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伦敦之行（有惊无险）
我的女儿在伦敦有房子，但是她的生活主要都在美国。偶尔到英国来度假，就住在伦敦她自己的家里。
今年，住在伦敦的我的朋友在电话里约我去伦敦和她见面。我告诉她我的女儿工作很忙，如果她不邀我去伦敦，我就去不了伦敦。我是2000年9月开始到英国，住在曼彻斯特的儿子家中。也就是那一年我到伦敦，在女儿那里住了几天。2003年，又到伦敦看女儿，又住了几天。如果这一次能到伦敦，就是第三次和女儿见面了。每次住的时间都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女儿和Perry 从美国来到伦敦以后，要忙他们自己的工作；要接待他们的许多客人；也有从美国来的朋友会借住在她家里。我自己又没有能力在伦敦住旅馆，只能等待女儿有了空闲的时间，并为我安排了住处，告诉我可以去看她，我才能做准备；我也才能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Y，是我在北京工作单位的同事。我和她的情况十分相象。她的丈夫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我的丈夫也是；我们的丈夫都去世了。她的孩子都在国外生活，我的孩子也都在国外生活。她在伦敦和儿子同住；我在曼彻斯特也和儿子同住。她有一个女儿在法国；我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有一些不同的是：我比她多一个女儿，住在曼彻斯特。她比我大三岁，比我在英国住的时间长一些。年轻时我们都上的教会大学，学的都是文科。她在上海念书，毕业了。我在北京念书，只是肄业，因为我怀孕了，要生孩子，就休学了；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
由于时代的各种原因，改变了我们进入老年时期的生活和命运，使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侨居海外。即使是老年人，想要生活得轻松愉快一些，也要做出一些努力来适应新的环境，比如设法清除语言障碍，熟悉一些交通路线，学会购物，了解本地人的生活习惯等。有些六十多岁有一些专长的老人，会找到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像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困难就多了，工作的机会也少了。只能在家里帮子女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但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限制在最小范围，所以我的朋友就参加一些当地的社区活动；我就到教会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去学英语。隔些时候，我的朋友会和我通电话。在电话里聊天要受时间的限制，因为不能花很多钱。所以总希望有一次见面的机会，能够畅所欲言。
有一天，我的女儿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有空闲时间，也为我准备了住的地方，要我到伦敦去住几天。我告诉她：“我自己买火车票，因为我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老年人购买车票的优惠。”后来，儿子帮我通过网络购买了车票。经过他的了解，买两个来回的单程票，比买老人优惠的往返票还便宜，一共花了32英镑；去年女儿为我买的车票花了45英镑！
我去伦敦的时间约定在9月14日到21日，虽然安排还不到一个星期，但是我仍然计划用一天时间去看我的朋友。
我的儿子帮我买了火车票，并且送我到曼彻斯特的Metro link的车站，我搭乘一种叫做Tram的快捷的轻轨电车，到了曼彻斯特市中心，下车以后，看见儿媳妇在等我。我们进了火车总站的大厅，她把我送上火车，找到座位，我就开始自己的旅行了。到了伦敦的一个叫做 Euston 的车站，刚进入候车厅就见到了女儿，也见到了Perry。由Perry开车，一起到了女儿家里。女儿仍然把我安排在上一次住过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有壁柜，靠窗的一边有一个五屉柜，有一把椅子；另一边靠墙的一个柜子上放着一个中国旧式的梳妆盒（这种梳妆盒大概在北京的琉璃厂和潘家园的古董摊上才会见到）。墙上挂着一些绘画作品。
因为女儿他们的工作忙，我们只有在用餐的时候见面和聊天。又因为我和Perry之间有语言障碍，我们的谈话受到很大限制，女儿总要给我们做翻译。有时我也说一两句简单的英语，Perry就鼓励我，说我的发音正确。Perry对中国的文化有兴趣，或者他是有意地想要找一些可以和我共同谈论的话题。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红楼梦》里像林黛玉薛宝钗等一些女孩子都不仅识字，还会做诗，凤姐为什么不识字？”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我说：“中国过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凤姐不识字自然也是来自这样的原因。王夫人、邢夫人也都不识字，并不影响他们成为贾府的主人。贾府的丫头是不识字的。” Perry接着说：“香菱是丫头，她可是认字的。”他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说明他对《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小说并不陌生。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应对而已。 在短短的几天里，女儿也为我安排了一些外面的活动，比如参观对外开放的白金汉宫的部分宫殿。登上“伦敦眼”（一个迎接二十一世纪建起来的可以鸟瞰伦敦市容的高大建筑物）鸟瞰伦敦市。听歌剧《悲惨世界》（我看过中文版的小说，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还乘火车去了格林威治，了解到英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钟表在航海事业中的不断革新和它在航海事业中的重要性。回来的时候坐了一艘专门运送游客的轮船，沿着泰晤士河返回伦敦。
到伦敦之前，儿子给了我一个手机。他教给我简单的使用方法，并且嘱咐我要注意充电。我去看朋友的那天，就带了手机。和女儿约定我在回家之前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回家的大概时间，好让她到Holborn地铁车站的出口处接我。女儿家在伦敦市区的东北角，我那朋友住在伦敦西北郊。女儿考虑我对伦敦地铁的路线不熟悉，怕我出错，所以从家里出来，她先陪我坐一段公共汽车，然后我自己从Holborn地铁站上车，一直到这条线路的终点站Ealing Broadway下车，我的朋友会在那里等我。
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发现车站站牌的柱子上有汽车行车路线图，我数了一下，到达我要去的Holborn地铁站要经过九个站点（没想到这个发现在后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拿着女儿早就为我买好了的地铁车票，一个人进了地铁车站的门厅，通过机器自动检票的入口，进到地铁过厅，找到我要去的Central Line这条线路的地铁站，在站台上等待。时间不长就看见来了一辆去Ealing Broadway方向的车。我上车之后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把地图拿出来，用心地听着报告站名的广播。广播里播出每个站名的声音非常清楚，都和地图上的站名相符，我感到很愉快，对地铁的服务感到很满意，而且行车的速度很快，已经过去十个车站了，想着我一定会在约定的时间之前20分钟到达终点站。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广播通知，这一趟车到了Noth Acton 就是终点，乘客可以再次换车。我看地图，距离Ealing Broadway还有两站，心想：“糟了，我必须再换一趟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到Noth Acton站的时候，车一停，人们就纷纷从车厢里走出来，登上出站的台阶往外走，我也只好随着人流走上台阶。上去以后，许多人出站了。我犹豫了一下，想：“我不能出去，必须再乘地铁，才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我看见旁边有一个问事的窗口，我就去询问：“请问，到Ealing Broadway 怎样乘车？”她指着右边往下走的台阶告诉我：“从那里下去，可以换乘地铁车。”于是，我按她指的方向急忙下了台阶，一看，就是刚才火车停站的地方呀！我又回到原地了。还看见一列空无一人的火车在那里停着。可是，我能上去吗？它会往哪儿开呀？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很着急，因为我的朋友还在车站等我，我不能错过和她约会的时间。我正着急呢，看见来了一列火车，里面有人。火车停下来以后，我急忙上了火车，在火车开动以后，我听见广播里播报的终点站的车站名称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一看地图，原来Central Line 有一条岔道，另有一个终点站。我知道错了，可是火车一直往前开，车厢里只有乘客，没有服务员。怎么办？车厢里乘客不多，在我座位的斜对面有一位年轻的黑人妇女。于是我开口说话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希望她能给我一些帮助。她很热情地告诉我，我必须返回到原来上车的地方，搭乘另外一趟火车。火车到了一个站点停下来的时候，我急忙从车厢里出来，乘上返回原车站的火车。到站以后，我在站台上一面等车，一面想，我怎么能知道哪一趟火车是我要去的地方呢？车站上只有一两个等车的乘客，没有服务员。我东张西望，忽然抬头看见附近有一个报告火车行车时间的电子信息牌，正在那里不断地变换着报告火车到站的时间和站名。我高兴极了。原来别人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这里却成了问题。而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被我找到了。我很快就看到我要乘坐的火车进站了，我放心大胆地进了车厢，找到座位，轻松地等待终点站的到来。我从车站出来，看了一下手表，幸好没有错过约定时间。在出口处需要补票。因为女儿给我买的地铁票是属于市区使用的，我坐的车已经出了市区的范围，所以要补郊区线路的票。我正在那里办理补票手续的时候，看见了我的朋友。从这个车站到我朋友的家还要乘坐一趟公共汽车。伦敦优待当地居住的老人，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不收老人的车票钱，所以我的朋友不用买车票。我有地铁车票，让汽车司机看了一下也就放行了。下了汽车，朋友带我走了一段路才到了她住的地方。
她用钥匙开了门，我们都换了拖鞋，才走进客厅。她告诉我：“儿子一家都不在，就我们两人可以好好聊一聊。”
我脱了外套，放下书包，同时把我送她的几样食品拿出来，放在沙发前的茶桌上。就开始聊天。我们的谈话离不开回忆过去的事情。
在英国，我一共拜访过她两次，上一次的时间是2003年。那一次她讲她学生时代的事情，还翻看一些老照片。年轻时候的她，活泼开朗，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喜欢写作，还擅长写中国的旧体诗。她虽然是基督徒，而思想却倾向于革命。她也告诉我她的一些家庭的故事。她是广东人，曾经在香港读中学，后来到上海读大学。她有较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也告诉我她的恋爱故事：在她读完大学课程准备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她愿意留在中国，就动员正在美国学习的恋人回来工作。就这样，她和恋人在国内结婚，生孩子。她的丈夫在一所大学工作，她在中学里教书。她特别让我看她的一张戴着学士帽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她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既年轻，又漂亮。可惜照片上被划上了一个淡红色的叉。她问我：“某某大学在‘文革’中搞了一次‘抄家大展览’，你看到这张照片了吗？”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抄家大展览’影响很大。我曾经去看过展览，可是我不记得我是否看见这张照片。”她说：“照片上的叉就是这么画上的！”她又讲述“文革”中她在工作的单位里受到批斗；加在她身上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她一项也不承认，因此就挨打。
这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较多的是关于老年人的生活问题。我到伦敦之前就知道她最近正在治疗一种老年人的皮肤骚痒病。这种病会影响人的睡眠和情绪。我们自然也谈到如何对待疾病和死亡。她的丈夫晚年得了精神忧郁症，前几年住在北京的时候，她丈夫经常愿意独自一人呆在一间屋子里，同时不让她外出，不让她接电话，不让她招待朋友。在北京的时候，她曾经配合医生给丈夫治病。后来考虑变换一个环境，也许对她丈夫的病情会有好处。于是到了英国。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些好转，但不久病情就又发展了。脾气变得执拗古怪。后来生活失去自理能力。开始送到老年公寓请人护理……后来从患感冒转为肺炎，很快就去世了。后来，她把丈夫的骨灰带回国内。她丈夫的学校为此举行了一个追悼会，骨灰撒在校园里的树林里，没有另买墓地，也没有立墓碑。现在，她考虑到自己的最后安排，告诉我她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曾经找医院里的医生提出申请。
不知为什么，我和她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可能对于‘死’产生了一些恐惧，特别是死前的病痛的折磨，因此谈到对安乐死的企盼和实施的不可能的无奈。虽然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毫无忌讳，表现出十分坦然的样子，但终究是一个即将面临的令人担心的现实问题。她说她现在生活也很有意思，她有了一些新朋友；她还帮助一些老年人克服困难。我觉得自己对于‘生’的留恋逐渐淡漠了，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许多的精神磨难，有过一些感情的创伤，使人变得麻木了的缘故吧。有些基督徒把人生看作是一段旅行，认为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时候，因此对于生不至于过分留恋，对于死也会处之泰然。我想，我也应该这样看待生和死。
我们的谈话很愉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应该是用午餐的时候了。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里准备做饭，她告诉我：“我头一天就专门做好了鱼，准备今天招待你。”说着从冰箱里拿出鱼来，又做了一个汤，主食是米饭。
饭后，她让我看她在花园里种的小西红柿，还摘了一些送给我，还看她养的花。下午快到4点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必须回到女儿那里去了。我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女儿我正在准备回去。我的朋友又匆匆地让我吃了一些点心，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再乘公共汽车，到了火车站。她很热心地送我到车站，送我上了车，还和一个英国女孩打了一个招呼，请这个女孩在我到站的时候提醒我下车。当时，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自己听着广播里播报的站名，找到我要下车的那个站。现在人家主动要帮助我，不好意思拒绝，也就愉快地接受了。
火车开动了，那个英国女孩只站在车门附近，我请她和我坐在一起，她说很快就要下车了，但是她把关照我下车的事情转托给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个英国女孩。我自己也一直看着手里的地图，听着广播里报告每一个车站的名称。我对这个女孩说：“请你帮我看一下地图上的车站名称。”她热心地指着站名，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她也到站了。在下车之前她又转托另一个女孩，请她关照我。我和这个女孩互相看着笑了一下，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她的帮助，她也同样微笑着表示愿意帮助我。后来我告诉她我来自中国，我是中国人。她也告诉我她来自南非。原来我还以为她是伦敦本地人呢！终于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个站。我下了车，在出车站的时候，一个黑人女孩走过来，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她是想要帮助我，我婉言谢绝了。但是出了地铁站，站在路边，赶紧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出了地铁站，到了站外的道路上了，我告诉她我现在应该乘公共汽车了。我还想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去。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必须到马路对面的车站乘车。她还告诉我一些路上的特征，可是话没有说完，手机就自动关闭了。我接连几次试着拨动女儿的电话号码，都无法接通。这时我可有些慌了神。女儿家的地址我没有记住，公共汽车到了哪一个站我可以下车也没有问清楚。怎么办？定了一下神，我决定先过马路，找到我要乘坐的公车的站牌，然后等车。在车站标杆的地图上，我又仔细查看了一下路线，数了九个车站的站名。看着来了一辆公车，我赶快上车找了座位坐下来。然后就聚精会神地寻看着车站牌的名称，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忘了已经过了几个车站了。不过我仍然努力观察寻找我在记忆当中存留的一些道路的印象。忽然我看见路边的几个商店，很像我前一天经过的地方。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一定距离女儿家不远了，就在这里下车吧。下了车，再看一看路边的商店，确实有些眼熟。我估摸着我该穿过马路，到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该向前往右手边的胡同拐进去，走到尽头，也许就能看到女儿住宅区的那个街心公园，就可以找到女儿的家了。我立即兴奋起来，急急忙忙按照预定的路线往前走，但是，天已经很黑，路灯不是很亮，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走到路的尽头，四处张望，只见一片陌生的地方。我知道我错了，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再想办法。我试探着走了另一条路，仍然又返回来，再作另外的试探。我在路上踟蹰徘徊，发现已经很长时间，除了我，再没有行人了。这时，真希望有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希望遇到像在地铁里热心帮我看地图的女孩。
我看着从附近楼房的每一个窗户的窗帘里透出来的静谧的橙黄色的灯光。每一座楼房附近的车位都停满了汽车，说明这些汽车的主人都回家了。楼房里的人家都安心地享受着家庭的乐趣。他们或许正在做晚饭，或许正在看电视、看报纸；或许正在陪着孩子做游戏，讲圣经里的故事；或许正在给朋友发送电子邮件……。是的，路上不会再有行人了！只有我还没有回到家里。越是这样想就越是急着走路。
我走近一个公车的车站，努力想看清楚站牌上的地名。可是地名看清了也没有用，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距离我女儿家有多远，是在什么方位。我试探着走了几条路线，想寻找一点熟悉的印象，都是徒劳无功。这时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女儿的家，又无法给她通电话，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呢？我自己会碰上警察把我带走？我的女儿会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最后她会报警？或者我会碰上什么坏人？！时间已经是八九点钟，再过一些时候，路边的店铺可能就要关门，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也会熄灭，整个城市会变得漆黑寂静，夜间的天气会变得更冷！或许我连坏人和警察都碰不上，唯一的只能等待女儿找不到我的时候报警了。
我一面想一面走。看见路边的电话亭，心想我带的手机不能用，是否可以用电话亭的电话和女儿联系呢？但是我不知道通一次电话要用多少硬币，何况电话接通了，我也说不清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时一个外卖店吸引了我。这是一家中国人开的店铺，一位女老板正在接待前来订购饭食的客人。我走了进去，等到女老板空闲的时候，我把写在信封背面的女儿的电话号码递给女老板，用中文，而且是普通话，请她替我给我的女儿打一个电话，告诉女儿我在她的店里。女老板立刻理会我的处境，热情地让我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等她有空的时候会帮我给我的女儿打电话。电话打通以后，我非常感谢这位女老板，安心地等待女儿来接我回家。等了一个时辰，女儿撑着雨伞来了，谢过老板之后我们就离开店铺，冒雨回到家中。女儿家的习惯，吃晚饭的时间总在八点钟以后。我回了家正好和他们一起用晚餐。
吃过晚饭，我再用手机和儿子通电话，还是不行。女儿帮我查看，才知道手机费用完了，如果要通电话必须再交纳一定数量的手机费，才可以继续使用。可是临行前儿子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忘了告诉我手机费快用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本来以为有了手机会更方便，没有想到给我造成了许多麻烦。时代在进步，生活当中的现代化用品不断更新，我已经是时代的落伍者。我忽然想到：我是一个无能的人，也是一个多余的人。
这次的伦敦之行，和女儿相聚，和Perry谈论中国小说，享受到一些天伦之乐；在这一次访友的经历当中，地铁里照料我的三个女孩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最后又得到外卖店里女老板的热心帮忙，使我平安地回到女儿家中。我非常感激这位女老板，我听见她和外卖店里的助手说的是广东话；如果她回答我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的意思（这种情况过去曾经碰到过—— 说广东话的人和说普通话的人只能用英文交谈）；或者她再找一些别的理由拒绝我的请求，我就只得离开他的店铺，继续流浪街头。想到这些，特别感到她的助人为乐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回到曼彻斯特，在教会的英语学习班学英语的时候，我曾经在桌子上铺开伦敦地铁的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把我的这一次经历用蹩脚的英语讲述给一位英国女老师听。她一面听我讲述，一面纠正我的英语发音和语法的错误。
她听完之后一面说有趣，一面说我的胆子真大！
蕴如写于2004年岁末
英国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