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进入全球物质循环阶段,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以往区域性经济社会,被全球市场经济代替。如果社会矛盾是以社会内部不同的人群对资源和成品分配的控制能力来划分的话,那么,以往相对独立的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就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矛盾。
《物资循环的世界》(十五)将到,一个独立的人类社会不是以主权和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该社会独立控制的物质循环来划分的。全球化之前的独立社会,恰巧是国家和地域能够包含和控制其完整的物质循环,所以其矛盾主要是国家社会内部各个阶层对资源控制和分配的矛盾。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如韦伯和马克思,都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社会各个阶层矛盾的问题。韦伯和马克思观点的不同,在于认为这些矛盾是否可以协调,但他们的理论都基于社会内部的矛盾。
工业革命以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运作,使得独立的社会荡然无存。那些独立的部落社会在英国主导的殖民地-宗主国国际秩序下纷纷消亡。但是,宗主国并没有把殖民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社会,相反,把殖民地变成一个依赖于宗主国的社会。这样一来,殖民地的资源被纳入全球经济系统内部,但殖民地人口却被排斥在全球物资循环之外――失业、饥饿、贫困。由于这一变局,以往国家内部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就降到次要地位,而国际之间的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完整独立的社会,提出了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设想。他的理论是根据以往历史统一独立的社会提出来的,并不适用于描述近代经济全球化但社会还建立在国家模式上的社会。马克思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是大错特错观点。看看今天的国际社会,各国工人阶级都为本民族的就业问题而与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出生矛盾。所有,即便今天,民族矛盾依然是国策中主要要考虑的问题,而阶级矛盾反而成为次要问题。这也是今天对中国褒贬不一的分歧所在。认为中国进步的人,看到中华民族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考虑的是民族矛盾;而认为中国退步的人看到两极分化和腐败,考虑的是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
民族问题高于阶级问题,反映到中国近代史,就成为凡是国内阶级矛盾加剧时,中国就受西方列强蹂躏;凡是国内各个阶层联合抵御外辱时,中国就进步。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就出生社会动荡,使得列强可以乘虚而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那一段年代,是中国割地赔款最多的年代;义和拳运动的年代,就是八国联军入侵的年代。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东征北伐,打倒军阀,中国驱逐外国势力。1927第一次国共分裂,导致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而后全面入侵。国共第二次合作,搁置国内阶级矛盾而共同争取民族解放,则取得抗战胜利。国共第二次分裂,是置民族矛盾不顾而进行的国内政治斗争,结果导致中国领土台湾至今还在美日势力范围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世界潮流,被孙中山称为“顺之者倡,逆之者亡”的浩浩荡荡历史潮流。这一历史潮流着眼点是摆脱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这在政治上成功了,但在经济上则依然如前,只是以往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变为今天的南北矛盾,北方国家要将南方国家资源纳入全球经济,而南方国家要求其人口也进入全球物质循环。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三国经济一体化了,但是劳动力人口是受到限制的,这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偷渡问题。墨西哥资源已经纳入北美经济,但是,墨西哥人口并没有全部被被纳入。这不是墨西哥内部阶级矛盾问题,也不是美国内部阶级矛盾问题,而是墨西哥和美国民族矛盾的问题:国籍制度制造并维持了人生而不平等的现实。
中国近代历史,主要是中华民族图生存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加入全球物质循环的历史。当美国百分之五的人口控制和消费全球百分之三十的资源和产品时,当北半球控制全球金融和产品市场的时候,当8亿中国农民面临失业的时候,中华民族图生存的历史还在继续。民族主义至今依然是中国国策的主题。当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进入全球物资循环的情况下试图一劳永逸地先行解决国内矛盾是不切实际的。国内矛盾的处理,要服从与国际上民族图生存的大业。这和国共合作共同抗战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