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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其实不是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一位知识女性。在上海，一天，冰心去看梁实秋，在他的雅舍题词：“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和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性、情、趣，不可缺一，”然后她又说，“我的朋友中，梁实秋就是一朵花。”
已过中年的梁实秋听到夸奖满心羞涩。那是一朵什么花？滨菊？常青藤？还是百日草？冰心的手稿丢了，若干年后，梁实秋把收藏的底稿给她；谁有难处，他默默相助，绝不刨根问底，尊重朋友如同尊重自己。那时候的文人喜欢赏风弄月，有梁实秋在，酒和茶就一定是上好的。有真诚，有关爱，有趣味，当然也好看，难怪冰心赠此美誉。
花以其柔弱和艳丽，一向用来描摹女人。其实，作为植物，花还有些更基本、更朴实的属性，应该为男女共享。一朵花开在男人身上，有时更能带给我们始料不及的惊艳。
里根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连对夫人南希的记忆都迷糊了。世人都在同情这个老迈的男人。一天，里根在保镖的陪同下出去散步，一幢房屋前，里根突然停住了，试图推开别人家的院门。保镖以为里根又犯糊涂了，对他说：“总统先生，这不是我们的家。”里根吃力的回答：“哦，我只是想……为南希摘一朵玫瑰。”可全世界都知道，他已经好多年都记不起南希的名字了。只有南希深信，自己一定还停泊在丈夫心上的某一个地方：“他的记忆在那一刻让我惊骇。他不知道，他就是我的花。”世间的玫瑰何止千万，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朵。
佛说一花一世界，花的世界远比我们的偏见丰富。如果一味以花为美，那就俗了。这么说下去有点像咏物诗，意思不大。不如直接点，还是回到人。历史上还有个男人，和花绝配，赏心又悦目。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纨绔，无所事事的闲人，19世纪一位人类思想的先锋奥斯卡·王尔德。这位历史上著名唯美主义者的经典打扮是，法兰绒紧身马甲，还一定要黑色；短裤长鞋，并配上灰色丝袜，最重要的，袖口要贴上花饰。当年王尔德的服饰被伦敦所有贵族模仿，但他们永远模仿不来的，是王尔德如花般的人性。/>
在伦敦的时候，有个乞丐常常站在王尔德的寓所附近。乞丐的破衣烂衫让王尔德看不过去。于是他找来伦敦最好的裁缝，吩咐他用上好的的面料为乞丐做一身服装，他还亲自用粉笔画出几个地方，叫裁缝剪出豁口，刚好插上一朵花。从此，王尔德门下的老头就穿上了美观、昂贵的乞丐服。乞丐再也不会败坏王尔德的审美趣味了：“即使贫穷也应该优美”。7年后，当王尔德站在“有伤风化罪”的被告席上，被整个欧洲大陆唾弃的时候，他胸前纽孔里，依然插着一朵艳丽的葵花。那架势好象不是当被告，而是气宇轩昂地出席一场盛典。
“悲哀的时刻总有神圣存在”，王尔德胸前的葵花，在那个黑暗年代绽放，凛然而决绝。有了这朵花，一个男人的天真，刚烈和骨性尽在其中。
花从来没有这样，被赋予如此叛逆、坚强、嘲解一切的力量，这力量如此强大，足以对抗千百年形成，泯灭人性的社会偏见，让昆斯伯里侯爵的诅咒像小丑一样沦为笑话。
男人如花。男人有幸如花。它让柔美多了一些坚韧，让霸王多了一分深情。可如今，说男人如花成了一件让人难堪的事。自尊唯美，独立自持，风月中俯仰兼得，这些依附于花的天然秉性，离我们越来越远。在这个粗糙的年代，主动或是被迫地，我们都被“成功”的欲望统领，处处都上演着“奋斗”的故事。营营役役，急不可耐，喧闹的世事乱了我们的方寸，每天都可以在真人秀中听到“我最棒”的宣言，满钵满盆的财富和呼风唤雨的权势，成了社会有为青年共同的追求，男人不能如花，应该如枪如剑，如钻饰的权杖和胜利的旗帜。
神圣的时刻总有悲哀存在。王尔德那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在这个视“成功”为神圣主流价值的年代，刀光剑影的拼抢中，男人们究竟付出了多少性、情、趣的代价，答案一定是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