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光养晦到以战求和 －－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从韬光养晦到以战求和 －－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黄光锐－

　　中国九十年代初拍摄的“大片”《大决战》当中，有好几场诸如“辽西会战”、
“总攻碾庄”这样震天动地的“武戏”。每场都动用了数万官兵，场面之大不逊
好莱坞。相比《辽沈》、《淮海》，《平津》里的枪炮声少了，而“文戏”却多了，
对台词的印象就深一些。其中东野司令部里的一段对话就很有意思：

　　东总首长林、罗、刘匆匆下车走进司令部。勤务兵仍然在忙着布置，墙上的大
比例军用地图还没贴全。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布置工作，林彪则一言不发的凝视着地
图。林彪要刘亚楼报告各部进展情况。刘亚楼熟练的用教鞭在地图上指示出各军的
位置。报告完毕，林彪略作思考，从刘亚楼手里接过教鞭。

　　林彪果断的命令：“后续部队不必再绕行热河承德了。直接走这，山海关。”
教鞭“啪”的打在地图尚未贴好的一角，参谋们连忙把山海关地图贴到墙上－－
林彪所指的位置丝毫不差，正是山海关。

　　刘亚楼提醒道：“林总，军委的指示，是要我们秘密入关的。”

　　林彪平静的回答道：“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林彪不愧是军事天才。东野八十万大军绕行山区小路，一路夜行晓住，在沈阳
大开庆功会的烟幕之下秘密进抵平津城下，成功完成了入关的第一阶段。而此时，
程子华和肖劲光两员大将已经先后交战。要合围已被惊动的傅作义，速度便成为第
一要素。直取山海关，在正路上依法进兵，既能争取宝贵的时间，迅速抢占要点，
又能制造最大限度的心理震撼效应，形成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声势。攻防要素从机
密转换为速度的临界点，被林彪精确地把握住了。


　　　　　　　　　　　　韬光养晦的自我否定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正在经历临界点。在加入世贸、城市化、军力
建设、市场发育、金融改革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标志性的事物。二十一世纪初的
十至十五年对中国的复兴将是决定性的起飞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总体战略必然要
经历重大的调整，出现一系列攻防要素的转换。我们对韬光养晦的讨论，就是在这
个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韬光养晦是把才华与实力隐藏起来，使敌手放松警惕，来达到退则存身安命，
进则出其不意的效果。刘备在曹操手下寄寓之际，不惜以士大夫们看不起的浇田种
菜来示无大志，乃是韬光养晦最经典的例子。可以说，韬光养晦是孙子兵法“不若
则能避之”的具体实施策略，而这个实施策略往往也就是装孙子。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内外交困之下，韬光养晦表现为：不出头－－反正也出
不起，不扛旗－－反正也扛不动，不惹事－－惹了真是吃不消，不搞对抗－－根本
没有对抗的本钱；致力于和各国家改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用市场牌、
联合国、多边外交等手段来打破孤立。这个策略避免了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
激烈的冲突，并充份利用了全球化浪潮在经济上喂养自己。在这个历史阶段，韬光
养晦是完全正确的策略，而且其效果是非常成功的。其最大的成果就是二○○一年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九九七年顺利收回香港。如果不是执行韬光养晦的策
略，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但正是因为“韬光养晦”的成功，却导致了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
自相矛盾，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受到公众舆论的质疑。韬光养晦的出发点是为
中国的发展创造外部环境，可恰恰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韬光养晦失去了最基本
的条件－－战略家们再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真的“无大志”了。


　　　　　　　　　“中国威胁论”是不可能消除的

　　韬光养晦要想成功，前提是把对手真的蒙在鼓里。曹操看到刘备筷子都吓得掉
在地上，嘴上虽然没说，心里已经相信“天下英雄唯操耳”。煮酒论英雄的结果是
曹操轻视刘备，放松了警惕，以至干出了放虎归山的傻事。而韬光养晦十几年下来，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球列强和周边邻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戒备，“中国威胁论”
此起彼伏，难以消除。

　　事实上，只要外国人长着眼睛和大脑，“中国威胁论”就根本不可能消除。十
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举世瞩目的高速度扩张。一九八○年中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ＧＤＰ）只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亿人民币，一九九○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亿，
二○○○年突破一万亿美元（八万九千亿人民币），二○○二年突破十万亿人民
币大关。去年中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ＦＤＩ）达五百三十亿美元，高居世界第
一；外汇储备超过三千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已日
益明显，对美日欧老牌经济强国构成了沉重的压力。

　　富国奠定了强兵的基础。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突破一千五百亿。中国已批量部署
高机动长射程的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正在发展类似“战斧”的远程巡航导弹；新式
战机在成都投产，大型驱逐舰在上海下水，人们期待着新式潜艇在台湾海峡和南中
国海出现；庞大的陆军正在摸索一条机械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南海决策者的军事选择将日益增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保罗肯尼迪在《大国
的兴衰》中所预言的“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邻居们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中国
的军队了”已经开始成为现实。面对这种形势，外国人感到不安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们没有理由把未来的安全寄托在中国人的善意上。在大国，对外用兵往往意味着
在政治上得分，只要到网络军事论坛上转一转就能看出这种可能性。

　　在这种背景下，韬光养晦被看作烟幕弹，看作为进攻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就
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了。而为了维持“韬光养晦”策略，决策者又常常不得不在国内
做出解释：我们现在还不够强，等我们将来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如何如何。这些
公开的言论很快就为外国人所知。两头讲话不一致的韬光养晦使得人家更加认定你
说话不诚实，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阴险可怕的玩意，因此必须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前
就打破韬光养晦策略。

　　而要打破韬光养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挑衅。

　
　　　　　　　　　　韬光养晦已陷入两难困境

　　针对高壁坚垒固守不出的策略，对症下药就是激怒对方。刘备为了激陆逊出战，
甚至到了“蜀军赤身辱骂，或睡或坐”的地步；诸葛亮为了激司马懿出战，也以
要对手面涂红粉身穿女衣相辱。陆逊和司马懿不得不祭出了“众将复有敢言出战者
斩”的手段，才把群情激愤的将领们强压下去。类似的场面，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
经并不陌生。九三年“银河号”事件、九五年李登辉访美、九九年炸馆事件以及南
海撞机事件，都可以理解成针对韬光养晦的挑衅策略。至于小规模的摩擦，那就更
是数不过来啦。

　　挑衅策略一出台，韬光养晦便不可避免的陷入两难困境。对挑衅实施反击便意
味着韬光养晦的终结，而对挑衅妥协退让不仅会导致实利的损失，而且会挫伤民众
的锐气，损及国家的声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装孙子的结果是真的让中
国人一次次当了灰孙子。在压力之下没完没了的妥协，就会形成软弱可欺的名声，
施加压力就会被认定是可以奏效的。因此妥协退让只会导致更多的压力，直到形势
完全失控。十几年的弱势积累下来，连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和北朝鲜都纷纷不把
中国放在眼里，政府的国际威望和公众权威被严重透支。倘若再这样下去，有朝一
日台独势力错误判断中国人民的决心，其结果就是韬光养晦导致我们在不利的环境
下陷入大规模战争。面对气势汹汹的“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正名运动”，
我们不能不问一句：韬光养晦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既然已经在敌前展开，也就无秘密可言。既然已经忍无可忍，也就无需再忍。


　　　　　　　　　　　　天鹅绒手套里藏铁拳　

　　妥协退让被动挨打已经不能接受，但要大举出击战略进攻同样不切实际。在这
种形势下，防守反击以战求和就成了顺利成章的选择。以战求和本身并非什么新鲜
玩意，三国演义里东吴的方略始终都是以战求和；当年中国派志愿军打朝鲜战争同
样是为了以战求和：“你看见了，我是能打仗的，所以不要来惹我，我们还是和和
气气过日子吧。”这种以战求和是一种以威摄求和平的战略防御策略。而小生的以
战求和却是一种谋攻的策略。在历史上，这种以战求和最经典的先例当属满清在皇
太极治下针对明朝的策略。　

　　明万历年间，官府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篡夺大权，
称九千岁，大肆陷害忠良，朝政糜烂无以复加。就在此时，女真族势力开始崛起
于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万历四十七
年，明辽东经略杨镐率军十八万分四路围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集中六万八旗兵连
续出击，五日大破明军，杀明总兵官杜松、马林、刘挺。此后，清军势如破竹，相
继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天启二年，又攻占了关外最后一座重镇广
宁城。山海关暴露敌前，明廷朝野震惊。京师已面临“蓟门蹂躏，铁骑临郊”的危局。　

　　然而，明朝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富强的大国。明清双方的实力相差极为
悬殊。　明朝的人口在一亿以上，而满清人口不足百万，还没有明朝正规军的数量
多。何况明军已经“引进”了葡萄牙大炮，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只要明朝能革除内
部的腐败，任用得力的将领，完全可以给清军以惨重的杀伤。　

　　天启六年，满清以倾国之师围攻孤城宁远。袁崇焕羽扇纶巾意气登楼，万余将
士感其忠义誓死抵抗。八旗兵以十三万之众猛攻三次，竟不能克，将士死伤惨重，
努尔哈赤中炮重伤。老将半生无敌天下，却不料到头来败于一介书生。努尔哈赤恨
气填胸，终于不治。努尔哈赤之死，对满清构成沉重打击。宁远城的大炮轰碎了“
八旗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满清的军心全面动摇；努尔哈赤遗命由四大贝勒共同
执政，使得朝政变得错综复杂；连年战争之下，经济本来就吃紧，偏又发生严重的
旱灾，满清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要象以往那样在明地抢掠，却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
关。此时如果明朝实施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略，大举屯田
，多置重炮，以坚城向沈阳步步推进，满清将陷入退不能守进不能攻的绝境。倘若
明朝再仿效汉唐先例，祭出公主下嫁的毒招，满清断难逃脱亡国灭种的命运。　

　　然而，袁崇焕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的军事天赋比起努尔哈赤略有逊色，但
政治头脑却远在父亲之上。关键时刻，皇太极制订了正确的方略：入侵朝鲜。　

　　皇太极抓住袁崇焕急于筑城练兵的时机，充份发挥八旗铁骑的高机动性，挥军
进攻朝鲜。朝鲜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凌厉攻势，只得签订城下之盟，向满清提供粮食
和金钱，并从此严守中立，解除了满清的后顾之忧。出兵朝鲜的大获全胜稳固了皇
太极的权位，恢复了八旗兵的信心，解除了饥荒，挽救了满清的危局。与此同时，
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　

　　针对袁崇焕的筑城修堡，皇太极制订了“以战求和”的方略。天启七年，皇太
极亲率精兵进攻宁远、锦州。这是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开始
。在战术上，宁锦之战未能达到皇太极的战役目标。清军伤亡重大，退回沈阳。明
朝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但在战略上，明清对峙却从此进入了皇太极的步调。　

　　精明过人的皇太极深知决不能和大明国打持久战。每次战役之后，皇太极总是
主动提出和谈，为休养生息争取时间。为此，皇太极甚至不惜在礼节上接受低一格
的待遇。另一方面，皇太极清楚的看到袁崇焕筑城屯田对满清威胁极大。所以每隔
一段时间总要主动挑起战事，打断对手的筑城修路工程。如果把当年辽东的战事比
作一口锅的话，那么皇太极牢牢掌握主动权，确保“锅里的水既不能冷又不能沸”
的拿捏实在是高明至极。

　　崇祯二年，皇太极经过充份准备，亲率精兵十余万，绕道蒙古，出喜峰口，疾
掠如风，直抵京师。崇祯惊怖无已，中反间计杀袁崇焕，失去顶梁柱的辽东防线就
此开始崩溃。崇祯四年，皇太极破大凌河，明将祖大寿降。崇祯十五年，洪承畴大
军于松山全军覆灭，锦州失守。此时明朝在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清八旗兵的两面夹击
之下已呈崩溃之形。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自杀身亡。此后吴三
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大顺”军被多尔衮的铁骑打得一败涂地的历史，想必读者都
是知道的。
　
　　本来，以明清双方力量的对比，满清断难攻灭明朝。但明廷朝政腐败奸邪当道，
满清上下同欲万众一心。明军虽众，但物资馈乏士气低落，官兵贪生怕死，野战
能力极差；清军虽寡，但皇子贝勒身先士卒，十余万铁骑纪律严明进退有法，百年
之间所向披靡。明朝好不容易出现了袁崇焕这样的人才，总结出“守坚城用大炮”
的方略，却又被昏君奸臣自毁长城；而身为游牧民族的满清，却出现了皇太极这样
百年一遇的战略家。明清之间领导阶层的反差决定了两者的胜败之数。

　　明朝败于满清，与其说是败于八旗铁骑，不如说是败于皇太极过人的政治头脑。
皇太极入侵朝鲜解除后顾之忧，出击宁锦摸清对手虚实，与袁崇焕和谈，一面争
取备战的时间，一面离间明廷大将，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用计。皇太极敢于孤军深
入涉险一击，就在于他对明廷内部的重重矛盾早已了然于胸，出兵之始就埋下了使
出反间计的引子。袁崇焕之死对明朝构成致命打击。从此边关军无战心，腹地流寇
四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可怕的包袱，直到把大明帝国彻底压垮。皇太极的谋略
之深远，思之令人心惊！若非如是，何至多尔衮入关之后，还能得意洋洋的致书史
可法，宣称“国家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满清和明朝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以战求和的关键是掌
握主动，而要掌握主动，关键就在于保持“既不冷又不沸”的“适当温度”。如果
水温过低，被台独势力以为中国软弱可欺，冲突就有提前引爆的危险；而如果水温
过高，导致美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害怕中国倔起对他们不利，也会使中国陷入包围
之中。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包括“防守”与“反击”这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必须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改善国际形像，并充份利用不断扩大的市场来增
强自己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对于胆敢挑衅的敌对势力，必须实施坚决的反击，
即使台湾海峡重新进入准战争状态也在所不惜。由于美国正在陷入旷日持久的中东
战争，这个战略的实施变得容易了不少。但是要确保锅里的水处于“适当温度”，
仍然需要水平极高的指挥艺术。　

　　二十二年前，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曾经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外交斗争。
在美国总统里根准备“全面发展美台关系”的形势下，邓小平果断的决定：里根
的压力要坚决顶回，关系倒退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顶住里根的
压力，美国人会认为中国人可欺，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我们要经
过曲折斗争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应验了邓小平的判断。
当前的中国既面临着十分棘手的现实，又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
与二十多年前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颇为相似。三农问题、下岗问题、金融问题、腐
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卫生福利欠帐等等十几年高速经济改革积累下来的重重问
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施政重点首先在于国内。而顶住
台湾独立运动的压力，应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为国内宝贵的发展机遇争取外部环
境，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之所在。在复杂多变威胁四起的局势下，对外政策
的天鹅绒手套里必须藏有铁拳，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当年西藏任上，一向斯文儒雅的胡锦涛关键时刻使出雷霆手段，正可谓“天鹅
绒手套里藏铁拳”，深得邓公“棉里藏针”的真传。以小生阅历所及，自清雍正年
间设立驻藏大臣以来，以驻藏大臣之职居功而位列台阁乃至晋升首座者，数百年来
唯胡锦涛一人。邓公下决心起用胡锦涛，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