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的一件事看中国古文人的斗争

中国人聪明，很大程度在于难得糊涂的聪明。

梁惠王看见一条牛从堂下牵过，知道这条牛要被杀了当祭祀品，心中不忍，用一条羊代替。

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难得糊涂。梁惠王稍微再动一下脑筋，就知道羊也值得同情。 但是梁惠王刚好难得糊涂了一下，这就是聪明， 刚好给我们孟圣人一个拍马屁的机会，可见糊涂真的难得啊！

譬如中国文人相轻，从有历史以来就没有间断过。到了后来越发严重，发展成为党争，弄不好就要死掉一大批的。但是我们的聪明在于难得糊涂，一味的可以当作不知道；偶然看见了，心中或有不忍，于是就有了替代羊。 譬如文革，看到的人实在太多，再骗不过去的，就找一个替代羊，据说是进化论的错误。

我因此就想画画某些人的皮，看看这文人的斗争到底是传统还是舶来品。偶然一翻，找到了朱熹的一段故事。

朱熹的故事知道的人或许不少，正好用来温故而知新；不知道的呢，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我们的古人是如何争斗的。

朱熹是南宋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所创的理论主要是承接二程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这个理在形而上学来说就是太极，天理。在政治伦理上的功用就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个思想一直到新中国还是主流思想， 就是现在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朱熹，有一个政敌唐仲友。 人有政敌不奇怪，按道理朱熹应该按照他的理论“灭人欲”， 尽量灭掉心中打倒对手的欲火才是。

可朱熹非反己道而行之。

为了搞臭唐仲友，非要指责唐仲友和妓女严蕊有暧昧关系。 为了打倒对手，朱熹逮捕严蕊，大加酷刑。没想到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偏偏碰上了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巾帼英雄，宁死不屈，就是不肯诬陷唐仲友。

这件事因此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朱熹并没有读过进化论，他似乎也没有读通佛教的“空”--当然他后来是很反对佛教的空的， 也许他那点私欲毕竟是天人合一的大道吧，怎么舍得“空”掉？至于妓女之类，照他的道理是应该和唐仲友有一腿的，否则就没有实现“纲”--大概朱熹的理论还有漏洞，应该加上“官为妓纲”，这样人欲天理之间的区分就漂亮的无可挑剔了。

朱熹学会了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莫加之人”--对朱熹来说，他不相信有人会用同样的办法加到他身上的。 但是事有所违，学会这个恕道的人很多。 后来一个叫史继组的监察御史，大概也不相信别人会把这样的办法用到自己身上，利用职权之便向皇帝上疏， 指责朱熹言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妾--仁乎？义乎？礼乎？智乎？信乎？--更为有趣的是，朱熹听到皇帝要贬他的官，吓得立刻什么都承认了：“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通过桃色事件打击对手的办法就这样流传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终于因为人数众多弄得大家都不爽。当然文化大革命的争斗不仅此一种，可说是中国人历来人斗人技战术的集大成--但是中心思想和这个“存天理，灭人欲”是一脉相承。

朱熹的这个故事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灭人欲”毕竟不如说起来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了“大人”的难得糊涂，是难免要斗得鸡飞狗跳，原形毕露的。

所以，中国有些人的不愿争斗，实在跟进化论没有关系，倒是跟“大人”是否难得糊涂密切相关。如果大人难得糊涂呢，大家刚好遮去那一点赭颜， 两手往袖管里一拢，作揖问好。一旦上面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说“大人”不难得糊涂了， 中国人从袖管里掏出来的就是老拳了。

老拳相向，只不过是笼而统之的说法，实在是难以概括中国人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英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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