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第一篇转自大纪元网站（这是在 2006年12月4日 检索到的 http://secretchina.com/news/gb/kanyimin/shenghuo/2006/1130/175381.html 上的快照存盘。本快照仅为方便读者，提供更多更快的信息，原文请见上述连接。如果您发现有版权问题，请及时通知我们( editor@epochtimes.com )。
第二、第三篇转自倍可亲网站2006.12.20新闻.
谁偷走了中国人的笑容？
地铁里一阵喧哗，一块幕布，两个木偶正在演出，有的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有的人继续打着瞌睡，5分钟后，演出结束，一个年轻人收起了幕布和道具，满脸微笑的走过来，有的人掏出了硬币，有的人笑着点点头，那个年轻人还是笑着看着大家，然后走到下一节车厢继续表演了，在他脸上，看不出任何失望，虽然没有多少人给他钱。
地铁信道里，一个弹吉他的中年男人正在边弹边唱，他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拉小提琴，我停住了脚步，因为他们演奏的确实不错，很多人匆匆而过，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看见我在看他们的演出，他们微笑着，开始更用力的演奏起来，脚下的帽子里只有几个小面值的硬币，他们没有在意，只是微笑着继续演奏。
等地铁的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她正在高亢的发表演讲，说什么，我听不懂，周围有人很有兴趣的听着，有人悠闲的看着报纸，看见有人关注她的演讲，黑人妇女嘴角一乐，微笑着把声音又提高了一度，继续她的慷慨陈词，身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说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政府对待他们不公正，说政府对她们不好，像抹布一样用完就扔掉了，这是违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周围的人因为她的语言而鼓起掌，黑人妇女微笑着走进车厢，继续在地铁里开始她的演讲。
微笑和轻松是巴黎给我最大的印象，虽然它素有浪漫之都的美誉，也有很多名胜古迹，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看生活在巴黎的各种人的生活。在巴黎的地铁，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肤色、语言，不同的职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些人的脸上都有微笑和轻松的痕迹，尤其是当大家双目交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会微笑着来表示礼貌，微笑是来自心底，这在中国，至少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的，因为即使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还是那么的轻松，微笑着生活，没有中国人目前的焦虑和浮躁。
我开始困惑了，游览了一些景点以后，我开始把时间用在观察巴黎人的生活上了，从宾馆的服务生，餐厅的服务员，卖票的售票员，街头卖艺的人，出租车司机，清理街道的清洁工，我看到的是很多人的微笑和轻松，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好，他们给你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在生活，所以他们很幸福，幸福！对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词语！
中国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微笑！失去了轻松！
和一个法国朋友晚上聊天，他中文还不错，平时很绅士，也很有礼貌，当我谈到法国人浪漫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40多岁的法国男人很激动的说了句粗话，“狗屎！法国人一点都不浪漫！只是你们很多人以为法国人浪漫而已！我们政府糟糕透了！”
不满意政府似乎是法国人的通病，在他们眼里，政府从来就是被批评的对象，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不满意政府的时候，这个法国朋友告诉我以下几条罪状：一是政府工作效率很慢，很多事情都慢的让人生气！二是政府花钱太多，有些部门经常开支超出预算。三是有的部门有特权，比如警察的权力就大了些。四是政府无能，好多问题解决的不好，比如失业率问题，社会青少年教育问题等等。
就这些吗？我问。
还不够吗？他很好奇。
那你们的政府官员腐败吗？
有一点点！
比中国呢？
比中国好多了！他们不敢贪污。
你们的公民可以在政府前指责总统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的自由。
你们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吗？
那是他们的权力。
你们的教育是政府保障吗？
当然，上学都不要钱的，包括外国留学生都享有教育补助。
你们的孩子上学要交纳学费吗？
不用，实际上，你孩子生的越多，国家给你家庭补助的越多，我们顶多给孩子午餐钱。
你们会害怕得病吗？
不怕，因为看病是免费的，即使外国留学生和难民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
你害怕失业吗？
不害怕，因为还有失业补助．．．．．．
那你们的政府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我问他。
这个法国朋友很不理解，难道这些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吗？
看着他不解的眼神，我也开始困惑，是啊！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言论等自由，难道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吗？
政府难道不该廉洁吗？难道不该为人民服务吗？
面对他的疑问，我开始微笑了！和法国人不一样，我的是苦笑。
我终于找到了法国人微笑和幸福的来源了。
因为他们的法律和政府给了他们微笑的保障，因为你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而这种保障给了人最基本的尊严，那就是你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你能享受到这个国家给你的各种福利。
在法国，医院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任凭你死去。
学校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把你的孩子拒之门外。
即使你失业了，你也不会惶恐的担心明天该怎么生活。
政府更不敢奢侈排场，除非它想垮台，因为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政府，法国人都在质问：“你凭什么花我们的钱去讲排场？”
法律的出台如果违背了民意，即使总理出面，人民也不会买帐。
但是即使这样，法国人依然牢骚不断，他们觉的政府还是很可恶！真难以想象，习惯了抗议，习惯了做主人的法国公民来到中国，他们会怎么样？
朋友的嘴长的好大！当他知道中国政府一个贪官就可以贪污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财富之后，当他知道在中国，同为国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必须要办暂住证的时候，他无法相信，确实，很多的不公正已经被我们默认了，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公正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活的十分的辛苦。
晚上和两个留学生吃饭，他们说，在法国遇到事情，最好不要去找中国驻法大使馆，因为很多时候是帮不了忙的，而且还要看人脸色，最好是找法国的很多民间机构帮忙，作为中国留学生，唯一的福利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会拨出一点资金给学生过年，分摊下来，每个人合9毛人民币．．．．．．
晚上拿着护照一直在想，作为中国的公民，我们到底享有什么权利？国家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何时才能不惶恐不安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何时才能理直气壮的问：“作为中国人，我们到底有哪些福利？”相信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之后，中国人的脸上也应该有了自己的微笑了.
一位清华教授跟我说：中日国民素质相差30年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一位中国精细化管理专家，准备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精细化管理开展最好的日本、德国、新加坡三国。在第一站日本，我们的专家认识到：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年夏天，笔者作为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国教授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准备将此文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
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8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 500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晚上11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35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36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我觉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45%；遗产税更高，70%。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65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国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1600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 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50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100日元只能停车15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为了贯串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5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政府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30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
作者简介：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着有《细节决定成败》
老人卧底行乞揭黑 调查手记被温家宝长篇批示(图)
在深圳乞丐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多要钱
一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同吃同行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今年8月，当这份2万字的调查手记带着触目惊心的第一手事实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进行长篇批示。
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以下是他的讲述——
病残儿沦为工具，幕后有黑手操控
我于2005年11月开始对深圳街头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近，有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我抚摸他的小脸，牵牵他的小手，翻翻他的眼皮，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头，看见树丛后面站起一妇女，头扎羊肚毛巾，手里掂着一根木棍敲打地面咚咚作响，朝我奔来。
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就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你的，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楞，说：“俺不认识你。”
我说：“你说你家在河南驻马店，到黑龙江讨饭，你家小妮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给了你一百元钱。”
她这才嘻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人，给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问：“那小妮子病得咋样了？治好了没？”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随意说了一句，好象不当回事，“小妮死了，俺只好趁黑往花园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几百块钱火化费，还会被人刨根问底，所以一丢了之。”
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的儿？”
她如实告诉我：“不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10元钱放在小盆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流浪乞儿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而在他们的脸上，写着贫穷和无助。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钱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到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我在河南呆过，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我常会请他们搓一顿，小酒过后，多能吐真言。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资料更令我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病残乞儿的现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为何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没有人去深究？没有人去管？城管、公安等职能部门在值勤巡逻时不可能不了解情况，关键在于我们的职能部门有没有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有没有下决心下力气真抓实管。
职能部门的执政态度决定着城市管理的成效。我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我的“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击，迅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头行乞的病残婴儿几近绝迹。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了公开处理。
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来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著好象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我：“讨饭好比当年生产队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一样的道理用在讨饭上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汉在一旁应承回话：“老何这话不假，一年搞上两万没问题，过去在生产队上，俺几个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田头记工员、一个是队上会计员。而今还是生产队的老班底。”
老何他们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摊档讨要，图个开市大吉；情人节要到公园、海滩专找谈情说爱的情侣去要。老何总结道：“这就叫‘天时地利惹人烦’，包管收入好。”
我问老何，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我感觉到，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极不正常的乞讨扎堆现象或者说是乞讨职业化，主要就是这种错误的榜样示范效应。在有些地方，只要能赚钱，没有人追究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乞讨暴发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被同乡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讨成为一些地方口口相传、争相效仿的“致富快捷方式”。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名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都与国际接轨了”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每次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告诉我，每次都是通过回老家办理旅游签证的方式进出香港的。他还问我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