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造反派热衷于权力分配的时候，生产陷于停顿。特别是上海港停泊了许多外轮无人装卸。上海港全线告急，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动员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支援海港。一天早上，系里的红卫兵头头把我们一帮“狗崽子”和教职员工中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历史反革命”、“老右”集中起来训话：你们这帮人，成天无所事事，养的肥肥胖胖。逍遥了那么长时间了，给你们一个革命的机会，到上海港去劳动！
我们二话没说，直奔十六埔码头。黄浦江上停着一艘艘待卸的货轮，码头上堆积着小山似的待装的货物。那时上海港还没有实现装卸机械化，并不像现代京剧《海港》中唱的那样“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很多活儿需要人工装卸。我披着肩布，干起了装卸工，每天装卸玉米、黄豆、小麦、大米和煤炭。我惊讶于自己一顿竟能吃下五个馒头外加两碗稀粥，我更惊讶于自己弱嫩的肩膀竟能背起 200 斤重的麻袋走上那颤悠悠的跳板。
我一直干了整整八个月，双手磨出了十个茧花，肩膀上脱了几层皮。
在那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带来安慰的是 G 的断断续续的来信。那年 9 月间她回到了崇明，来信邀我回去见面，然而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又想见她又怕见她。
那时，我最惦记的是父亲，他那一身是伤、又有严重肺结核的身体怎能经受造反派的折磨。乘国庆节放假两天的机会，我买了一点水果回到了崇明。回到家里，只见被连续批斗的父亲躺在床上，蜡黄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不停地咳嗽。我赶紧给他洗了个苹果，还没吃上两口，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十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
“你他妈好舒服啊，躺在床上吃苹果。起来！马上接受大批判！”造反派说着把我父亲的双臂反绑在背后推搡着往前走去。我知道父亲臂上、腿上有刀伤和枪伤，我一边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护卫父亲。
“兔崽子，你他妈想造反？”一个小头头摸样的人扬手就给我一个“左右开弓”，鲜血顿时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再次冲了上去，四个大汉一下把我摁倒在地，雨点般的拳头落在我的身上。
“这小子胆敢阻挡无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干扰我们斗争大方向，狗胆包天，罪该万死！把这小子带走！”小头头一声令下，四个大汉架着我，把我拖进会场。我和父亲以“喷气式”的姿势跪在台上，批判会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造反派宣布我父亲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立即实行隔离审查，宣布我“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冲击会场转移斗争大方向，为反革命老子鸣冤叫屈”，“立即通报原单位革命造反组织对我采取革命行动”。接着十个造反派把我押送回家，并进行全面抄家，搜查父亲的反革命罪证。造反派翻箱倒柜，撬开了所有地板，搜遍了每个角落，一无所获。临走时把我父亲的所有勋章、奖章，以及《据点游击战》的书稿清样和回忆录手稿、清样掳掠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