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身为大》，这是社圃壕?醚芯克?丈砻???ざ?ǖi老先生在美国探亲治病期间撰写的有关“做人”的文章，是中国一代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封笔之作。
董辅礽先生出生浙江，毕业后留学苏联，57年回国后师从经济大师孙冶方，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多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著名的经济设计大师。他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大学的教授，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委，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早年读书时，曾多次聆听过他的讲演。那多是有关国家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他是国内70年代末第一个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并且系统地论述之；他在1958年就系统论述了生产再发展理论；他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管理结构；他主张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分地归民的农村政策。他不仅是有关《证券法》《期货交易法》《拍卖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起草主持或审议参与，而且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公平 + 市场效率”的著名公式。他是我国走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的论战中，举渐进式改革大旗的棋手。
然而，第一次读他的有关做人的文章《守身为大》，还是在天人两隔之后。
董老的女婿与我是老乡。同读理科，同住老宅舍，同在一个食堂吃饭，自然不少来往。尽管他比我晚了一届，在校时就是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一毕业就与同班的董千金结为连理，并且双双考取李睿教授发起的美国生物研究生全国联试，比我早离开祖国三年。现在夫妇都是美国名校的教授。
看到董先生仙逝和他的《守身为大》，才知一代经济学人真正地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位思想开放但主张政策稳健的一代经济舵手。
看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冒进和顾此失彼，看看今日举国上下的贪渎与腐败，再次读董老的《守身为大》，真让人感慨国家缺少了敢说敢做敢当、睿智沉着杰出的结构性领军人物。尽管中央近来严打贪官，其志可嘉可贺，但经年所提倡的社会文化浮夸，培置的干部学人操守之差，本人深信，问题已广且深，疾重难返，任何打击仅能以点致面，要将整个国家的贪渎铲除，不仅一时恐难见效，而且重要的是缺乏一个可替代的有效的相互制衡的官僚管理结构。
想想看，多少年来，上海知情者应不在少数，但为什么没人揭盖子？上海的学人少么？有几个人敢直言不讳、直指时弊？看来中国学人真的是得了集体失语症---人人为了自保，背弃原则；个个学得少言寡语，学得精明事故；甚至权学勾结，助肘为虐。学人是民族的精英，连精英都如此，你说这是民族的什么？那恐怕只是悲哀！一个民族没了是非，没了道德，没了长短，你说这个民族的未来还会有什么？那就只能是社会的堕落和人心的沉沦。
为改变中国现在的社会，从长远计，中国当鼓吹董老一代的学风和人格。从社会世风起，现在中国最当需要的是董老这样的人格群体----干部队伍和学人队伍---也就是社会的真正的精英群体。即使一介贫民，读读董老的《守身为大》，也是有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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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身为大》 （2004年4月25日，发表于5月14日《金融时报》，
现收作《董辅礽纵论中国经济》自序）
1946年我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其他课程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惟独记得国文的作文试题为“守身为大说”,我用文言文写了这篇作文。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以后,虽然我没有把这个试题作为座右铭,但是我一直铭记至今,而且常常想起,以鞭策自己。我的旧学底子不厚,不知道“守身为大”出自某部古籍,但在古籍中类似的警句、格言是不少的。“守身为大”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坚守自身的节操是最重要的。
“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
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争,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记得,临近解放前,斗争异常残酷,地下党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要求我们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作为地下党员这就是“守身为大”的具体内涵。
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守身为大”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否顶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成为能否“守身”的一个重要要求。但那时实行计划经济,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受到严格控制,以及许多商品的实物定量分配,因此,货币的功能有限,主要是计算的筹码,“糖衣炮弹”的袭击较易抵挡,“守身”的问题虽然仍很重要,但较容易。
在转向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货币的功能大为扩大,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货币几乎可以买到一切。而且任何权力(政府官员的、公司老板和高级职员的、事业单位领导的,等等)都可转换成金钱。连学术职称也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于是,权力、地位、名誉等都与金钱挂上了钩,可以转换为金钱,而金钱也可以转换成权力(如买官)、地位和名誉等。当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官员经不住金钱、权力、地位和美色的诱惑,堕落成为罪人,既令人愤恨,也令人痛心。
其实,类似情况不仅发生在政府部门,而且发生在各行各业。连一向被认为清高的学术界也不是净土,为了追逐金钱、名誉和地位,有些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相互吹捧拉拢,四处拉关系甚至花钱“拉选票”,争项目,争职称,争头衔,争名次。
据说,有人为了获得资助丰厚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先用各种办法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然后用银行贷款去做争取项目的“活动”,在拿到项目后,再用项目提成(规定项目执行方有提成)的一部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不仅如此,个人的各种消费也都以学术活动所需而在项目经费中报销。
又如,有人为了评上教授职称,在提交的学术成果中,竟然列上谎称将在某出版社出版的子虚乌有的“学术著作”。
这当然不是说金钱、权力、地位和名誉等本身就是罪恶的、肮脏的。它们之所以成为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逐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存在和运行的制度和环境有严重缺陷,这些制度和环境例如有: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环境、社会监督的制度和环境、教育的制度和环境、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环境,等等。正是在这些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制度和环境下,提倡“守身为大”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人是否为了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和名誉等而干出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固然与有关的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有关系,但与其自己是否能“守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同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毕竟有更多的人坚持“守身为大”,没有陷入污泥浊水。而且即使在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下,也会有人因为不注意“守身”而干出犯罪或不道德的行为。
上面谈的只是有关防腐败方面的“守身为大”问题,实际上“守身为大”的内容远不限于此。
例如为官者能否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就是一个内容。前几年粮食政策有误,使国家和农民受到损失,地方政府难以实行。由于有些官员反映了政策实施中的真实情况而丢了官,有些官员就不敢讲真话了,致使决策部门未能及时纠正政策。这些官员就没有做到“守身为大”,坚守为官者应有的节操。
又如,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经受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类情况,即原来为推进改革而曾站在理论前列的一些人,屈服于压力,做了检讨和自我批判,从而获得高升的报赏。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遵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
“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前所述,造成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违法违纪地去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和名誉,有着有关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的原因,要去除这方面的原因,单靠个人“保身”,不同流合污是远远不够的。固然改变和完善制度和环境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所能做到的,但是只管自己“明哲保身”,不努力从自身力所能及的方面去推进改革、完善这些制度(例如,监督官员的行为),未必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制度和环境改善了,个人的“守身”也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不仅如此,既然只是提倡“保身”,有些人就可以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以求自保。这与“守身”根本不同。这样的“保身”结果不是“守了身”,而是“失了身”。所以把“守身为大”消极地理解为“明哲保身”,是不对的。
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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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教授生平：
http://www.jiaodapress.com.cn/dong2005012401.htm
《 董辅礽纵论中国经济 》——跋 （杨再平博士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我们怀着极其沉痛而又崇敬的心情，整理完了董辅礽教授生前最后一次演讲。沉痛的是，我们还没有整理完这个演讲，他就乘鹤而去了。他生前非常重视这个演讲，去世前几天还在通过电话指导我们整理这个演讲，但他却未能在最后一刻看一眼自己的杰作，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啊！当然，更令人伤痛的是，我们失去了慈父般的导师，中国失去了一位思想深邃而又仗义直言的经济学家。崇敬的是，整个演讲胆识过人，风趣幽默，精彩闪烁，无不令人信服，令人钦佩。我们中的邢莹莹，曾随先生去上海交大聆听过他的全部演讲，学生们对老师的演讲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让她至今难以忘怀。作为他的学生，通过整理这个演讲，发现老师真是深不可测，让学生取之不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深刻的思想，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一想到这些，我们就更加对他肃然起敬。
这是董辅礽教授生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集自己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演讲。董老师演讲时只拿了写有简单提纲的几张字条，却讲了 16 万多字的东西，这不能不令人惊叹。惊叹之余，我们想到：原来他所讲的是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所以他能在 4 天 30 多个小时的时间娓娓道来，出口成章。整个演讲共分 14 个专题：（ 1 ） 对改革内涵的不同认识；（ 2 ） 计划和市场；（ 3 ） 经济体制改革方式的选择；（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国有企业改革；（6）发展非公有制经济；（7）经济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化道路；（8）二元经济结构；（9）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10）市场的发展与规范；（11）宏观经济调节；（12）资本市场；（13）新世纪中国的经济问题；（14）西部大开发。这正是他几十年潜心研究的课题。每个课题展开的内容，包括若干论据、论述和结论，都是他几十年研究的成果。据我们所知， 董辅礽教授生前没有在任何其他场合这样系统而全面地讲述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所以，说这篇演讲是 董辅礽教授生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集自己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演讲，是恰如其分的。
这是一篇充满 董辅礽教授独到见解的演讲。他讲 每一个专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整个演讲都充满他独到的见解。例如，讲对改革内涵的不同认识，他区分了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又进一步阐述了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辩证关系。讲计划和市场，他彻底否定计划经济，认为将来生产力发达了更不会再回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当然他也不同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赞成计划和市场的种种结合。讲经济体制改革方式的选择，他认为， 渐进式改革经济取得很大成就，经济在发展。但我们也有很多问题，代价很大。如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基础不干净。苏联他们对以前的基础清理很干净，如没有国有银行，几百家私有银行发展起来了，人家比我们的代价大，但现在发展起来了。因此两条路殊途同归，都走市场经济道路。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公平 + 市场效率”的著名公式。还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是“八宝饭”即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结构。 讲国有企业改革，他区分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决定其留退，使之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对少量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讲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他坚决否定“补充论”，批驳了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由于“生产力多层次”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他还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翻译有误，本意是“扬弃私有制”，而不是“消灭私有制”。同时还区分了共同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并认为后者是对私有制的最好扬弃。此外，他还就如何看待资本和中产阶级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讲经济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化道路，他指出，我们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西方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区别第一是过去工业化的道路是选择传统的工业来实现的，但我们现在不能只发展传统工业而不发展新型产业，如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就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第二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是信息化、工业化，都要坚持以效率为中心，不能仅仅是靠外延的扩张，还要靠技术的进步，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四是一定要考虑就业的问题，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靠牺牲就业的办法来促进信息化；第五是还要解决环境和生态的问题；第六是还要更加开放。讲二元经济结构 ， 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的现象进行了独到分析，指出我国要改变二元结构，一方面要加速城市化，另一方面要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他还对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两种模式即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进行了比较，充分肯定了通过私有经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温州模式，同时又对温州模式中的股份合作制进行了批判，认为温州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有一件坏事，就是其股份合作制误导了全国。讲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他不仅强烈呼吁尽快推出创业板，而且积极推荐民间银行。 讲市场的发展与规范，他辩证地论述了市场的有序和无序，并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短缺和过剩、重复建设风险与规避风险、竞争和垄断等一系列概念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对“重复建设”的看法就是这样独特：计划经济应该反对重复建设，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天天喊防止重复建设，重复建设一天都没停止过，资源浪费多得不得了。而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配置资源的，不能笼统地反对重复建设，但要防止过度竞争。讲宏观经济调节，他认为宏观政策应该是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再松一松，不能一直紧也不能一直松，一直紧要出问题，一直松也要出问题。另外，在实行宏观调控的时候，需要分析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以对症下药；宏观调控要考虑代价，不考虑代价不行。 讲资本市场，他与“推倒重来论”论战，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我们应该象对待初生婴儿那样爱护它。他同时还以独特的方式论证了 资本市场 不可替代的 功能。 讲新世纪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全面论证了 我们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论证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困难问题。讲西部大开发，他阐述了自己的“双向开放结合理论”和“ 跳跃发展理论”。
这是一篇充分体现他“守身为大”精神的演讲。我们对他具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又毫无顾及地把自己独到的见解讲出来，感到不可思议。他去世前的封笔之作《守身为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他这样写道： “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争，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遵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 ，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这篇演讲正好充分体现了他 “守身为大”的精神。
这是 董辅礽教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他在这篇演讲中所讲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仍是超前的。这些超前的观点，犹如他 20多年前石破天惊地提出的所有制改革论点一样，由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定然会对今后若干年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从这一意义讲，他的学术遗产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观点能对实践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真可谓此生足已！魏文帝曹丕曾有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董辅礽教授的这篇演讲录自然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
董辅礽教授有关经济理论观点：(李平博士，贵州省宣传部长）
http://www.gz.xinhuanet.com/ztpd/2004-09/03/content_2802027.htm
"一代经济学大师" (邹恒甫博士，世界银行终身经济学家）
现任世界银行终身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华裔学者邹恒甫博士。他认为：“当代中国就那么几个可数的有份量的经济学人物，董辅礽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董辅礽先生已去，称他为中国“一代经济学大师”一点也不为过。董辅礽先生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进行所有制改革，这和他后来关于中国股市的稳健观点，都确实得罪了不少人，现在来看，所反映出的那些不同观点不足为奇。”
“我出国时董老的决定” (樊纲博士，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博士：当年我从河北师范考入经济所，虽然不是他的研究生，但是董老力排众议，坚持让我出国，理由是我的英文好，会学得好，回来好为国家服务。
《董辅礽纵论中国经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18 日）
董老一生培养了四、五十个博士，现在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各地各业。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是董老的大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