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亲口叙述的的红军长征

2007-01-08 14:13:36 大旗军事 　　

　　此文选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摘要如下，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而反捏造电讯，污蔑我们私通共匪，居心险恶，令人发指。红军之初，武器、兵员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患。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淅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外则向英、美、日等国鼓吹反共的决心，以自抬高身价。
　　
　　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十几个县。如果中央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意欲利用红军为其消灭异已，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是采取德藉顾问的建议，一面有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
　　
　　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闳所击败，便是一绝好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以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藉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民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当共我两军在广西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作壁上观。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据当时拍摄《七千俘虏》的周游称，“1934年农历九月，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随之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踞四十华里，一路相送，直把红军送入贵州，双方并无战斗。”）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不久，蒋先生同顾祝同飞至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京，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以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发表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共军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窜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得讯后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共军血战于滇边，共军不支而北窜，往川边骚扰。四川省主席刘湘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覆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共军，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辩理。中央不得已，乃将顾祝同部北调，然共军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杀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于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力而已。蒋先生玩火自焚，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