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直劲儿地跟小韩说：那你还不跟我们刘头儿一块儿去接小丽！这样你的爱人也就是你的情人了，该多好！
小韩叹了口气：那，我那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们刘头儿了呀！
小韩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是没明白过来，还在替他着急为难呢，我给他出主意说，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去机场嘛。
小韩看我这个傻样儿，急得用手指头戳了我的脑门儿一下，自己用德语自言自语了句 du bist wirklich dumm! – 你真是不开窍！我当时也没听懂，他这是什么意思，看来我真是缺点儿 什么了。
小韩无可奈何，也没再说什么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后来听小丽说，那天只有刘头儿去接了小丽，小韩没去接她，说是他办事处里有了急事儿，没能来。我在情人节那天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祝情人节快乐！”的卡片，那时这类卡片还挺新鲜，我挺纳闷儿：谁会给我送这种卡片呢？我保留了一阵子，也没人来认账，只是可惜没能保存到今天。
1987年年初，丈夫在我的协助下赴日深造去了。为此公司领导还在全公司的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不仅自己爱学习，还把丈夫也送到国外去深造。可我当时还真怕头头会说我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呢！
丈夫临行前在北京市刚刚兴起的家庭服务人员服务所招来了一位乡下姑娘，住在家里，管带孩子，做家务什么的。可没多久，这女孩就不干了，说是跟招她时说的不一样，家里还有一位下身瘫痪的人，而招她时只是说带孩子，做饭和一般家务。这姑娘没等我想出别的办法，就走了。
我没办法，只好抱着孩子上班。我上班的地方是国家机关，门口有解放军守卫，工作人员出入必须出示证件。好在看门的大兵已经认识我了，见我抱孩子来上班，也没多问什么，就放行了。还没到办公室，在走廊上，财务科的小孙---记不得是那位副部长的千斤小姐了—看到我怀里抱着的孩子很逗人爱的样子，一直跟我到了我的办公室，一定要跟我这女儿玩，我说这下子好了，我可找到看孩子的了。结果孩子在我处里没呆多长时间，就被小孙抱到她的财务科里去了---小孙天生喜欢孩子。我那天还有谈判任务，就把我带来的好几瓶牛奶， 一摞尿布，--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这种尿布纸--，全都交给了小孙，就去了谈判楼。
午饭时分我回到办公室就直奔财务科，见女儿在小孙的怀抱里睡得正香，我也就放心了。可这不是个长远之计，小孙也有自己的工作。
下午我跟刘头儿--刘处长打了个招呼，就去那家庭服务人员服务所,想再找来一位带孩子的.
这回我把家里的情况说清楚了，还说我那下身瘫痪的公公有我婆婆照顾，是不会给带孩子的人增加负担的。当时天色已经很晚，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很同情我的处境，把我带到隔壁的房间里，（那时要给家里找个保姆，要事先排长队登记，任凭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分配的。）那房间里还有五、六位乡下姑娘，我亲自跟她们说了我家里的情况，就有一位愿意帮我带孩子的。但只管带三个月—这也是试用期。我把这姑娘领回家，跟家里人也交代好了。这才算是 暂时解了“后顾之忧”。
这些事情我自然也找小丽他们出主意，处里的人都说说，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估计保姆是用不长的。加上我婆家条件也不是很好，那时当保姆的还很俏呢。小丽说还是要想一个长远一点办法才好。
我只好打我母亲的主意了。母亲当时虽已到了退休年龄，可学院里还是老找她帮忙。跟母亲来往了几封信后，母亲答应了！真是天下只有妈妈好！记得大学毕业后，没经父母同意就结了婚，让父母，尤其是母亲很生我的气。即使是这样，母亲也对我说：“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都可回来！”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也感到了母亲的伟大。这次母亲还能再次给我帮忙，我自己在心里下了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孝顺母亲！
当年六月初，保姆的使用期到了，她果然不愿再做下去，我跟母亲约好时间，跟处里请了几天假，抱着刚刚十三个月的女儿，带上孩子的东西，还有我自己给我的小家买的录像机和电子琴，也一同带上，去了武汉。
因为我拿的东西较多，又抱着孩子，小丽夫妻俩主动送我上的火车。
等我将孩子在母亲那儿安置好，回到北京后，又将那张拿不走的孩子的移动式的小床（还很新，四围的床栏杆都是烧上的铮亮的枣红色的亮漆的铁栏杆）很便宜地转让给了小丽家，她儿子正好可以用上。
小丽夫妻来我家取小孩床时，小丽拉开小韩的上衣，让我看他的肩膀。
我看到小韩的肩膀上有勒红了血印，我问是怎么回事儿。
小丽说：“还不是给你背东西勒的！”
我才想起她俩送我上火车时，小韩帮我背着那台录像机来着。看来小韩还是嫩，这点儿分量就给勒红了，让小丽心疼了这么多天！
我马上赔不是、道谢，说哪天请他们二位哪儿去蹉一顿，让他们自己找餐馆。
小丽赶忙说：别往心里去，我们怎么好让你这孤儿寡母的请客！
我说现在我是一身轻了，负担已经转移到老母亲那儿去了，没关系的。到北京来就听说那个莫斯科餐厅挺有名的，我提议咱们就去那儿怎么样？
她俩都说那儿太贵，我一个月的工资搭进去还不知是否能够。我还没想到莫斯科餐厅会有这么贵的，那时，我们的谈判对象—洋人们也请我们去吃过西餐，也就做罢了。
送走了孩子，自己的时间多了一些，可一个人静下来时，心里还是惦记着孩子、丈夫。想孩子想得厉害时，早已给孩子停了奶的乳房，竟也有奶水般的分泌物流出。
于是我集中精力加紧了德语的学习，以此来分散一下自己对孩子、丈夫的思念之情。我的德语学习进行的较顺利，小韩也教的起劲儿了。
一次，课文中有一篇德文的民间传说的故事，小韩给我用德语夹着中文讲解得很生动，我听得入了神，似乎跟着他进入到了故事的人物角色中。他讲到了惊险处，却停了下来，我着急得，像小孩子催大人讲故事般地央求他快接着讲，他伸出了手指，在我脸上轻轻地划了几下，迈关子地说：“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脸蛋儿是这样白里透红的，跟别人的不一样？讲出理由来我就接着讲下去。”
我被他问的怔住了：“这也太不讲理了---”
我马上灵机一动，说：“我妈就是这么生的我，没有什么理由！快讲下去！”
小韩见我这个认真的样子，还赖着说，那就只好说下次吧！
我举起拳头对他晃了晃：“不讲完就吃拳头！”
小韩个子并不高，比我高不了几公分，小丽也是个小个子，他俩很般配。在女生里我是个头大了，就以此来假装威胁他。
小韩倒是不吃着一套：“你那拳头，打蚊子都打不着！”
“。。。。”
还有一次小韩和小丽一起给我上课，讲到一个德文单词词，用中文不怎么好解释，但小韩给我讲解的意思我明白了，英文里有与这个词相对应的的词，我就用英文说了，小丽在一旁点头称许。小韩说：“小霞了不得了，中、日、英、德，四种语言都能说了，还不如自己下海去开个翻译公司呢！”
我也顺着竿子爬：“这是个好主意，那你俩都得给我干才行，不然我不成了光头司令了？”
小丽凑热闹地说：“是啊，叫咱们的孩子一个学法语，一个学西班牙语，就可以几乎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小韩也跟着说：“让你女儿给我儿子当媳妇儿好了，咱们就成亲家了。”
我说：“成，就认你那儿子当我的小女婿了！以后可别埋怨我大块头的女儿欺负你儿子！”
“。。。。”
类似的玩笑在我的德语学习中真有不少，所以学习也不觉得枯燥无味了。
到了第二年（1988年）的情人节，小韩特地安排了那天给我辅导德语，还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很正经地说：“学德语也要学习他们的文化，今天是情人节，在这天德国人有相互送礼的习惯，也就请接受我给你的礼物。”
我说：“实在抱歉，我不知道这些，也没给你准备礼物。”
小韩说，“没关系，你就让我吻你一下就行了。---这也是西方还礼的一个方式。”
我说：“那不许过分了，不然我可要告诉小丽了！”
小韩只在我脸蛋儿上吻了两下。我当时还挺不好意思地，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一般的西方礼节，而且小韩的那番话也是很实在的。
1988年五月我办好了复学手续，离开工作了近两年公司，去日本继续学习了。小韩这第一任德语老师，也就此完成他的任务。
在日本学习期间，听说公司的几个首要人物在一次车祸中几乎都见了马克思，唯有我们的刘头儿命大，---他当时本应在那辆车上，阴差阳错，他没能上那辆出事儿的车，保住了 性命。后来由于国家机构的改革，我曾经工作过的公司也改名换了面貌，小丽去了与中技公司类似的公司，小韩还是一直在为那家瑞士公司当代理，夫妻俩三天两头就要出差，经常是你在我不在的，我后来几次回国，都只见到了小丽。
十多年后，一次我从德国回北京，联系到了小丽，小丽说这次你有福气，我们那位请你全家的客：--那次我是接母亲去德国，路过北京的—加上在北京上高中的女儿，我的小儿子和 老公，一大家子人。这回可真让他请着了。我还有些担心，跟小丽说不用了吧，小丽说没关系的，反正是他公司出钱，又不是他掏腰包。
这次是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小韩，他的变化并不大，只是原来就有些秃顶的地方，面积增大了些。他们的儿子当时正在准备考大学，也一同来了。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买了新房子，在一栋25层高楼中的一套住房，是小丽买的，他们不再住在他母亲那儿了。他俩现在的生活是AA制，每个周末两人轮流相互请客外面吃。这次的这个周末正好轮到了小韩请客，我们就跟着占了光。
饭桌上我给母亲介绍说，这位小韩先生是我第一任的德语老师，而且，当年送我和女儿去武汉，帮我拿东西，把肩膀都勒出了红血印呢！母亲说，“哎哟，那这不是反过来了吗？应该我们请你吃这顿饭才是！”听到了这些话，小韩的脸都红了。
现在想想，小韩对我是很有情意的，我是指朋友间的情谊。这种情谊存在于男女之间，却又不超越道德的界限，就更值得让人珍惜了。
让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小韩、小丽生活美满，幸福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