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一个“失败者”眼中的鲁迅

作者：于仲达

　　(前言)本文结合和四川民间学者范美忠关于鲁迅和相关人生问题的讨论,分别就鲁迅与庄子、鲁迅与我 、摩罗与我 、“鲁迅研究专家”与我、范美忠与鲁迅 、民间知识分子与学院学者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输理,并着重对自己的鲁迅观进行了深刻的清理,我是在经过深入反思以后才决定写作此文的,此文的完成,是继长篇自传随笔《一个奴隶的手记》和《往事并不如烟》之后对自己的全面反观和审视，通过此文我开始摆脱鲁迅以及学院学者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触摸到真实的自我．此文是２００６年９月到１０月初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显得零散。


　　一直以来，我对同龄人和比我年龄小的读书人表现出一种非常警惕的姿态，原因并不是他们读书不够多，而是普遍缺乏强大的主体意识，丧失自我多解剖的反思的能力，他们不是从生命需要出发来选择各种精神资源和从事精神创造，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这种把一切都当作“学术”来做的态度把人鲜活的生命酱住了，其结果必然以丧失灵魂和主格为代价，造成那种学术与思想两张皮的局面。相比之下，我是比较推崇从个体生命体验角度出发去解读鲁迅的，虽然这种解读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同时，我也清楚个人生命体验是带有局限性。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解读缺乏学术价值，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解读对个体精神品格的培植，具有积极意义。范美忠的意义在于，他将个人性的言说与内在的精神与灵魂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种解读，他将存在与自己统一了起来。所以，他的解读不在于提供了什么，而在于领悟了什么。

　　在那天的电话里，范美忠表示出了对庄子的不敬，甚至不屑。他甚至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对庄子逃避存在消解痛感的逍遥精神进行了批判。他大概误解了我的意思，其实在我这里，由于受鲁迅的影响，加上我对现实生存的痛感，一直对庄子保持着冷观。但我以为，以现代人构建的人文观去批庄子缺乏独异个体所应有的孤独感和虚无感，是很容易的，自然也是十分深刻的。但是要做到深刻的理解庄子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孤立地看庄子，会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是，几千年前既然有庄子这样的人就一定有它的理由和存在价值。

　　鲁迅的哲学思想是为应付现实危机，出于对民族与民族之间强弱对比的关切而建立起来的，本身具有实战的作用，能独自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能和西方文化对话，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即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权利、生命力、以及生命力张扬等问题，道家以及儒家、法家、墨家在这方面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所关注的却是个体人脱离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关于这点，李泽厚先生就指出，庄子是通过“心斋”“坐忘”等等来泯物我、同死生、超利害、一寿夭，而并不是通过主动选择和现实行动来取得个体独立的。正是因为庄子哲学取消个体价值，所以他所言说的“道”成了逃避现实世界矛盾的精神囚衣，千百年来，文人可以拒绝社会责任，毫无意义地躲在这个狭小的蜗牛壳里安顿一生。这样的“相忘于江湖”，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世的言辞。李泽厚先生说，庄子哲学的整体实质是美学而非宗教，所以庄子不要去解决个体对死亡的恐惧与哀伤，也并不追求以痛苦地折磨现世身心生存来换取灵魂的解救与精神的超越。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我能理解范美忠的激烈与决绝，以他身上浓厚的存在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气质，怎能轻易对庄子发生兴趣呢？鲁迅何苦要那么清桓地用痛苦折磨自己，以致活得那么累？特别是回到现实生存境遇中，大多数人还不得不象活物一样苟活时，奢读人的尊严是否是庸人自扰呢？鲁迅年轻时就高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与国人遁世、混世、苟活的人生态度势不两立，宁可用绝望折磨自己承担起重负不停息地往前走，勇敢地面对苦难与担当焦虑，也绝不掉回头重新回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之中。王乾坤认为鲁迅的“反抗绝望”并不是刻意要人同自己过不去，并不是人的自虐自伤，而全然是为了回复或者顺应人的本然自由，获得人的神圣尊严，并且通过反抗绝望而显现自然，去澄明自身，去构成自己。重读先秦诸学，儒家的心态之中没有离析出主体的自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冲突、痛苦和恐惧，道家则把一切自我意识到的对立与冲突在心理之中抹掉，在精神王国里设置了一个纯审美的世界，干脆让人变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呆木头，不辨生死，不谴是非，坐忘一切，让精神和万物齐。道家虽然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但它一开始就把这种自我意识无矛盾、无冲突、无痛苦地浇灭在客体之中，而成为死寂。鲁迅笔下的“过客”无法通过刻意的自我欺骗来寻求人生解脱，所以只好通过行走来担当虚无和苦痛。

　　是啊，面对苦难的人生，是不能闭上眼睛“一是非”，“齐苦乐”，将其冲淡、化解的，只能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流俗的“道德自然”，刻意的“逍遥”恰恰是违背了人的本然和自由本性，受制于他由他律。鲁迅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愤激、虚无、寒冷、孤独以外，何尝没有一个温和、恬静、温情、静穆、宽容、慈悲的价值世界呢？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分道恰恰证明了独异的价值。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我亲眼看到了先生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的山水画，其中一幅山水画上题写着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这说明了什么呢？正是这个小细节，构成了一个不为外人发现的鲁迅。鲁迅在《起死》里借复生的死尸来调侃庄子的狼狈和尴尬，使庄子宣扬的虚无主义的无是非论一下显出原形。鲁迅当然是智慧的，他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如果颠倒一下，让鲁迅置身到庄子的时代里该会如何呢？庄子生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亲眼目睹了群雄争霸而发动的无数次战争，他所在的国家也饱受战争的创伤，再加上国君暴虐无道，人民苦不堪言，他认识到了社会的残酷和险恶，所以他把入仕看成自愿当祭品，失去人格，宁在穷家陋巷中纺缕维持生计，靠借贷过日子，也不愿受卿利禄的引诱。就这一点讲，庄子要比鲁迅极端一些，鲁迅曾在北洋军阀政府里当过多年的小官，如果真要直面残酷的人生，就应该卷铺走开，但是，鲁迅没有，在最痛苦的时候他选择抄古碑来逃世，不过他后来终于觉醒起来反抗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庄子有着一种“同情的理解”，虽然我对他的观点坚决批判，不是我们不去反抗外在的奴役，而是社会的险恶和残酷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限度。有时我真想问，鲁迅假若活下来，他真能坚持反抗到底吗？人的肉体真能抵抗过牢狱的铁窗吗？未必。聪明的鲁迅，到底还是选择住进了日本人的租界里。鲁迅只是“精神界之战士”，关注的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人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掩饰对林昭的敬意。关于庄子，要说几句。社会的险恶和动荡使他无法直面存在，面对一个人格扭曲社会颠倒的非正常的社会，庄子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十分深刻。个体陷入生存危机，个体自我陷入分裂，在庄子的视野里，人人各用巧智，争相追逐，人都成为非人，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与社会上流行的设定的进取、有为、入世的君子人格相比，庄子塑造了一种遁世、出世、逍遥、无为、超越的理想人格。相比儒家重视君子人格的道德自律，道家重视自然本性。庄子所塑造的一系列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都是实际社会中难以存在的，也只有超离世俗社会，这些人物才能存在。这就取消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不仅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只有自然状态的人，与动物何异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庄子哲学的“逍遥游”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正是它铸造了中国人的自由灵魂。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自我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意识，超越精神，为现代人构建新型人格提供了启示。我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鲁迅是庄子的前提。在现实社会中，要保持鲁迅那种执着于存在的痛苦的求索精神，在内心深处也需要庄子那种超越世俗自由的生命境界的精神滋养。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这里的调节不是“消解”，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积极意义，在选择中有了强大的凝结。这就是我不完全排斥庄子的原因。只有一个鲁迅，那将是很荒凉的。

　　有人说鲁迅是火，庄子就是水！水火不能相溶，我却同时爱上这两个人物。鲁迅是被庄子给气死的，因为鲁迅是忧患而激愤的，而庄子却总是嘻里哈摔的。

　　我觉得一个现代人，既应有鲁迅执着现实存在的勇气，内心也应有庄子那种逍遥的精神。否则，人会在永远无休止的做事中累死的。

　　和儒家正好相反，庄子的思想是强调个性、强调自然的。有人总错误地认为，庄子全然是逍遥的。其实庄子并不逍遥，相反他很苦闷；他想化作鲲鹏扶摇而去，永远飘摇在时空之上。然而，却无法摆脱现实的桎梏。这并不是对尘世的超脱，而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一直觉得，庄子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理解。庄子的知音，只能在魏晋和东汉去找了。

　　鲁迅与庄子，一者入世，一者出世。两人都对生命的虚妄感有深刻体验，但是面对现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迥异的世界观，迥异的人生风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比鲁迅坚持在浊世上摸爬滚打，庄子拒绝充当尘世的祭品。鲁迅的挣扎是是一种现代人的挣扎与抗争，庄子的挣扎是想脱离这这纷扰的人世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