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争集》读书笔记（三）

     在写鲁迅和陈西滢之前，我必须先插一段讲讲我和鲁迅，就算是我和鲁迅--不得不说的话题吧。

      我读鲁迅，起先是由于不得不读，因为课本里面有。那时我对鲁迅的感觉，只是好玩。鲁迅的说话方式非常独特，这种独特给我们平凡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乐趣。譬如我们有时也一本正经地说：“二十天没有上晚自习了，才知道这二十天都是发昏。”特别在老师要求我们写检查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种沉重的语言逃过了老师的责备，同时也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快乐联盟。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冒出一句：“那就是所谓的高分秘诀了。。。”有些人郑重其事地劝我们少不看鲁迅，但是我们读了鲁迅以后也没有特别的偾世忌俗，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对老师表现得恭恭敬敬， 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离我们太遥远，我们要恨也恨不起来，最多不过是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表示一下怀疑罢了。

        因为这个好玩，我就多了一份好奇，产生了一种揭秘鲁迅幕后的冲动。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了一套鲁迅全集。我断断续续地翻完了鲁迅全集，但是没有看完。翻完《鲁迅全集》毕竟容易，揭开第一页，然后再掀到最后一页，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时只需两三秒钟。如果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呢，就认认真真地读下去。但这样的机会断断续续，所以读完鲁迅很难。 到了现在，我偶然会发现自己在使用鲁迅的语言，但却记不得读过它了，可见鲁迅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力，在特定的场合，它自己就跳出来了。
     
       在读鲁迅全集的几乎同时，我读了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雨，余秋雨的苦旅以及苏青等人的一些文章。
  
       写到这里，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读书很多嘛，怎么没听你说过？”她的意思大概想夸奖我的谦虚--好朋友总是这样，想方设法让你快乐--快乐尽管快乐，好朋友的好意只是好意，却未必是事实。

       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我不说我读过这些文章并不是因为谦虚，我说这些文章倒是更容易让我变得谦虚。--这里有很好的理由。
 
      譬如说吧，我今天说我读了《雅舍小品》，顺便提一下梁实秋大师，赞美一下《雅舍小品》给我的滋养，那肯定说明了我在梁实秋面前的谦虚。 
 
     再譬如说吧，我今天又提到《苦雨》，再顺便提一下周作人文豪，表达一下《苦雨》给我带来的温馨，那又肯定说明了我在周作人面前的谦虚。

     再再譬如说吧，我今天还提到了鲁迅， 说明一下鲁迅给我增加的力量，那又说明了我在鲁迅先生面前的谦虚。
     。。。
  
     总而言之，推而广之，我们要有充分表达感恩的思想， 这样会让我们达到谦虚的壮美境界。老婆给我们做了饭，不能闷声不吭光知道吃，要说明饭给我们的意义。从这件小事出发，我们要赞美农民种粮食给我们带来的充实，赞美太阳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赞美花草树木呼吸的氧气给我们带来的清新，感恩一切，不但使我们谦虚，还让我们沐浴在轻飘飘的兴奋之中。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在兴奋的余波过后，我要表示我的严肃和认真，开始揭秘我之所以提到这段经历的幕后。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段经历呢？是因为我要尽量让你们相信，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师承和籍贯上，我跟鲁迅梁实秋等人没有特别的距离存在。换个说法，我跟鲁迅和《现代评论》的那些人的距离是一样的。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向大家揭秘我和鲁迅不得不说的幕后，是因为这是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的一个敏感问题。

     我在读书笔记一中提到了我对鲁迅论争的价值的看法。这个看法可以说得更精确一些， 我认为鲁迅的很多杂感应该当作散文而不是当作论争。 鲁迅的论争主要是指他跟某些人争锋相对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立场不同的坚持，有的是解释，有的是辩护，相比鲁迅的其他文章来说，更具有社会性。陈西滢和鲁迅的论争更是说明这一点。

     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涉及的历史人物很多，但起因却是因为1924-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

     1924年，女师大有三位女生因为特殊的原因没能准时返校，当时的女校长扬荫榆大概敬奉了“教不严师之堕”的古训，要把这三个学生开除。 “在校务方面，管理较为严格，这样起起了一些学生的公愤”[1]。 

    １９２５年１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４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５月７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５月９日，女师大校评议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６名学生自治会成员。１１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２７日，鲁迅、钱玄同等７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1]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对当时的背景做一个更为详细地说明。当时的女师大的学生， 本身就是时代的宠儿--或者说革命者；当时的政府呢，也是比较软弱的政府。我结束了自己的风平浪静的学生时代以后， 对于她们所处的状况颇为羡慕，但同时对杨萌榆颇为同情。 我在逆反心理膨胀的时候，最多私下里对老师表示一下不敬，在得到一帮狐朋狗友同学的理解之后就重新踏踏实实做一个老实学生，再也没有达到需要驱逐老师的地步；但是反过来说，我们那时的老师，至多也不过在课堂上拉拢另外一些学生嘲笑一下自己，从来也没有达到驱赶学生的地步。即使听说了某些老师做得过分的事情，也用不着我们学生来操心纠正他们的行为。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显然是和那个时代不同的。

      1924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女校长要开除学生，学生要赶走校长， 居然能够闹哄哄了半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闹越烈，互不退步，到最后成为了互为水火的敌我矛盾。争斗中双方互有胜负，但最后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女师大的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刘和珍后来死于学生请愿，杨萌榆校长被辞职后在1937年死于日本兵的枪下。

      1925年到1937年的中国历史经过了很多风云，从北洋军阀到民国，从国共的分分合合到抗日战争， 朋友可以变成敌人，敌人可以变成盟友，这是当时的大历史。在这样的大历史之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女师大学生风潮的小历史呢？

     到了现在，我们有两种意见--其实有很多意见，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情学生，称鲁迅为斗士；一种是同情杨萌榆， 称鲁迅上纲上线[1]。 

     老实说，我对这两种意见都不同意，但也不自认为是中间派调和派。 我不愿把将来的预言变成历史的解释，我觉得历史的时间坐标是正向的，只能过去影响现在，现在影响将来，而不是相反。同样，我认为人对社会的影响小于社会对人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女师大的风潮对杨萌榆的影响很大， 这件事件对她的直接影响就是丢掉了女师大校长的饭碗， 但对她的信念和精神的影响可能更大。杨萌榆在女师大的风潮中一直认为学生应该只讲学业，但到了1937年她却学会了为民请命， 不能说她没有受到当时积极女生的影响。刘和珍后来因为请愿而遭杀害，也不能不说杨萌榆要求学生不参与政治的远见。

     但当时的历史风云不是杨萌榆一个人能改变的，也不是刘和珍一个人能改变的。即使1925年的女师大风云中杨萌榆获胜，我们也不能保证后来的女师大学生不参加五卅运动。事实上，五卅运动爆发后，刘和珍许广平等“害群之马”是被警察拖出了校门的[1]。但是身体被拖出校门容易，革命的精神被驱赶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过高估计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的影响，不能把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的行为无限上纲上线，更不能要他对这件事情负所谓的历史的责任。当然我们也不能让杨萌榆负所谓的历史的责任。

      我这样的意见有没有历史的根据呢？我觉得是有的，我们不妨通过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来看看更具体的情况。

 [1]见傅建华《“女师大风潮”和杨荫榆先生的悲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