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十年代初来美的，读的是一所还不错的私立大学的文科系，拿的是学校的学费奖学金和该系的助教奖学金。由于自己在国内有的是工科背景，加上英语的听说都不过关，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到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时，有一科必修课，教授每次讲什么都听不懂。轮到自己做专题报告（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时，更象赶著鸭子上架。读的文章每次都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意思相反的理解。
记得这门课期中考试要求写一篇３０页的英文文章，而我此前从未写过英文文章。于是不得不到图书馆借了很多有关的书籍，利用在国内读工科时受到的逻辑思维训练，先拉出一个大纲，然后尽量用自己的语言充实每一部分。交了文章后，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任课教授谈话。因为那是门讨论科，上课的同学按理说都是应该参加讨论的，而我除了做我的专题报告外几乎从不发言。所以我对这位教授对我的印象实在心里没底。见了教授，我问他是不是认为我学这门课有困难，他说：”我看不出来你学这门课有什么问题。”听了这话，我如释重负。要知道，这门课可是大家公认的难学的课，很少有第一年的学生选修。
不知是由于这位教授的宽容，还是他欣赏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对我的期中论文评价不错。可我连他的评语也未能看懂，在请教一位几年前来的学姐后才明白他说的是好话。
谢天谢地，经过一个学期的摸爬滚打，期末时我修的几门课都得到了Ａ－。使我的自信心稍微恢复一些。凭心而论，对于我们这些英语非母语的外国学生，学文科拿到Ａ－应该说是不错的了。
我拿的是助教奖学金，就是说在学习之余，要为系里指定的教授做一些工作，这样学校免你的学费，并发给你一定的工资做生活费。
至于帮教授做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教授的要求有所不同。有些可能让你帮他做一些诸如复印，借，还书之类的杂事。也可能让你帮助查一些资料，判学生考试卷子，给学生辅导，或让你干些其他事情，甚至个人的事情。
我第一学期还比较幸运，遇到了一位非常具同情心的教授，知道我是刚来的外国学生，给我安排的事情很少，让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
说到我以工科背景到美国的大学文科系读博士，并顺利拿到奖学金，不能不提一位我们系的教授（让我们称他为Ａ教授，下同）和当时的系主任（Ｂ教授）。他们两人虽然都在文科系任教，但都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特别是对把计算机应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极为热衷。所以他们对我以工科背景而改学文科很是赞赏。因此在行动上也对我照顾有加。比如，在我刚入学不久，那位Ａ教授就找我谈话，告诉我他在我的录取上起了很大作用，希望我好好学，并愿意当我的导师，以后一起搞研究，甚至暗示有可能留校任教。在我的英语听说水平均不过关的情况下，带我一起参加电脑培训，参加国际会议。
此人名校毕业，导师是该学科的泰斗人物。他本人十分聪明，但不拘小节，好开玩笑，是个不太守规矩的人物。由于他的研究兴趣同当时的系主任Ｂ相同，所以很快拿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但同样由于他的性格，加上系里的学派之争，有些系里的教授对他并不感冒。
我当时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另眼看待，为有的教授为打击他而先从我开刀打下伏笔。
终于熬过了第一年。由于我的成绩不错，系里在年终的考评时，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说我成熟，学习目的明确，成绩优良。因此我顺利地拿到了第二年的奖学金。
第二年，系里的领导班子换届，原系主任Ｂ调到另一新成立的单位，他的夫人，一位很好的教授，也从研究生事务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新任系主任是一位对文理结合研究不感兴趣的女士，而接任研究生事务主任的，则是一位对政治极为感兴趣的人物（让我们称他为Ｃ）。
第二年的下半年，我为一位客座教授当助教（让我们称他为Ｄ），此人本校毕业，曾在联合国干过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回来找了这么个临时教职。刚开始时，我们的合作还说得过去。有一天，一位国内来的访问学者要用我的车，并要我陪同去参加拿驾照的路考。因为路考是上午，而我在上午要与这位教授见面。不得已，我向这位教授请假，他当时满口答应。
这位访问学者的路考顺利通过，他很高兴，我们一起到饭店庆祝了一下，回来时已是傍晚。回到住地，我发现有人在我的留言机上留了言，听了听，是那位Ｄ教授打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很不客气，指责我忘记了和他的会面，并威胁说新的研究生事务主任Ｃ让他盯著我，再这样下去，我的奖学金将被取消。我听后，肺都气炸了，这简直是侮辱！我当时就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准备斥责他，可他已离开办公室。把我气得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你凭什么以这样的口气给我留言？前一天我没来，是向你请了假，你同意了的。”他看我动怒了，连声向我道歉，承认是他忘记了，一切都是他的错。我告诉他，我们来这里是凭本事读书和工作的，不是乞丐！不会容忍他的这种态度。为缓和局面，他说他看过我的简历，知道我在国内的某大学工作过。而他在联合国工作时，对该大学也有所了解。他觉得在该处工作的人，可能每人都配秘书，所以我可能不习惯这种打杂的事情。我告诉他，他的理解不对，我从来就没有过秘书。过去我是老师，可现在是学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让我做事可以，但侮辱不行。他彻底认错，为表歉意，执意请我吃饭，被我拒绝。
过几天，关系缓和了些，他又请我吃饭，我也就答应了。吃饭时他向我讲了他个人的经历，甚至他和太太的秘密。同时，也向我透露，新的研究生事务主任Ｃ让他如何盯著我。当时，由于我对自己比较自信，加上从来没同新的研究生事务主任产生过矛盾，我也就没太在意。
那个学期结束时，我当助教的这位教授特意给我一份他写给研究生事务主任的信的复印件，上面写著”鉴于你在学期开始时让我留意ＸＸＸ同学的助教工作，我现在高兴地向你报告，ＸＸＸ同学这学期的助教工作非常出色（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为我做了大量工作，有些甚至是份外的工作。所以，我衷心希望他明年能继续得到奖学金，他也应该继续得到奖学金。我相信他将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学生。”我当时大惑不解，问他：”这是你给他的信，为什么给我一份复印件？”他说：”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了，你留一份，以后也许有用。”
第二学年快结束了，又到了系里评审每位学生，决定下一学年奖学金的时候。在评审委员会开会的前几天，想当我导师的那位教授Ａ与我聊天，问我：”你觉得你明年还会拿到奖学金吗？”我说：”我非常有信心。”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自信，你同系里的教授交流太少。”事后想来，这是对我的暗示，可我当时由于成绩不错，过于自信。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转眼到了通知每位同学系里决定的时候了，研究生事务主任Ｃ坐在办公室里，把读博士的学生依次叫进去。等我进去的时候，他坐在老板椅里，把脚放在桌子上，极为傲慢，并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你明年的奖学金没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的成绩太差，助教当得也不好。”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也就毫不客气地说：”是你在捣鬼，对吧？”他回答说：”如果你那样认为，我也没办法。”事已至此，我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我告诉他：”你以为可以对其他国家来的学生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这次你选错人了。”说完，头也不回出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住地，我想，这家伙太狠了！他明明知道，没了奖学金，我就几乎不可能在这个学校读下去，光靠打工，是不可能付得起这所私立大学每年一两万美元的学费的。如打工，极可能陷入既学不好，又干不好的恶性循环。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把我踢出这个系，踢出这个学校，踢出美国。
怪不得人们说挫折是人生的财富，在这个时候，国内的经历使我很快镇定下来，开始认真地思考该如何生存。
在国内时，我本来是从事计算机应用方面工作的，干了几年，觉得做技术工作太具体，加上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总想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努力来美国学了文科。没想到，到了美国，却遇到了生存问题。这时才真正认识到所谓理想是吃饱以后才能有的。
恰好那时美国的计算机行业正在走出低谷，身边很多学计算机的人放弃了读博士，只拿个硕士就找工作走了。自己虽然有些□慕他们，但考虑到来美前的抱负，以及前系主任Ｂ，自己将来的导师Ａ对自己的好处和期望，加上中国人报恩的传统观念，不好意思放弃这文科系的博士学业。可现在系里的状况，继续读下去肯定很难，何不就坡下驴，改学计算机呢？
其实，前系主任Ｂ和我的导师Ａ一直非常鼓励我同时选修计算机系的课，因为他们本身就都是玩电脑的高手，况且他们也希望我以后能在写程序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他们甚至许诺同计算机系联系，专设一个跨学科研究方向联合培养有我同样兴趣的学生。我呢，想到从该系博士毕业后的前景，也想同时拿一个计算机系的硕士以保证以后的生存。所以，到第二学年底，我已选修了两到三门计算机系的课。
可对我来说，转学计算机并非易事，原因是计算机系要求至少修满十门课加一个毕业设计才能硕士毕业，可没有奖学金，我哪有能力完成学业呢？
我也曾想到寻求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但谈何容易？一是他们本身并不富裕，另外，同大多数人的关系，在我看来，离开口借一大笔钱的程度，还是差了些。当时我曾向一位很亲近的朋友感慨说：”当你请客时，太多的人关系近到足以被请。当你需要借钱时，几乎没人关系近到你可以张口。”当然，这位朋友还是很不错的，他表示，只要他还有奖学金，至少我的吃饭问题他包了。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当几年后我已工作，知道他的奖学金也出现问题时，我立刻打电话给他，让他放心，如他的经济出现问题，我会供他完成学业。这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虽然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还得向最好的结果努力。思前想后，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研究生事务主任Ｃ，告诉他，即使没有奖学金，我也会继续在该系读博士。但考虑到我的兴趣，我要同时读计算机系，希望他签字同意（当时别的系的人要同时拿计算机系的学位，须所在系同意）。可能他根本没想到我会这样做，他可能以为我会一怒之下，滚蛋了呢。因此他也来不及多想，马上签字同意了。
解除了后顾之忧，我要开始反击了。我首先找了我导师Ａ，可他此时力劝我接受这个结果，同时告诉我一定要继续在他那里读下去，没了奖学金可以到其他地方找，或打工。可到这么晚的时候我才接到系里的通知，校内已根本没有机会，如早一点的话，图书馆或计算中心或许还有希望。另外受人这样诬陷，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我明确地对导师说：”对不起，这件事我主意已定，不能听你的。”另外我提醒他，我与研究生事务主任Ｃ平时并无过节，我怀疑矛头是对著他和前系主任Ｂ的。他对我说：”绝无可能。”我回答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我去找了已调到别处的前系主任Ｂ（他名义上还是本系教授），他很热情，在我向他介绍了大概情况后，他感到很惊讶。他对我说：”你是我们特意招的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你的工科背景对我们很有用。如果我手里有奖学金，我会马上给你。”他让我先回去，他给研究生事务主任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他并没有意识到Ｃ的矛头所指，还幻想著利用他的影响，促使系里改变决定。可他哪里知道，这些人的矛头是指向他的，只是搬不动他，才收拾与他有同样科研兴趣的人。
过了两天，当我再次找这位前系主任Ｂ时，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极为冷淡。他对我说：”我给Ｃ教授打了电话，他说你成绩很差，助教也做得不好。所以这件事我没法管了。”话已说到这步，我还能说什么，只得感谢他的关心，然后告退。
看来，只能用事实来说话了。我复印了我的成绩单，计算了一下，除了我导师的课可以推迟交论文，没有成绩外，其他大部分为Ａ－，只有一个Ｂ，这样平均下来，远高出系里要求的平均成绩Ｂ以上的要求。
说到助教的工作，我才恍然大悟，真正明白了为什么那位Ｄ教授让我保存一份他对我的评语的用意了。
最后需要回击的是这位研究生事务主任在我当他的助教时对我工作的攻击。当时听说他正在帮学校所在市的一位市长候选人竞选，经常错过与我见面的时间，过后又不得不送电子邮件给我，对他失约表示道歉，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而我又恰好没及时删掉这些邮件，刚好成了回击的弹药。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居然连这点防人之心也没存，倒是由于一时偷懒留下的”证据”帮了大忙。
找到了这些证据，我写了一份十几页的长信，从我的成绩和助教工作等各方面逐条驳斥Ｃ对我的诬蔑。
接下来，我把信和证据装订在一起，再一次去见前系主任Ｂ以澄清是非。看完信和证据后，他的态度大变，连说：”信写得非常好，有了这些证据，这件事我一定管到底。”他建议我先找新系主任谈，看她的态度。
新系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据说是个在法律方面有些造诣的女教授，可是谈起话来却是非常没水平。她认定我学计算机系的课是不想在这个系呆了，想”跳糟”。当我告诉她，我选了几门计算机系的课是Ａ和Ｂ教授的意思，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有帮助时，她十分愤怒，话说得歇斯底里：”Ａ和Ｂ让你选计算机系的课，你为什么不找他们去要奖学金，我们系已经给支持了你两年，轮到计算机系支持你了。”她说的话不但逻辑不通，而且态度也象个没有教养的家庭妇女。如果说，原来我还对她有所期待，希望她只是受到Ｃ的挑唆，经过这次谈话，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我只是她们与Ａ和Ｂ争斗的替罪羊。可我的做人准则和性格不允许我做这样的替罪羊。
与新系主任的谈话虽无结果，但为我的反击提供了新的弹药。我修改了我写好的信，加上了与她谈话的内容。
Ｂ知道了我们谈话的过程，而且也得到消息，Ｃ到学院里告了他的状，说他虽然从系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可还在干涉系里的事物。看来他不得不介入了。他建议我再找学院管教学的副院长，把这封信交给他，看他怎么说。
第二天，约了见这位管教学的副院长Ｅ教授，我先把信交给他，然后谈了我的想法，并说：”如果这件事在学院内解决不了，我会把信寄给校长和学院里的所有老师，让他们知道，在这个系里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Ｅ是个典型的官僚，而且很没水平，很难想象他也做了几十年文科系（就是我呆的这个系）的教授。看完信，听完我的陈述，他说：”写信给校长？你怎么不给美国总统写信啊？写给谁我们都不在乎。”对这样的人，多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扭头告退。
回来后，把与Ｅ见面的情景告诉前系主任Ｂ，他也很生气，说：”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公平的人，看来并非如此。待我找他谈。”
美国是个崇尚实力的社会，不光是在处理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如此，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如此。
过了几天，可能是Ｂ与Ｅ谈过了。有一天，在学院楼里的走廊里碰到Ｅ，他主动和我打招呼，并和我说，在这件事上，他很同情我，但他不太好干涉系里的决定，让我同系里沟通。我又能说什么？只有表示感谢。
很快，Ｂ教授告诉我，应该和新系主任再谈一次，看看如何解决，然后把结果告诉他。同时特意告诉我，一定要Ａ教授参加，这样也好有个证人。
可当我把Ｂ的意思告诉Ａ时，这个平时看起来很强硬，也很正直的汉子，居然成了缩头乌龟，他不但拒绝参加这次会面，而且阻止我继续和系里理论。原来，他太太（也在该系任教）马上要评”终身教授”，他不愿在这件事上与系里对抗。看起来，我这个穷学生的权益，和他太太的利益比起来，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今天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也并不怪他。但他太太为了取悦系里对我的无端攻击，却让我想不通，当然也遭到我的驳斥。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后，当系里拒绝给他太太”终身”教职时，理由之一竟是我对她的驳斥。Ａ到那时才相信我当时对他的提醒，这次他坐不住了，又是给校长写信，又是找各级”头头”们谈话，可大局已定，难以回天了。一年后，他太太必须离开该大学。真可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言归正传，Ｂ知道了Ａ的态度，不太高兴。估计Ａ在他心里的位置也动摇了一些。
我回来后，马上给新系主任发去电子邮件，要求再见面谈谈，可等了一天，她根本不回。没办法，我只能把语气加重，在第二封电子邮件中说：”在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我希望知道你们的态度。”这一招果然有效，不到五分钟就接到了他的回件，安排在下午一点半见面。
下午一点半，我来到了她的办公室，Ｃ也等在那。一见面，新系主任就气势汹汹指责我说：”你为什么给我的上司写信，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必须停止这样做。并保证这样的事永远不再发生。”我当然也针锋相对：”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我当然为我所做的事负责。上面的话难道不是你说过的？”
这时候，反倒是Ｃ比较平静，对我的当面质问支支吾吾，只是说：”你选了太多计算机系的课。”我当即指出：”你当时可是说我成绩不好，助教的工作做得太差。我是学了计算机系的课，但都是导师批准的，而且两年来只有三门。”这次谈话也是无果而终，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人，他们得认真对待了。
在这期间，我从前系主任Ｂ教授那儿，还了解到另外一个和此事有关的信息，那就是在系里专门讨论研究生奖学金的会议上，Ｃ教授只把他关于我的不实之词通报给大家，故意隐瞒对我有利的信息，如Ｄ对我助教工作的评价，及我的真实成绩等。而前系主任Ｂ教授的夫人恰好是前任研究生事物主任，而且参加了对系里研究生一年一度的考核。估计Ｂ教授也了解到了这些内情，所以坚决站在了我的一边。
这时，我得知，对我的助教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的Ｄ，由于是客座教授，下一学年将不被系里继续聘用，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但愿不是。他对前系主任Ｂ也卷入这件事的反应很有趣。有一次，他在路上碰见我，对我说：”没想到你和Ｂ的关系这么好，他可是这个学院的大人物。”因为当时学校正在挑选下一任文理学院的院长，Ｂ是负责此事的委员会的主席。我告诉他，其实我和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可能是他认为系里的人在这件事做得太不公平，才拔刀相助。
Ｄ当时正为找新工作发愁，可能希望通过此事与Ｂ拉上关系，向我明确表示，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尽管说，他一定帮忙。其实，由于他客座教授的身份，他有些胆小怕事。事后想起来，他可能了解Ｃ的为人，也意识到了Ｃ在安排我当他助教时让他注意我背后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暗示和帮助。我们可以说是不打不成相识。Ｃ的挑唆，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使我们成了朋友。
几年后，当我知道他找到了另一所高校的教职时，十分为他高兴。
这个学期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开始两个多月的暑假，这件事还没有眉目。由于这事的影响，系里其他研究生也没有及时拿到下学年资助的正式通知。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我决定利用假期再选两门计算机系的课，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毕业。同时，也开始做找工作的准备，每天到市里的图书馆查各地的工作广告。每天既充实，又繁忙。
当然，精神上也尽量给自己打气。暗自告诫自己，如果连这样的事都不能应付，以后的困难就更别提了。所以有的同学说：”每天看你乐呵呵的，好象是别人遇到了事，哪象是自己遭遇生存危机的样子。”可他哪里知道，他看到的只是表象。每当夜深人静，我也久久不能入睡，除了学业的压力之外，也不得不苦思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学业和生存危机。而自己的种种烦恼，又不愿意让他人知道，包括比较亲近的同学，以维护自己”强者”的面子。这种事情，更不能让家里知道，因为这只会徒增他们的担心。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信念一直在支撑著我，那就是，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精神绝不能垮，只有这样，才能度过暂时的艰难。这也是我的座右铭之一。
我也认真考虑了我的抗争策略，不能把事情一下做到底，也就是说，还不能把我写的”公开信”马上送给校长和学院的所有老师，因为那样就把新系主任和Ｃ彻底推到对立面去，迫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和我斗到底。要留给他们系内解决此事的希望。当然，我也做好了就此事斗争到底的准备。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平时Ｃ见面时尽量躲著我，而我则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见面照样同他打招呼。有一天，在学校的草坪边，Ｃ主动把我叫住，告诉我说，他正在向研究生院给我争取免一年学费的名额，我在向他表示感谢的同时，明确告诉他，对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满意。我会根据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案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很无趣地走了。
回到系里的助教办公室，正好碰到学校的研究生会主席，也是我们系的研究生，是个拉美国家来的女生，她对我说：”我很赞赏你的行动，他们这些人总觉得可以随便决定我们的命运。过去从未有人敢对他们行为提出异议。你的行动，也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有人同情你，谁也不愿卷入这种无谓的是非中去。如果不是他们强加于我，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还有一位其他系的中国留学生（此人后来由于某些事情，在中美两国皆制造了不少新闻）建议我找一些本院的留学生，一起向学校抗议。我说：”我自己的事情，我相信自己可以处理好，不想拖累大家。”婉拒了她的好意。
我也把Ｃ在为我争取免学费的事告诉了Ｂ教授，他也说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并说：”在这件事上，即使你选择妥协，我也会坚持下去。”我对他的态度由衷感激。
终于熬过了这个暑假，新的学年开始了。我第一天到系里去，就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系里给我的信，很明显，信是费了一些周折才到了我的手里，因为我在暑假期间搬了一次家，信寄到了老地址被退了回来。信里承诺为我提供下一学期的学费奖学金和助教职位，当然他们留了个尾巴，只说一学期，而不是正常的整个一学年。对我来说，这也足够完成我的计算机学业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Ｂ，并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虽然读该系毕业后的前景并不好，我原来还是打算读完博士学位再走的，同时，为以后的生存着想，我也想拿一个计算机系的硕士学位。但鉴于系里的情况，我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先全力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Ｂ对我的想法非常理解。表示情况好转时，希望我再回来读博士。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系的毕业生来说，毕业就相当于失业。对于美国人来说找工作尚且不易，对于我们这些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可能性就更小。而且即使侥幸找到工作，工资待遇也相当低。
来美第二年所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丢掉了美国大学是象牙塔，大家只埋头做学问，没有人与人之间争斗的幻想，同时也打消了自己半路转系，”背信”的自责，明确了先为生存而斗争的思路。当然，在这个系两年的学习，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幼稚，原来以为，美国大学文科系和中国大学的文科系截然不同，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实际上，哪个地方都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看看大多数教授写的文章，不过是对先哲文章的注释而已。
和系里的斗争有了结果，虽然未获全胜，但已满足我之所需，我也就到此打住。既然他们已退了一步，我又何必穷追不舍？况且再纠缠下去既牵扯精力，又没有实际意义。
决心已定，我在新学期全部注册了计算机系的课，而且开始了把国内两门研究生课学分转过来的努力。
知道我在新学期全部选计算机系课的消息后，Ｃ给我发来邮件，让我解释。我回件说：”我现在不但是你系的学生，也是计算机系的学生，这件事还是你批准的呢，你难道忘了？”Ｃ无言以对。
在接下来的学期里，经过努力，我成功地把在国内上研究生时的几个学分转过来，并顺利学完拿计算机硕士所需的最后几门课。当时，美国的经济已开始复苏，找工作也不象前几年那么艰难了。经过一番周折，我又成功地在毕业之前找到了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忙完计算机系的事，我想在文科系近两年的学习不能浪费，所以研究了学校的有关规定，知道我已修够硕士学位的所有学分，开始申请该系的硕士学位。当时，也想到了Ｃ可能在此事上做梗，但这次我可是条件充足，不怕他了。找了他几次，他均不在办公室。因此我填好了学位申请书，给他留了个便签，希望他签字并送回到我的信箱里。这次Ｃ变得很乖，第二天就把签好的学位申请书放到我的信箱里。他可能也知道，按学校的有关游戏规则，他如在此事上找茬，只能是自讨无趣。况且，他也认识到了，我并不是个好欺负的人。
我也分别同Ａ和Ｂ告别，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工作很快就要离开学校了。并再三重申，实际上我是想在该系读完博士再走的，但现在的环境使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生存第一，理想第二。他们表示理解，并祝贺我开始新生活。当然，我也再次提醒Ａ，Ｃ们的矛头实际上对著他和Ｂ的，但由于Ｂ的地位，他们奈和不了他。Ａ到此时也不同意我的判断。几个月后，果如我所言，他太太在”终身教授”的评审中失败。
在来美两年半后的冬天，冒著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我开著那辆几百美圆买来的本田车，驱车十几小时，来到另外的一个州，开始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几百美元，还有一堆待付的帐单。
最后，谈谈我的几点感悟。通过这件事，使我对在美国的生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做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第一，对任何事都不应过分理想化，不管是在学业，事业上，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美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美国人也是人，美国的社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美国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你不得不应对的复杂人事关系。
第二，美国人在处理人事关系上有他们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他们崇尚实力。在与人发生冲突时，往往不象中国人一样，遇事死缠乱打，总要拼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他们实际上一直在计算自己的得失，在看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时，即使对方的损失更大，他们也会选择妥协。另外，他们也一样喜欢搞小动作，尤其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明显时，更是如此。
作为来美学习和生活的”外国人”，我们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我们不可能主动挑起事端，大多数人的原则是能忍则忍。但必须有自己的底线，该出手时一定出手，维护自己的权益。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当然，要选择合适的策略，不能一下把自己的牌全亮出来，把对方逼到墙角。应该给对方妥协的机会。同时，应该做最坏的准备，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努力。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几十年世界超强的地位，不但让美国政府养成了向世界各国指手画脚的习气，也使大多数美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文化积淀不足，又不屑于了解其他文化，使相当一部分人，其中包括所谓的”知识精英”，变得骄横，武断，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们的为人处事上。即使对外国来的”留学生”，他们也拿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听说，我们学校的一位教授曾得意地对他的中国研究助理说：”谁是上帝，我就是你们的上帝。是我，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无非是这些学生从学校或他那里拿著奖学金，而这些微薄的奖学金，给他带来的是高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虽然象这样的露骨，浅薄之辈是少数，但却代表著美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典型心态。
第三，美国是个讲法制，重证据的社会。干任何事情，最好是尽可能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养成保存相关资料的习惯。这样，才能在遇到事情时有所需的证据。
第四，最重要的，遇事尽可能保持豁达的心态，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的精神不垮，你一定会有胜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