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属鸡，推算一下，应该是1885年出生的人，也就是大清朝的光绪皇帝在位的时候。到宣统继位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也就是说他的青年时期是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地处边陲的云南，也随着政治风云的变换写着自己的历史。唐继尧、李根源都是留学日本的，回到云南，成了当地一个时期的风云人物。据说因为我的父亲是独子，受到家里的约束，失去了留学的机会，但是居然也成了唐继尧麾下的一员，其中可能也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吧。
我的父亲是在云南军阀唐继尧时期做的官。但是就在我出生一年之后，即1927年，云南发生兵变，军阀唐继尧下台，龙云当政。新的执政者自然要换一批新人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所以原来做过云南宪兵司令部昆明地方检查厅的厅长，还作过昆明市法院院长的父亲的官运，就被划上了句号。据说，他的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搏，是为了他出生不满周岁的儿子的将来，才勉强通过关系谋到一个税局局长的职务，任职的地点在距昆明不远的禄丰县；父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此机会发一点财，给儿子的前途铺平道路。不幸的是刚上任就得了不可救治的伤寒症去世。他去世的时候49岁（1934年），弟弟不满周岁，我八岁；我自己的生母是二十七岁。
大概在我出生之前祖父就已经去世了，祖母可能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据说父亲是个孝子，年轻的时候娶了段氏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起名瑜，长到十四岁，得了一个什么病夭亡了；二女儿起名瑾。说也奇怪，段氏母亲往后就再也没有怀孕，不要说儿子，就连女儿也没有希望多生一个，于是将二女儿瑾视如掌上明珠。
父亲的想法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自己就是独苗，为了后继有人，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一个儿子。因此，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娶了我的母亲。母亲头一胎生了我。父亲希望得一个儿子，没想到又是一个女儿，非常失望，于是给我起名琇（‘瑜’和‘瑾’都是美玉，‘琇’是像玉的石头，由此可见父亲心情的沉重和我不受父母欢迎的程度）。父亲望子心切，把我的姐姐当作儿子一般看待，让我叫她“哥哥”，我叫惯了这个称呼，一直到我上中学都没有改过来。姐姐出嫁了，我称姐夫也是哥哥。在当时的社会，在那样的家庭中，我的母亲是没有地位的人。生个女儿更叫人看不起。可能按照当时维持正统的规矩，姐姐的母亲承担起抚养我的责任，而且让我叫她“妈”，叫我自己的生母是“孃孃”，用这样的称呼来定格，区分出两位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我姐姐的母亲的兄弟，也是我的舅舅，我姐姐的母亲的母亲是我的外婆。我的生母不是昆明人，据说她是曲靖县来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我没有见过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和舅舅。
应该说是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龄的时候，我曾经对父亲抱着极大的批判态度，其原因就是我在家庭中的这种被扭曲的关系。我不知道他的政绩如何，但是我对我在家庭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耿耿于怀，我把造成我被歧视的原因归咎于父亲。
如今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回首往事，觉得应该平心静气地进行思考和回顾，尽量使历史的面貌显出真实。
父亲去世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青年人的好奇心的驱使，我在家里随意翻看着一些东西。我曾经看到父亲有一张穿着军服的照片，军服不是绿色，也不是灰色…，总之，是一种比较鲜亮而显得庄重的颜色，双肩的肩章还有带穗的装饰，军帽上还有高耸的帽缨。可我眼见的父亲经常是长袍马褂的形象，从来没有见过他穿军服。有些到家里来的客人称呼父亲是厅长，但家里人偶尔说起来的总是他在法院审判犯人的故事，说他是法院的院长。我还听说他年轻时候做过蒙自县的县长。我说不清也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政绩，如果用今天人们的眼光来评判，我不知道他对人民曾经犯下什么罪行。不过，从他的个人历史看来，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也许他和家人的命运将会更惨。
在我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时候，我会想起父亲，因为从中能够寻到我童年时候的一些令我感到新奇的事情，也能感到些许乐趣。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电影院，电影院的名字叫“大逸乐电影院”。可能这在当时是昆明市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父亲是这个电影院的董事长，所以他有一间办公室。他把我带到电影院里，他做自己的事情，我就自己到电影厅里找一个座位坐下来看电影。我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大多是中国电影，而且只有图像没有声音，因此在电影院里的楼上最前排的一个座位上有一个解说员解说电影故事，我记得那是我姐姐的亲舅舅，我也叫他舅舅。
父亲还给我买过一个日本出品的洋娃娃，这是我最喜欢的唯一的一件礼物了。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人力车的车厂；他原来有自己专用的人力车，也有专用的车夫。但是他还有一个出租人力车的车厂。把车出租给拉车的人收取出租车费。好像在父亲去世以后，就依靠收取出租人力车的车费来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这样看来，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物。但是他没有买下一所房子。这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
父亲在世的时候还经常到戏院里看京戏。戏院的座位和电影院里的座位不同，戏院里有包厢，其实就是在戏台前方的观众席；戏院的老板把靠近戏台中前方的观众席设计成包厢的形式：十几个座位分成左右两部分，每一部分有八九个椅子连成一排，前面有和椅子相对应相连接的窄而长的提供放置茶碗瓜果等食品用的桌子。左右两个包厢之间用和桌子等高的隔板隔开。预订包厢的客人从后门进场，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从左边进来的观众，只能从右边鱼贯进入右手边包厢的座位；从右边进场的观众，只能从左边鱼贯进入左手边包厢的座位。
有了新的戏帮子到昆明或者有了喜欢看的京剧，我的父亲就通知戏院把包厢预先定下来，我们总是倾巢出动，而且总是迟到，却总是能坐在相当不错的位置。儿时留在我印象中的京剧，有“天女散花”、“霸王别姬”、“贵妃醉酒”中的舞蹈和音乐。还有“白蛇传”故事里的白娘子被法海和尚用金钵倒扣在头上，经受着和丈夫儿子生离死别的痛苦，演员那受苦受难的凄惨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次，戏院要演“关公败走麦城”的戏，整个戏园子里香烟缭绕不绝。家里人告诉我，关公是圣人，会显灵，所以演戏的人先要在关公像前烧香敬拜之后才能开戏，否则会有灾祸降临。还有一次京剧演员穿着现代服装反串现代戏，一个女演员还别开生面扭着身子跳起“草裙舞”来。
云南有自己的“滇戏”，但是父亲好像不太喜欢；家里有一个手摇留声机，有京戏和秦腔（梆子戏）的唱片，就是没有“滇戏”的唱片。
父亲在世的时候，有一次节日里看灯会，记不清在什么地方，放花的时候从五彩缤纷的礼花中突然跳出一台戏曲故事的模型，我感到很惊奇，因此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每年清明节扫墓的时候，父亲总要带着一个大风筝；家里人准备好祭祀的食品―― 如茶鸡蛋、油炸包子、酱肉之类和一些纸钱等祭祀物品。一早就出发。
我家的坟地有两处，有一处在昆明市北门外的莲花池，好像是本族的坟地；另一处在黑龙潭，是祖父母和给父母预留的坟地。黑龙潭比较远，所以总是先去黑龙潭。这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黑龙潭有两个龙潭，两个龙潭中间有一座石桥，站在石桥上，可以看出两个龙潭的水色不一样，一个龙潭的水是土黄色。靠近潭边的水的颜色比较浅，中心地带比较深，也说明中心地带的水有不可测的深度；一个龙潭的水是暗绿色，同样让人猜想不透这潭水到底有多深。水面上没有一点涟漪，显得十分平静。你在桥上站久了，如果再发挥一点想象，你会提出“住在潭水深处的龙会是什么性子，会不会兴风作浪？”一类稀奇古怪的问题。
好像有一些有关的故事，但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你得承认龙潭里都有龙。他们是这一带地方的主宰，所以人们在龙潭旁边靠山的地方修建了庙宇，住在附近的人经常向庙里的菩萨顶礼膜拜，求他们赐福于人。我家的坟地在山上，我们总是上了石阶，从庙宇的正门进去，向上走，在经过种有唐梅、宋柏的地方，便停下来观赏议论一阵，最后从庙宇的后门走出，沿着一条模模糊糊的小路往山上走，走到一个立着两根石柱的地方。两根石柱就是我家坟地的标志，说明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于是进行祭祀活动。我跟着父母一起跪拜。下山的时候，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出了庙门在龙潭旁边的一个厅里休息。这里有喝茶的地方，据说是用附近珍珠泉的水沏的茶，有特别的味道。这时，大人们便张罗着让我们到珍珠泉边去欣赏泉水的清澈和看一下珍珠泉是怎么出水的。珍珠泉就在龙潭附近，是一个四方形的水池，并不太大，可是泉水清澈见底，可以看到水池底面都是大小不均的石块和石子，晶莹的水珠隔一会儿从水池底的石缝里冒出来，有时成串儿地向上涌，煞是好看。据当地人说泉水总是满满地留在池子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母亲用杯子从池子里取出一些泉水喝了一口，觉得十分甘甜。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同在一个地方，两个龙潭的水都混浊，而珍珠泉的水却如此清澈？
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到莲花池的墓地了。在莲花池这个地方我没有看见莲花池，更没有看见莲花，也没有水，只是一大片空旷的野地，有许多人家的墓地相连，还有些长着杂草的没有坟头的空地。父亲早有准备，在我们把祭祀用过的食物作为我们果腹的午餐之后，他让男仆和他一起在草地上放起了风筝，风筝上还有一个什么装置，只听见在空中遨游的风筝不时发出鸣叫的声音。看着风筝越飞越高，我的心也随着风筝的升高而飘飘然了。从我们这一天的活动就能看出来，清明节扫墓的时候，也就是人们踏青的时候。
我家曾经在藩台衙门里住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园里的花厅。这是父亲接待客人的地方。花厅中间放着木制的大炕，炕上铺着大毛毯。在大炕正中放着一张炕桌，宾主就分坐在炕桌的两边；大炕前有脚蹬子，大炕的左右分别并排放着几张太师椅和脚凳子，太师椅中间还放着茶几。这种陈设大概是模仿北方官家客厅的布置，认为这样摆设才显得有官场的气派。实际上睡觉的房间里放的是南方常见的木床。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他有一个黄铜制的水烟袋。水烟袋用的烟丝是金黄色的细绒状的。抽烟的时候他左手握着水烟袋，用嘴衔住水烟袋细长的铜管的顶端，用右手把一根点燃的线香不时地把装在水烟袋的小烟斗里的烟丝点燃；在被点燃的烟丝发出一闪一闪的红色小火焰的时候，还会听到父亲吸烟的时候水烟袋里的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看来他抽烟像是一种享受，对我来说却是感到新奇有趣。
他还有抽大烟的习惯。我曾经看见姐姐的母亲用一个大铜锅熬制黑色的烟膏；我还看见他躺在床上抽烟的时候用特制的烟枪对着昏暗的烟灯吸食的样子。小时候，我曾经对制作烟泡感兴趣，长大了，觉得抽大烟是一种恶习。不过前两年，我看见一本杂志上有一个人写文章分析清朝末年官场应酬的一种方式，就是用抽大烟摆排场，因此鸦片屡禁不止。于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看父亲的行为，也就认为那是当时的特殊环境使然，不足为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上瘾，身体仍然健康。
后来，我家搬到华山西路的一所四合院里。北方的四合院都是平房，我们那里的四合院是楼房，砖木结构。我记得正房中间的堂屋是家里人公共活动的地方；正房的堂屋两边的房屋住着父亲和姐姐的母亲。我和姐姐的母亲同住。楼上住着我的母亲、姐姐；东厢房是客厅，里面放着大炕床和太师椅；西厢房住着女仆。男仆的活动范围都在南边的屋子里。天井里放着许多盆花，还有养鱼的金鱼缸、假山石。
父亲在世的时候，在院子里的西厢房的屋檐下还挂着一个鹦鹉架，一只长着绿色羽毛的鹦鹉总是在那里学舌；
家里人信佛，正房中间的堂屋里，就放着念佛用的木鱼和磬，还有专门制作的烧香用的香盘，还有供人跪拜用的蒲团。没有人跪拜的时候，这蒲团就成了一只白猫的卧具，它总是喜欢趴在上面睡懒觉。
在某些时候，搬家也就意味着家运的变化，华山西路的住房，比藩台衙门里的住房小多了。起初，一些男仆们挤在南边的屋子里，后来传说有一个男仆被害，死在郊外；后来，男仆一个也没有了。
父亲得了伤寒病的时候，一直高烧不退，全家人都很忙乱，请了中医又请西医，还不断的求神拜佛；母亲们分配给我的事情就是不断地磕头，求菩萨保佑父亲尽早痊愈。父亲一直昏迷不醒，最后全家人焦急地围在他的卧床旁边看着喊着；父亲也没有睁开眼睛看一看他的家人，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家人在床前匍匐在地上号啕大哭。接着就是父亲入殓，家人披麻戴孝，守灵，跪拜，做佛事，祭奠、举丧、出殡。
这一段时间，我那不满周岁的弟弟就显出他的重要性来了，比如父亲的牌位，要有一个“点主”的仪式。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这件事情非他不可。又如出殡的时候，男人要走在灵柩的前面，妇女跟在灵柩后面。我的弟弟就是唯一能够举着父亲的牌位，让人抱着走在父亲灵柩前面的人。
出殡回来之后，家里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院子里搭起一个望乡台，其实并不费事，在我印象中就是用一匹白布平面从正房的堂屋中拉出去，一直延伸到南边屋檐下的一个高台上。在这个晚上家人都不睡觉，在正房的卧室里扒着窗户，盯着那一条白布，好像这就是父亲回来的路。我们等着盼着，希望看到父亲的魂魄能从这条路上返回家来，看一看他的亲人。
我也抱着同样的希望等待父亲的魂魄归来，一直盼到东方发白，什么也没有看到。
父亲去世以后的清明节，就没有踏青的兴致了。而是像杜牧诗句里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情景。
快到中元节的日子，母亲们又忙起来，准备一些纸钱，叠纸元宝，用纸做成各式各样的衣服，还买了一个纸做的大彩球。中元节那天上午，‘妈’（姐姐的母亲）提着那个大彩球，说是接引父亲回家，一家人在大门前跪拜，到了黄昏时节，再到门口，焚化纸钱，送父亲出门上路。
父亲去世以后，没有客人来了，连亲戚也少了，于是，把四合院的房子的楼上部分退出去了，再后来，有的丫头们出嫁了，西厢房也不用了；东厢房里的炕床和太师椅没有了，装在大炕床里的许多书籍也没有了，我只落下一套亚东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没有了鹦鹉，没有了白猫，没有人放风筝；有一天，姐姐的母亲惊叫起来：“哎呀！院子里的一盆柳叶银红的茶花怎么不见了？”后来，院子里还有一些东西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拿走了。再后来，四合院有了房主人，就住在楼上，过些时候就到楼下来收房租。‘妈’隔三差五的要到人力车厂去和管账先生算账。还有一年，“大逸乐电影院失火”，损失惨重，新的电影院建起来之后，原来的股东就等于自动退出了，除非你再投资。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只有三间正房是属于我们住的。还有一个小丫头在家里做一些打扫卫生的杂活。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们时常慨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现在，凭着我对父亲的这些印象，我推想他不是一个具备新思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但他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他也还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他的亦官亦商可能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从现在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一些父女亲情；他的“多妻”的行为，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造成的。他只是一个旧社会里的普通官吏，一个普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