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称限制垄断业高福利应当先限利润

　　2月28日，两会前夕，本报就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文通教授和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

　　据了解，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最关心的首位问题，而中央推出的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自免去农业税等政策推出后，上访人数大幅减少。

　　最关心的问题

　　陈文通教授介绍，从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交流来看，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关心的首位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级官员们已经明显感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非常快，幅度非常大，并表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以解决。

　　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久之后的《学习时报》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

　　该文是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央对解决此问题的决心很大。”陈文通说，为什么中央在现在提出调节收入分配，就是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各方面都认识到并有很大的反应，中央感觉是大问题，认为把收入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解决已经到时候了。

　　陈文通介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都很大，几个系数都很危险了。低收入群众在表达不满，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完善，教育、医疗等问题，让民众很有意见。

　　陈文通分析，中央在用词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我们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次中央没有提这个口号，从去年的中央全会，到后来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起，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说我们有了新的重点，就是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总理最近也在发表的文章里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地区自然条件差异，以及制度问题、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已经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现在的首位问题，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拉开收入距离变成了现在的减小贫富差距问题。

　　陈文通介绍，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内的差距，城市里主要是各阶层之间，城市贫民的收入很低，有的没有工作，社保水平也很低；二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三是垄断行业的特殊高收入，这使得其他行业职工忿忿不平，同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公民，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四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党政干部本身就有感受，同样级别的干部不同地区收入差别很大，包括职务消费部分。

　　陈文通说，除了差距以外，低收入和低工资也是大问题，工人的工资只有同水平的国家的一半左右，这固然为我们的出口提供了劳动力优势，但问题是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可以说现在的分配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我们在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有1到2亿，有说法是3亿。

　　另外，国内消费不足已经让我们的发展模式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我们试图用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拉动工资增长，结果由于要保持出口竞争力，工资越来越低。我们的经济增长只在小范围内循环，投资品在生产和建设之间循环，脱离了消费环节，表面上增长很快，但实际上与群众要求越来越远。过多的资源向城市和工业倾斜，老百姓的利益越来越少。

　　保护弱势人群的谋生权

　　近日，上海市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无证摊贩在5万以上，上海市市容局将允许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给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但基本条件是：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

　　今年1月份，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小贩的谋生权高于市容整洁权的观点，由此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的强烈关注。

　　近年来，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成都商贩尿泼城管，北京的摊贩、退伍军人崔英杰激愤中刀刺城管人员致死以及由此引发是否应承担死刑责任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月28日，接受本报专访的张恒山教授表示，城市的小摊贩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同情和尊重的一个群体。城市的小摊贩中少数人确实不太注意文明卫生，需要加以教育管理。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要允许小贩经营，在允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管理。这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不这样做不行，像我们一些地方禁止摊贩，就是倒行逆施，是断人家生路的事情。

　　他说，上海的做法是有一定限度地放开，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小贩管理得好的话，市民的生活更方便，对市容的影响也不大，城市是用来生活的。

　　早在两三年前，张恒山教授就在课堂上开始以小贩与城管的关系为例来讲解权利冲突，他说，我们一般都谈人权保障，但现实中不同群体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两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在对权利的需求中，小贩要谋生，摆摊是要饱肚子，吃饭是最基本的需要，城市清洁是在吃饱饭之后更高的需要，在最低需求没有满足时不可能满足更高的需求。把城市市容整洁摆在前面，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价值位阶排列。

　　“小贩也是我们国家公民的组成部分，对小贩也应当像对待其他市民一样给予同等尊重。”他说，我在给党政干部上课时讲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员都能够接受，少数人有意见保留，但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张恒山说，把城市的整洁置于小贩谋生的权利之上，这是本末颠倒的价值观。我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以至可以为城市的贫困户、农村的贫困户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我们缺乏有效的失业救济制度，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困难的人卖点东西补贴家用，这是自力更生谋生存，政府应该鼓励。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不在同一个价值位阶上。

　　为什么我们一直忽视小贩的存在？张恒山教授解释说，我们有各地方性城市管理的规章，但民众能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规章的制定，这些规章是否充分反映民意，现在不好判断。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地方立法主要靠地方政府，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认识。合理的城市管理规章的制定，其背后有一套很复杂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正义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在我国研究非常不够。中国这些年对经济发展理论关注得多一些，而社会正义问题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是在最近这几年，而普遍进入学者、民众和官员视野，就是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之后。

　　张恒山介绍，体现公平正义有几个层面：第一是基本制度上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不管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或其他什么条件。这点说起来很简单，但现实社会中没有做到，最明显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制度本身就是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两类，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事务上体现着区别对待。现在的很多社会不公正和体现着这种不公正的政策都根源于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是谋生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这一点上，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受教育不同谋生机会就不同，而受教育不同从哪里来，城乡二元结构就会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在两所不同的学校受教育，导致的谋生机会也不平等。另外还有职业选择的机会平等问题，资源获得的机会平等问题，等等。比如获得土地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但实际不是如此。改革中很多资源分配，获得资源的机会都是不平等的。

　　第三是对因社会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的不平等加以合理调节。除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缺陷导致因机会不平等带来人们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外，平等机会下的市场竞争，也会产生不平等。市场中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交换，学术上叫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理的信息隐瞒，导致市场交换的不等价，虽然是合法的但又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贫富差距过大，这时作为社会群体的总代表，政府就有义务对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

　　张恒山说，一方面要承认，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平等，人们的收入有差别，而另一方面就是这种不平等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如果差距到了10%-20%的人占有80%-90%的财富，而政府对此不采取任何调节措施，这就会埋下社会以非理性方式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隐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

　　垄断高收入没有理由

　　此次调节收入分配大潮中，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去年5月，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部副部长步正发指出“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据他介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去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酝酿相关方案，旨在通过经济和行政“两种手段”来对垄断行业的过高工资收入加以限制。与此同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劳动部等几部委共同起草的一份名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稿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

　　6月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资委发出文件开始削减央企高昂的住房补贴。

　　陈文通说，垄断行业高收入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城市职工的反应，七大垄断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很大比重，一年几千亿的利润，留在企业里，职工收入很高。

　　“一些垄断企业连看大门的每月都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陈文通说，垄断行业要限制合理的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我们之所以允许垄断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的特殊性，由国家经营更好，但如果国家经营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垄断结果，还不如私人经营好。

　　他认为，我们应该限制垄断企业，首先限制其利润，再限制其工资，既然是国企，就可以控制其工资涨幅，另外可以通过所得税来调节。

　　他说，技术本身可以导致垄断，但不是全面垄断，比如电力行业，电网是必须垄断的，不可能有几张网，但不能电力设备的零件都要垄断，不能有过高的垄断利润，过去的汽车制造中，救护车就必须由卫生部的厂子生产，安全用车由公安系统生产，建筑用车由建筑系统生产，这就不合理，要清理。

　　根本则是通过价格限制来解决垄断性超额利润问题，利润才决定工资。其经营成本究竟多高，是不是亏损，不能由企业自己来说，要通过审计等手段来查明。

　　陈文通认为，既然是垄断行业，其产品和服务价格就不应该自主决定，价格应该由立法机构或立法机构授权政府来制定，给企业留出合理的利润，比如公交和汽油，就要国家定价。

　　相伴而生的问题就是，政府长期缺位，没有行使定价权，虽然表面上是政府定价，但主导权还是在企业和行业手里。

　　是否能够打破垄断，陈教授并不乐观，他说，因为已经有了利益关联，垄断企业的收益一部分流到中央和地方财政，有的还是支柱企业，两级财政都靠其保障税收，反垄断并不容易。一个是涉及财政收入问题，另外一个也有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