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学道路上，诗歌是我的第一个驿站。
我与诗词结缘，可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批诗歌。那时少不更事，混沌万象，只觉好玩，而不解其意。及至少年长成，进了大学，以后参加工作，结识了一批诗人词家，才对诗词有了自己的感悟和理解。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的海洋。诗词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中一朵色彩绚丽的奇葩。从先秦散文到两汉词赋，从六朝乐府到唐诗宋词，优秀的诗词繁若星辰，灿若银河。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五色土上，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从五代十国到三国鼎立，从初唐四杰到唐宋八家，从竹林七贤到扬州八怪，涌现了屈原、陶渊明、曹操、王勃、骆宾王、贺知章、王昌龄、王维、孟浩然、杜甫、李白、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李昱、范仲淹、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范成大、辛弃疾 ------ 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诗人和词家，为后人留下了彪炳千秋、辉映万代的千古绝唱和不朽华章。
在这星光灿烂的诗人词家中，杜甫的真情弥漫，李白的豪迈浪漫，白居易的挥洒万象，苏东坡的气势雄强，李清照的婉约清丽，王昌龄的苍凉悲壮，岳飞的矫健英武，辛弃疾的雄风鼓荡，范仲淹的高风古韵，欧阳修的坚质浩气，陆游的丰神洞达，秦观的意境悠扬，使我对诗词心驰神往。
但是，对于格律诗词来说， 20 世纪是个道路曲折、命运坎坷、多灾多难的世纪。世纪初，随着国门的第一次向世界洞开，渐进的西风不仅给闭关锁国的中国、而且给万马齐喑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以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欧洲苏俄如普希金、海涅、歌德、拜伦等诗作传入中国，使自由奔放的韵律诗迅速崛起并很快取代了格律诗词。建国以后，格律诗词不被提倡，文革中更是被当作毒草铲除。
在我就读大学的六十年代，格律诗词已经不被提倡，只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下，尚有一席之地。唯一的一本《诗刊 . 》，绝大多数是韵律 诗，律诗极为鲜见。那时做着诗人作家梦的我，一直写韵律诗。使我对诗词重萌兴趣的是在读了毛泽东、郭沫若、柳亚子、赵朴初的诗词以后。我的第一个诗词老师是我们系的汉语教研室主任张超人先生。此公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对诗词格律烂熟于心。刚进大学不久，我便跟着他学习赋诗填词，那时我每周创作两首诗词，交给老师批改点评。经过一年时间，渐渐入门。就在我醉心于诗词的时候，我的身边又出现一位令我羡慕的诗人，他就是我们工宣队教改组组长、上海十大工人作家之一的赵国华先生。他的长篇叙事诗《白兰花》奠定了他在上海文坛的地位。他鼓励我写韵律诗。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既喜欢格律诗词，也喜欢韵律诗，但最后我决定放弃格律诗词。因为格律诗词法度易守，神髓难摄，创新更难。固有的格律、词牌、工仗、对偶，很容易束缚自己的思想，要在几十字最多百余字的篇幅中表达思想并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很难为之。或被生冷手气所滞，或被狭隘胸襟所淤。如勉强为之，要么沦为无病呻吟、面壁苦吟之作，要么陷于随人作计、拾人牙慧的窠臼。
促使我放弃格律诗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不受羁绊的个性。我是一个不愿限制于清规戒律、墨守陈规、自我束缚，而是追求思想解放、自由飞翔的人。我愿意自由地表达我的思想观点，自由地展示我对社会人生的感怀。在学习俄罗斯文学史的过程中，我较多地接触到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我认为韵律诗比较适合我的个性，适合表达我的思想感情。加上当时老师要求我们朗诵俄语诗歌，用俄语创作诗歌，所以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韵律诗的创作。
虽然我以韵律诗走上了文学道路，但是我对格律诗词仍然情有独钟。兴致来时还涂写格律诗词，不过生就的“叛逆”性格仍然不愿拘泥于格律，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自己觉得喜欢就行。所以准确地说，不属于格律诗词，而是属于打油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