981年我加入民進組織以後，才開始意識到加入民主黨派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自己主动跑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其實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可是有人在竊竊私語，好像在暗地裏笑我。我不服氣，就找機會爭取在公開場合發言，説明自己加入民主黨派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當時我们学校的民進組織幾乎不能开展什么活動。我所在学校的民进组织最早的负责人是学校的校长，是一位非党人士（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文革”中自然靠边站，后期（1972年）调到另一所中学当校长去了，我们学校民进支部接任的负责人是数学组的王老师。
到了1982年国家开始在事业单位實行退休制度——男教师年满六十岁，女教师年满五十五岁的即在退休的范围之内。我和袁老师都被列入退休名單里。当时民进组织的新老会员一共六人。石老师病休在家；我和袁老师退休；赵老师调到西直门内一所学校工作，周老师调到西颐中学。实际上就剩下支部主任王老师在职，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这一年9月，我退休以後，曾經经人介绍到地处中关村的中国科學院職工大學做一些教务方面的工作。这时，我们学校民进支部的负责人（数学组的王老师）让我接替他的工作，当时我对参加组织活动的積極性很高，便满口应承。于是，我征得学校的同意，再回學校，一方面兼課，主要做民進组织的工作。
中学里的民进支部算是一个政党组织的基层单位，但却没有一间办公的专用房间。民进北京市委有规定，支部应该有定期的例会，记得是每月一次。支部負責人召集一次會議的時候，要尋找開會的地點，要湊合大家的時間，要請示共产党黨支部，聽取黨支部的意見。這就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一個必须的程序；會後還要向黨支部彙報開會的情況，再一次聽取黨支部的意見；有时还请党支部负责人来讲话，做一些指示。
两個人總不能開會吧？三人才能成“眾”啊！那時經常是三個人的會議，一个支部主任两个会员群众（王、周和我），開會的人數就是這樣可憐！。会议的地点有时在校内，有时到西颐中学，也有到王老师和我家里开会的时候。會議的内容是學習政策性的文件、討論發展工作；如何“以身作則”做好本職工作；如何當好“共產黨的助手”，配合學校領導作一些促進教育教學的工作等。
記得當時統戰工作有了新的政策，提出來民主黨派要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民主黨派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要當好黨的助手。既然可以长期共存，所以發展工作也就顯得重要起來。
当时学校党支部书记赵同志是一位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好领导，因此我的工作做得还算不錯。我组织民进成员写文章，出定期的墙报宣传统战政策，表扬先进。民進組織在群挟斨杏辛吮容^好的反映，要求參加民進組織的人自然也就多起來了。赵同志发扬民主精神，在学校里成立“代表大会”，目的是要采纳各方面对办好学校的意见。民进组织也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学校的代表大会；在赵书记的支持下，我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的支部注意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注意培养接班人。那时，我们学校的民进组织是区里唯一的一个基层组织。我不僅在自己的學校里發展會員，也在別的學校推動發展會員的工作，因爲別的學校的個別老師加入民進組織以後，只能和我们学校的人一起活動，很不方便。於是鼓勵別的學校的民進會員（如西頤中學的周老師）争取得到学校党支部的同意，在他的學校里再發展兩個人，按規定民進會員達到三人就可以成立一個民進支部；比如西頤中學，他們就可以獨立開展活動，不必依靠我们的支部了。另一所中學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民進支部。我還發展了清華附中的一位老師，成爲我们支部的會員。後來，他們也繼續發展會員建立了自己的支部，而且，還促進清華大學也建立了民進組織，這是後來的事。
因爲民進支部的發展擴大到其他學校，基层支部的數目增加。爲了便於領導和开展工作，民進北京市委員會決定在海淀區增設一層領導機構，稱之爲“民進海淀區工作委員會”，簡稱“區工委”；派了一位領導人，是原來中關村第二附屬小學的校長，已經退休，姓何，共產黨員，也是民進組織的成員，具有雙重身份，由她當任區工委的主任委員。民進北京市委的考慮是細緻周密的，因爲有了這樣雙重身份的領導人，才能體現和保證民進工作的正常開展。這時我们学校的支部已經有了十几个会员，也有了新的支部負責人，我被調到“區工委”協助何同志工作，我的身份是聯絡員，平時做一些具體工作，另外可以陪同何同志定期向民進北京市委彙報海淀區的工作情況。
我还在学校里办了一次为期一年的高考预备班，收取一批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应届毕业学生补习功课，让他们准备再一次拼搏，实现他们报考大学的愿望；收的学费并不高，却也获得一点盈余。我把办补习班得到的钱分做两份，一分上交给区工委，一分留在本校的民进支部作活动经费。
“北京市民進海淀區工作委員會”的建立，積極推動了民進在海淀区組織工作的開展。“區工委”的成員記得有八九人之多，有海淀區一級的中學進修學校的教師，有中學里的特級教師，有海淀區委統戰部派來協助工作的同志。“區工委”有定期的例會和向民進北京市委彙報工作的制度。此後在海淀區各中學發展民進支部的工作進展迅速。101中學、地質學院附中、123中學等都建立了民進支部，小學也有發展。
在做民進的工作當中，我意识到我有加入黨組織的必要和可能。所以，1985年我向學校黨支部負責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夠成爲一名共產黨員。黨支部經過研究，基本同意我的請求，然後履行了一系列手續，經過預備期的考驗，1986年黨支部轉達區黨委的要求，同意我轉爲正式黨員，但要取得我的家庭情況（關於我的父母的情況調查）的證明材料。因爲我是雲南省昆明市出生的人，他們不想為這件事情專門派出調查人員，所以讓我自己想辦法。恰好我的丈夫要去昆明開會，我便要求與他同行。
到了昆明，我設法尋找與我父母有關的知情人，想請人幫忙寫出證明材料。這件事情有一定難度，因爲我的父親是在1935年去世，距1986年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找一個證明人談何容易？寫證明材料的人要對所提供的人和事情擔負一定的責任，誰願意做這樣擔風險的事情？現在，我想不起來爲什麽會請在昆明工作的施子愉先生寫關於我父親的材料。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有人告诉我施先生曾經到我父親當時的任所去過，是想請我父親幫忙解決他家裏發生的一件事情，時間正好是父親病逝以前大約一個多月吧！？真是無巧不成書，施先生和我的丈夫曾經同在抗戰時期（1943——1946年）設在昆明的一所大學研究生院讀書，他們有同學的關係，所以丈夫幫我找到施先生，拿到了證明材料。關於母親的情況更加難辦，自1954年以後，我和母親、弟弟失去聯係。她的情況一無所知，我找了一位我以爲可以提供材料的人，想請她幫忙，被她婉言謝絕。所以我只好跑到昆明市公安局，查詢她和弟弟的下落，公安局的人告訴我當地建立戶口檔案的時間比較晚，大概在53年以後，戶籍簿上沒有我弟弟的名字，他們由此推斷我的弟弟可能離開昆明到別的地方去了（過去曾經有人告訴我：我的弟弟因爲行爲不軌在昆明被“勞教”——亦即被強制勞動教養——了。由此得知過去的信息是謠傳）。公安局的人還告訴我，我的母親可能進了養老院。他們把昆明幾個養老院的地址告訴我，讓我去養老院查詢。我跑到養老院，求他們為我查出母親的檔案材料，因爲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誰肯花時間翻這樣的老帳？跑了幾趟毫無結果，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請丈夫以民主同盟成員的關係求雲南省民主同盟的人代為幫忙，請他們替我取得一份與母親有關的證明材料，如果需要時間，在我和丈夫離開昆明後，他們可以將證明材料直接寄給我的學校領導。父親的材料是我親自交給我的學校領導的；過些時候，雲南省民盟將我母親的證明材料分別寄給我的學校和我自己，於是我知道母親是在三年困難時期（１９６２年前後）在昆明養老院餓死的。弟弟的情況一直不明。
我的父親遵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在他４８歲的時候生了我的弟弟，４９歲一病不起，留下孤兒寡母，艱苦度日。遇上我這不孝的女兒，偏偏要自作主張，跟隨一個外地人私自跑到遙遠的北方生活。１９４８年還曾經写信向母亲要了一筆钱，说是用来购买回昆明的飞机票，准备回到昆明工作和生活；事实上我们却把这笔汇款用来補助我们日常生活的不足。１９４９年新中國建立之後，母親家裏的經濟情況受到一些政局變化的影響（他們存在國民黨銀行里的錢貶值了），生活越來越困難。１９５３年，母親和弟弟曾經來到北京，想得到我和丈夫的幫助。弟弟十八歲，高中畢業，想在北京找工作。那時，我沒有工作，只在家里照料三個孩子。如果我處在經濟獨立的情況下，我就會有一點挽留他們，替他們説話的權利；可惜當時我不是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人，即便是母亲過去曾經接濟過我，我也不能挽留他們。就這樣，我把他們送走了，讓他們帶著一封丈夫寫的推薦信（？）到昆明去見在雲南大學工作的李先生。１９５４年，我積極爭取到一個學習的機會，９月里得到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工作。我自己有了每月７０元人民幣的工資收入。我給母親寄去十五元，她收到錢以後總是給我回一封信。這裡需要説明一下，因爲她沒有文化，給我的回信總是請人代筆。後來，記不清從什麽時候起，我突然收不到她的回信了…，就這樣，我和她斷了聯係。
在我退休五年以後加入了共產黨，也有人議論，說我是“曲綫入黨”，意思是我先加入民主黨派，後加入共產黨；也有人笑話我：“你都退休了，還入什麽黨？”仔細一想，確實有道理！退休以後入了黨，參加過幾次黨員學習文件的會議，從沒有接受過什麽黨交付的具體任務，但是交黨費是不可少的，這是一個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説明自己是一個自覺遵守黨章的黨員。平心而論，經過了“文革”浩劫之後，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我已經不是天真幼稚的女孩子了。我在要求入黨的時候，已經60歲。那麽我在追求什麽呢？我想：退休以後入黨，無名無利，可能僅僅是貪圖一種自欺欺人的虛榮罷！
我19歲參加過學生邉樱?菚r是天真幼稚，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也只停留在眼見的“一二 • 一”死難四烈士的遺體身上。對共產黨是一知半解，曾經有一種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朦朧的。 後來的現實生活狠狠地教訓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