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明、清时期奸臣与英雄

成事贵于死事

　　明朝晚年的文臣，多迂阔尚气之士。说起来慷慨激昂，大难临头也有一些敢舍生取义的人。但少有知权达变、实际操作能力强的外交、军事人才。腐儒的练成，和晚明一方面道德沦丧一方面用道德治国的风气有关。



为了自己的千秋令名，也为了政治上正确，不给政敌以短处可抓，许多文臣选择的是成就自己高尚的道德形象，而国事究竟如何则在其次。

　　崇祯自缢，满清进京后，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治理下，兵强马壮，随时准备胡马南下。而在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忙于党争，君臣不和，将帅不和，大臣之间钩心斗角，家务闹得很厉害。此时，双方力量不对等，但满清一开始并未有完全的把握一下子吃掉江南半壁江山，如果明朝对北方能虚以委蛇，甚至不妨委曲求全，争取时间整饬内政，南明未必不能如南宋那样存在更长一段时间。

　　可是一开始，南明便以正统自居，不愿意放下身段，又不积极备战，对清廷抱以侥幸心理，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不明朗也不统一。派出兵部侍郎左懋第出使，不但没能为明朝争取任何的喘息机会，而且陷身北地，最后被满清杀死，成就了忠臣之名。

　　左懋第是民族英雄、节烈忠臣，这个判断没问题，可在晚明那种士风之中，他的外交手腕远达不到晚清的李鸿章等人的水平。

　　当他奉旨北上时，带有弘光皇帝的书信，书信称“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比对方高的地位，不无暗示对方是胡人之意，而且带有赐给已经投降清廷的吴三桂的诏谕，很明显还把吴三桂当成明朝的臣子，发布命令，这置清廷于何地，这一开始和谈的姿态，就能让满清找到毛病。

　　左北上出使前，至交好友同朝为官的李清去送他，问他此番出使抱什么样的态度，左懋第回答是“以不屈对待。”李清脑袋很清楚，对他说：“成事贵于死事。”并举北宋富弼出使辽国为例，出使北国时富弼卧病在车中，听见辽国皇帝的诏书来了，立刻起来拜受，如此感受屈辱无非是为了办成辽宋通和的大事。李清认为以当时之势，出使满清的最重要目的要保全南京的朝廷，不如用缓兵之计。李清建议左懋第到了北京，首先以满清替先帝崇祯复仇为借口，去清廷表示感谢，等对方态度有所温和时，再谈议和。如果这样做还不行，对方毫无通融的余地，欺人太甚，再骂敌而死，不算太晚。而左懋第则认为，满清当年是我大明的属夷，非辽和宋可比。即使富弼活到今天，他也不会对北方屈膝。李清觉得左懋第的话都是道理，可对成大事没什么用处。

　　左懋第到了北京，确实能做到大义凛然。他一身孝服进京，首先提出是如何以皇帝之礼重葬崇祯帝。以大明当时自居正统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丧国格，可满清当然很不高兴。谒见当国的摄政王多尔衮时，同行的总兵陈洪范认为可以屈膝行跪拜礼，兵部司务陈用极说：“吾辈千秋气节，皆系于此，何言屈膝？！”而左懋第以皇帝的最高指示“不屈膝即为不辱命”为由，坚持出使时南明的态度。最后，陈洪范可耻地降清，左懋第被扣留在满清，清廷指示他的他的弟弟前来劝降，------他是山东人，当时山东已被满清占领。被严词拒绝，和他的仆人左夏一起慷慨就义，成了烈士。

　　还值得一叙的是左懋第使北前，弘光朝的辅臣们和北国谈判的条件，有人提出以淮河为国界-----这已经是面对虎狼之满清的非分之想了。辅臣高弘图说，山东一百零二县的山河，绝对不能丢弃，最多以黄河为界。有拥立弘光之首功的马士英更异想天开，他的意见是，北朝满清的主子顺治帝还年幼，与我们的皇上为叔侄关系最合适。-----你想想，暗弱如此的南明还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好笑吧。当时富弼出使辽国，大宋和辽力量的对比，远不如满清、南明那样悬殊，但订立的条约是：“宋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之白沟”。如果简单地对照，宋朝的郑国公富弼是丧权辱国之臣，而左懋第是以死维护国格的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