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当个人的创意生活远远地超出了社会伦理道德所能允许的范畴时，必然会遭到社会的排斥、不容以及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街头卖淫一直被看作“下三滥”的行当而被社会不容和不齿的原因。然而讽刺的是，这个行业却又始终能延口残喘，顽强地存活于社会的边缘。安娜.尼可似乎并不能被简单地被列入妓女的行列——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社会大众接着骂她“White Trash”（白垃圾）骂到她死就是了，犯不上对她掀起关注和讨论，更不至于在情人节那天送花悼念她。那么，她身上到底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之作为另类女人而强烈地吸引着这个社会？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人们对之厌不能弃，拒不能绝呢？
正如前文所说，安娜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太太，却也不是街头妓女。在她身上，难以找到仪表端庄的贵妇形象，但也未必卑微下贱得人尽可夫。虽说她基本上是以出卖色象来求得生存，但推敲起来也都是合理合法；而她不顾道德约束地从一个男人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也皆是以“爱人”、“情人”、“恋人“的合理身份出现，人们在她那里并没有看到钱和性的赤裸裸的交易，这也难怪为什么一名美国专栏作家在反思她的离世所带来的强烈反响时，挖空心思地联想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那里面的主人公玛格利特是一个靠色象寄生于上流社会的高级妓女，以其类比来暗示安娜尼可的人生定位：那就是，一件超级漂亮绝色商品。这件商品具有可以卖给任何人的可能性，但大多数人买不起又是必然。世世代代，这样的商品都有其市场，与街头妓女不同的是，绝色商品的市场基本是在上流社会。
这样推断，围绕着安娜的褒贬论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心态”，但真是用这样的结论来看待安娜生前死后扬起的波澜，也未免太低估了这个社会的品味。依笔者看，在确定了她如一件绝色商品的生命形态后，人们对这件商品转徙不定的命运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她的占有欲。她性感艳丽的外表，对金钱、男人以及名气易如反掌的获得， 其人其情所流转迁徙的上流社会，她个人那一向惊世骇俗的言行等等，都铸成了她生命的强势；而她出卖色象、频繁换偶、酗酒吸毒乃至在“好花半开”时的突然离世，又以悲剧的色彩与她强势的生命形成了对比，使得这个在道德边缘生活了一辈子的短暂的生命显得更加冲突和矛盾，而她身上所集中的这些冲突、矛盾以及争议正是这个世界的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趋之若鹜的根源，她身上深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新闻价值、娱乐价值甚至是审美价值。
有趣的是：相形之下，另一件于情人节前发生在加州的痴情女子故事反而让大众反响平平。故事大致如下：美国著名的航天总署的一名优秀女宇航员一直暗恋她的男同事，当得知男同事另有所爱时，脑羞成怒，身带尿片从休士顿一路开车来到加州，在机场停车场里截住了她所钟情的男同事的女友，令她摇下车窗，随后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辣椒枪对准了她进行喷射，后果当然是做茧自缚，身陷囹圄。这使人想到2003年轰动美国的另一桩案子：德州一位专情的妇人在得知老公另有新欢后，“化悲伤为仇恨”，又将仇恨转为行动：在对老公多次跟踪后，最后终于在一家旅管的停车场上用Mercedes Bens（奔驰车）撞死了与人约会后刚刚出来的先生。 荒唐透顶的是：为了发泄久积的仇恨，她竟然在自己的爱人身上驾车压了几个来回——可见专情到了迷狂的程度，就会使一个人丧失理智。
自古以来，在道德伦理甚至文学艺术一边以放荡女人作鞭笞的对象时，一边又以痴情女子为典范来歌颂。一个痴心的女人，可以被留在文学作品中象黛玉那样整天泪眼涟涟地作感怀伤物的酸诗；也可以象杜十娘一样抱著百宝箱跳入水中以示节气；或可以以现实生活中柯林顿夫人雪莱莉为榜样来宽容，也可以效仿成龙的夫人林风娇的温和态度来忍耐，然而一旦动起刀枪成为杀人狂，必定为这个社会所不容。她们不但触犯了法律，也失去了承载着道德审美尺度的人心，等待她们的大概只有监牢和铁窗。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一刻可能就是一个变了张脸的安娜，或者是换了个外表的聪明而又歹毒的女宇航员，然而最后毕竟没有成为她们，或者可以归于对宗教的虔诚，或者是由于艺术的陶冶，或者是出于对道德的维护，或者简单到只是对铁窗监牢的恐惧……然而，最后，我们还是要骄傲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着一个良善的自己。让我们以这份良善为根基，去高瞻远瞩我们的情感世界，在生活中作一个“多情”的人：即在爱情之外，关注和善待生活中的各种亲情、友情、恩情、甚至是人之常情，这样，我们才能作一个真正的“有情人”，因为在我们这里，只有爱,没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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