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压力需要制度性求解--读着有点拗口。

一波先生在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上著文《不要把弱势者的悲剧全归咎于社会》，认为：“从马加爵案、王斌余案，到‘发廊女日记’事件，在为弱势者代言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苗头———为弱势者讳，一谈及弱势群体的遭遇与苦难，就全部是社会的不对，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公德沦丧、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势群体本身在素质与道德上的缺陷与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我不敢苟同一波先生的观点，首先是基于以下几个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

　 第一，到2004年为止，根据官方统计，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936元。其中有40％是实物性收入，还有20％必须用于第二年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如果再挤去其中的“政绩水分”，农民真正可支配收入人均每年不到1200元，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日消费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

　 第二，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

　 第三，也是官方数据，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堪医疗和教育费用的负担。当然更不用说收入只占城市居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了。“普遍的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和由此导致大多数人的权利贫困，如教育、医疗制度等方面的权利贫困。个人是弱小的，制度和环境是强大的。个人的自我救济自我坚守往往不敌环境对他的剥夺。苟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权利贫困的社会中。《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一则报道指出，转型期的中国，正步入一个压力型社会。任何一个群体———从南到北，从中年到青年再到儿童，从白领到教师，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都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单位和家庭各种各样的压力。这种压力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甚至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有人认为，压力源于无止境的欲望和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过于单一，过于追求物质而缺少精神上释放和解脱渠道。我不同意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当代中国压力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这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我们内心，而是来自制度，来自社会环境。即使你甘愿过清贫的日子，但医疗、教育、住房等压力实实在在地压迫着你。即使像我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简单心灵丰富的“白领”，谁又敢坦言轻松？当社会上许多人都无法给自己的未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无法较好地左右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一种疯狂的举动都有可能出现。

　 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社会。所以，“普遍的压力”、“普遍的贫困”不可能依靠个体的破解，而需要寻求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