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自知之明

要有自知之明

 

 

        在大陆,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降世的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各自都定会有一番甜酸苦辣咸。诉苦的文章自是比比皆是,谈损失的也见得不少,唯独写苦中得甜,讲失中有得的不多,也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吧!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在这几十年中也是走南闯北,下过乡,进过厂,上过学,做过小官,最后留了洋,正所谓土插队完了洋插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回首往事,自己能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无不与受益于一段文革的经历有关。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我从兵团转到我父母下放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时,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进工厂或是上中学。 因为文革停课,我表面上是初中毕业,可实际上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在兵团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有了对大学生的崇拜,为了将来能上大学,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上中学。

    当时,
 甘肃的学制是五二二,即七岁上学,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上到高二也才刚刚十六岁,可我那时已年过二十。 初中是无法收我, 只好上高中。

 

        二十岁的人了,身高(1.8),体壮(在兵团练的)和十几岁的“娃娃们“坐在一起,真像是羊群里的骆驼。那年头,北京出来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自命不凡,我也一样。 看见外地人就来气,给他们起了很多外号儿,什麽“屯迷糊“,“老塌儿“。 有时候, 外地人问路,明明在西边,北京人就往东指; 公共汽车一见车站上外地人多,连停都不停。是啊!咱什麽没见过,咱什麽没吃过,咱什麽没干过(这点吹起来有点虚)。 你看咱穿的?国绿军装,兰咔叽裤,脚蹬一双大回力, 这都是当时的“时尚”。 你再看那些甘南土娃娃, 尤其是一个叫贾玉章的, 头戴一顶掉了色的破圆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粗布旧褂子,一条蓝布裤子两腿不齐,还前后带补丁,脚上的鞋,那就更甭提了,家制百层底儿的圆口条绒鞋,上面满是泥, 和咱北京内连升的千层底那真是没比头!年岁不大,个头儿不高,还驼着个背, 听他说是自小帮他爸爸拉架子车拉土拉的。

 

        也就是这个贾玉章,竟能原地弹跳1.3米, 在蓝球场上能龙腾虎跃盖我个帽;下场来,写字画画那我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字体是独创,字字都是圆形的,镌秀漂亮,至今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写这种字。甘肃农村的文化风气盛,底蕴厚,而且人们崇尚文化。 家境不好,见识少(很少人家有收音机,更甭说电视了),但人聪明,走到哪都不乏会写会画之人,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在甘南,写的好,画得妙之人仍备受人们的尊重。 这种民风在甘南造就了许多,上学不多或根本没上过学的人,能写善画。生在大城市,长在北京城,确实是听得多,见的广,吃得饱,穿得暖, 但架不住脑子笨,慧根差,再不肯学,就是一年365天,天天有12 级的文化风吹着,也画不好个鸭蛋来!打那儿我知道了,咱干啥事儿要笨鸟先飞。(数年后,听说我这位同学已自学成才当了公社书记,不知现在在何处高就?)

 

         要说贾玉章着着实实给使我上了一课,那另一位我的工厂同事就更使我懂得了什麽是天外有天了。 七四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高中毕业进了州农机厂,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锻工学徒姓樊名维华,人称老樊。此人丈高九尺(1.9), 比我猛一头。 俗话说得好“身大力不亏”,他抡起二十磅的大锤,打它个四,五百下,那是小菜儿一碟。老樊是文革前老高一的,因为出身问题,从六九年开始到七四年, 一直在乡下当农民。 他到底是什麽出身,我一直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父亲那时是拉粪车的,我去过他家一次,是在城区的最边上。 所谓的城区,其实就是两条平行的马路,三排房, 上街兜一圈也不过二十分钟,像一般的小城一样,越往城边走,房子越差。到了他家门口,我也没看见个房子, 看见的是座在记录片中见过的非洲土人的窝棚。没门,只有片厚厚的门帘,黑乎乎的,不知是什麽材料?猫下腰,掀开门帘进去,大白天的里面竟是暗无天日, 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在发出微弱的亮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屋里的状况。 老樊家中是一贫如洗,他每天都回家吃饭,不知他吃得是啥?但有时他在宿舍吃,我看见他只吃烤得黑黑的青稞锅盔,连一口咸菜都没有。 别看老樊家中一无所有,但宿舍里他的书可是一大堆。从毛选, 马克思的资本论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还有康德的什麽著作,应有尽有,都是有关哲学方面的。在毛选里,我到没看到有什麽圈圈点点,但在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书中布满红红蓝蓝的批注。在那麽恶劣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他是怎麽想的, 怎麽学的?我本来也想跟老樊学一学,试了试资本论还凑合着能看懂几句,但黑格尔的逻辑学确死活搞不明白,只好作罢。自惭形秽,我这北京人还有什麽可牛的,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 这回儿是彻底闹明白了。

 

        文革后,这位仁兄进了州立博物馆,专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还让我转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给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先生。 

 

         我体会要使自己做到自知之明还比较容易,但对自己的孩子要有自知之明就有些难度了。这望子成龙之想总是不易摆脱,究竟它是来源于要“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期望呢?还是要“龙生龙,凤生凤“的想法呢?就拿我让女儿学弹钢琴这事儿来说吧。我从小就喜欢钢琴,但受条件所限,没能学上,所以特别希望我女儿能弹两下子。她从两岁开始学, 到十六岁,一直就表示不喜欢,我和太太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逼。 这期间,她的学习是停停起起,五起五落; 我女儿,我太太和我之间为此事也有过数不清的打骂哭闹,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三国演义,直到有一天我女儿哭着对我说“为什麽你没能做的事儿,都推到我头上呢?“。 问得我哑口无言,从此作罢!

    到现在为止,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学校教育家长们要明白“人的能力有大小,各人头上自有一片天“的道理。
 仍然是把孩子们向吹拉弹 唱,琴棋书画,上北大清华的十项全能冠军的塔尖上推,全不顾那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的危险。都是在竞争社会,美国的学校就做这种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我女儿报考 大学前的一次家长会。学校的校长和报考资讯顾问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长们强调,原话我记不清了,但大意是:你们的孩子已经学了这麽多年了,是骡子是马, 能有多少水儿,你们家长也应该心知肚明了,别死乞白列地都往哈佛,耶鲁那些名校报。那样既白浪费金钱,精力,也对孩子没好处, 在朗朗乾坤之下,各人头上都有一片天。 当时,  和太太如大梦初醒! 

 

         现在看到那些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孩子们,觉得他们真可怜!期盼他们的父母能尽早变得清醒些!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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