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心灵深处难以痊愈的重创(三)

（三） 我，终于没有能够承受住这种精神的折磨，4月22日，灾难的日子！学校浴室洗澡的水很凉，而且等了很久才轮到。回到宿舍时人一个劲打寒颤。我习惯性地量了体温，看水银柱时，体温表差点掉到地上——38度。我发烧了？！怎么办？要不要去医院？是去校医院还是去附近的医院？如果是非典怎么办，启不真的成了罪人？ 一阵思想斗争下来，我决定先去校医院。万一真的是非典，我必须先为学校负责，让他们尽快消毒。可笑的是，校医院的医生听了我的叙述，捂着嘴，拼命向后躲，不停地念叨：“我没接到指令，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 我当时烧得厉害，头晕。听她这么一说，彻底没了方向。步行、坐公交车还是打的？平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问题现在变得棘手起来。为了避免成为百万人眼中的罪人，我选择了步行。20分钟，我走到了医院。 我在挂号处说明我的特殊情况，发烧，从北京来；因此我需要口罩和立即检查。我的从天而降使整个医院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医生后倾着身体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一付蓝色的口罩，他几乎开始哆嗦了：“你，你，你跟，跟我，来。”不用他为我举牌回避肃静，医院的走道已经自动清场。所有的病人都退到我的身后……我顺利地量了体温，验血，然后去做胸透。隐约听到为我负责量体温的医生说：“但愿她没事，否则我算是因公殉职了。” 胸透的结果是令整个医院欢呼雀跃的：急性支气管炎。医生拍着胸脯说：“我当时一看就知道她没事。”病人们纷纷说：“弄得像真的似的，吓死了。” 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觉得卸下了肩头沉重的负担，瘫软在椅子上久久无法站立起来。 接下去的问题是，我欠医院5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