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们确定的存在着，或者远远离开了权势和荣华的中心，或者在权势和荣华的打压下忍辱负重，在心灵隐隐地呼声中── “寻找我吧， 我在前面等你……”， 他们在中国的夜空下匍匐前行。
这里有这么一个前行的中国人，他不愿附趋权势，他不屑走中国主流文人的仕途，他拒绝了二个对立的政党，二个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的政府多次邀请为官的诱惑，甚至拒绝了竞选总统的提议。只有在抗日的非常时期他站了出来出任美国大使，目的是为中国争取更多的美援。
他不愿当花瓶，选择了做政府诤友的路，他说: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至于为什么他不愿当在中国社会中沾尽好处享尽荣华富贵的官，不愿为既清高又名利双收的学术泰斗式的花瓶，而要去做那个吃力不讨好的诤友，他从未告诉我们。
可是不愿当花瓶就可以乱鸣吗？二个对立的政府都大怒，台湾“围剿”他，大陆批判他，出了8大本书，200万字，讨伐批臭他。
他鸣了什么呢？使二个真心诚意地要他当花瓶的政府勃然大怒；他说： 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从外力制裁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公然与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党政、训政、无产阶级专政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唱反调吗？
他说：要用制度来限制君王的权力，要实现代议制、成文宪、民普选。对于无限忠君和爱国的中国人，尤其是已经当了花瓶的君子和学术大师，怎么能容忍他对我们的国父和红太阳的权力乱评妄议呢？
他鼓吹大胆批评政府，引经据典地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嘿！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号召民众破坏稳定和谐，起来颠覆国家政权吗？
他还说要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著‘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这显然是在教中国人做东郭先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明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但要打，还要打落水狗，将他们打倒在地，再睬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大鸣和平改革，说“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众所周知，我们的江山是靠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怎么能够随便允许用和平改革来将这铁打的江山送给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走狗和奴才，让中国人民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呢？
他的这些胡言乱语就连今天已经变成小龙的和快要在世界上崛起的二个中国都无法接受，何况一百年前他就在那里用这些话与中国享有崇高威望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胡捣蛮缠哩！ 他不但鸣， 还这么做了。
抗战胜利， 他给毛泽东写信， 要求解散庞大的军队， 制止一触即发的内战。 走英国工党的道路， 以和平抗争取得政权。
1952年，他当面批评蒋介石，台湾无言论自由。他说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特工头目）。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1957年反右后，他说“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
1956年，利用蒋介石70大寿之际，他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话中有话地规劝蒋介石要做到“无智、无能、无为”。如此“祝寿”，怎不令热爱权势的文人和君子愤懑，责无旁贷地对他围剿呢？
他的鸣，使他不但没有做成政府诤友，却沦丧为政府讨伐，学者、正人君子批判和亲友离弃的反动文人。
历史上被一个政府攻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被二个对立政府同时骂为“国民党走狗”、“与共匪特务费正清合谋”、“共党帮凶”和“洋奴”的人就如凤毛麟角了。这显然打破了著名的毛氏定律 “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
历史上被政府，民族和爱国文人批判过的人也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招惹起学者和专家用几百万字口诛笔伐的人，那可能也是绝无仅有了。
他鸣的这些言论，不管怎么上纲上线，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对政府的建议，为什么会引起二个对立政党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唯一的解释是他说的话已经穿越了政党的层次，深入到民族性中去了，也就是说，他说的事情，触到了我们民族最敏感的地方，是我们民族最不喜欢听和最不愿做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到这个全党，全国和全民族讨伐和批判的“ 反动文人” 和“美帝国主义奴才” 的狂海暴洋中去略见一斑吧！
以下是部分批判文章的典型标题：
《胡适哲学思想反动实质的批判》
《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刊》
《胡适反动思想批判》
《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反动性的反科学性》
《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政治面貌》
这些标题下的作者差不多包罗了所有学术泰斗的名字。例如，冯友兰。他写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从此胡适的名字与“历史是个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女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被批判的文人到处引用。
曾经请他吃饭，因为他要评《女神》而大喜，竟抱住他和他接吻的郭沫若，现在成了批判他的权威和批胡委员会主任。
他的朋友和亲族当然也不能沉默了。他的得意门生罗尔纲，1955年在《两个人生》中写道，胡适的反动思想控制了他的前半生，使“我这样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也就是同一个罗尔纲在1931年9月15日给他的信中曾写道“……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在先生栽培之下复活起来，而决追随左右，以献身于学术。” 横跨二十年的两个意义不同的“行尸走肉”，哪一个是真的呢？
他的小儿子胡思杜在政治研究院毕业思想总结中写道“在他（胡适）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听说他看到这些话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自己的所诤变成了异端邪说和洪水猛兽，被中国的千军万马口诛笔伐，以至要“批倒批臭”，“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于此境，于此时他是何感何情，这些都被历史的大浪吞噬而去，无人再知了。直至他去世前夕，台湾还爆发了一场称得上“惨烈”的“中西文化论战”，批判、围剿他的文章成批出笼，甚至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思想官司”，如果他不死的话，这个批判、围剿可能尚方兴未艾哩！
他思考一生，著述一生，宣道一生，却一生都受到不公正的、近乎野蛮的攻讦与批判，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吗？ 还是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历史负担”太沉重？
他从他卓越的学识和见解起步，誉满天下，他以他与权势的不合作结束，谤满天下，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世界。他的墓志铭上写着：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的人， 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在所有评价他的话中，最深不可测的恐怕应属毛泽东了。毛泽东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可以给胡适平反。”
这里语言大师毛泽东用他高深莫测的语言传递的信息实际是在语言之外。胡适真否会得到平反并不是毛泽东想告诉大家的，中国的下一代人连王维林是谁，六四是什么都不知道，三年大灾荒到底有没有饿死人都搞不清楚了，以后能不能想起一个并非英雄，并非明星和并非国家领导人的胡适，实在无人可以知晓。
这里的毛泽东是在以他固有的非凡气概对历史说，我知道胡适的价值，但是我现在还要批判他。可怜的胡适，他的真正知音恐怕正是他的这个最可怕的敌人哩！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道德的千钧重负的压力之下，在上一世纪曾经激昂过多少热血的中国人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熊熊的火焰之中，在澎湃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激情的洪流中，在洋洋几百万字的花瓶文人的考古道今，论中引洋的学术大文之前，胡适被作为洋奴，反动分子，卖国贼压碎了，烧毁了，冲垮了，批倒批臭了。
上帝给了一个胡适给中国，可是中国人不需要他，又将他还给了上帝。
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题，天下文章任人写来了。在告别胡适的时候，让我们默默地重读一下他一生最喜爱的一首诗来怀念这位中国的先驱大师吧：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是的，政党可以胜利，国家可以胜利，历史可以胜利，道德可以胜利，理论可以胜利，逻辑可以胜利，学术可以胜利，主义可以胜利，人民可以胜利，可是在胜利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权势，不是名利，不是公义可以达及的，它决定于你本身，决定于你站在哪里？你离它有多近？
我们可以写逻辑无懈可击的文章，可以写自成系统的文章，可以将别人驳斥得体无完肤，可以写充满智慧，充满学问的文章，可以名满天下，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生活中，胜利的，征服的，在上风的，得意的，成功的就一定是好的，美的，正确的，善良的，深刻的和公平智慧的吗？
1988年美国的总统竞选辩论是在老布什和杜卡基斯中进行的，那一次辩论似乎杜卡基斯占了上风，老布什非常被动。尤其杜卡基斯讲话时，老布什总想打断他。置杜卡基斯的告诫而不管，这次老布什又故态复萌，杜卡基斯连看都不看他，用非常客气和非常轻蔑的口气说：“再一次请你让我讲完了再讲，好吗？请”，老布什碰了这么一个钉子，非常尴尬地像一 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结果是老布什赢了选举。当然他赢的因素很多，不可从一事去做分析。不过我还是问了几个美国人，为什么在辩论中窘态毕露的老布什赢了。几个美国人都告诉我，杜卡基斯太厉害了，显得冷酷无情，反而没有老布什显得更有人性，让大家能理解的人的本性。
当一个民族能够从弱者，输方，平凡者中看到光辉和真谛的时候，这个民族是长大和成熟了。
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有没有人想过，如果上一世纪我们没有走义和团的路，没有走三民主义的路，没有走共产主义的路，而是按照，这个被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彻底批倒批臭和打败了的帝国主义奴才的话去变革，那么几百万的战争死亡，几百万的异党清肃，几百万人(千万？)的饿死等等灾难还会发生吗？是的如果我们这样去想一下，像他说的，走和平改革的道路，容忍反对派的意见，制止政府和总统的权力，那么如此庞大的无辜的生命死亡，如此频繁的残忍的互相撕杀，如此荒唐的种种政治斗争还会有吗？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不但对于那些灾难中身亡的人和消失的家庭是一个福音，就是对于从那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狗洞中钻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来说，又难道不是福音吗？
可是今天，人们找尽所有的理由为胜利者唱赞歌，也不肯到历史的废墟上将被我们鄙弃的东西重看一下。这难道真是我们吗？一个喜欢权势，喜欢钱财，喜欢名利，喜欢荣誉，喜欢好话，大话和阿谀，也决不反省自己的民族。
一个逆权势的思想，有时候需要比几个世纪还要长的时间才能，甚至于永远不能被一个浸透灾难和罪孽的民族领悟。
如果权势是这样不洁净，而反叛权势又是这样沉重，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地方，那是一种远离权势的思想和智慧。那里没有真理攀登的艰难，那里没有辩论的激情，那里也没有教诲和宣道，在那里感到的只是一片远离人类文明的平和和宁静。
那样的文章和思想，与其说在告诉你什么，或者要你相信什么，不如说它将你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境界，一片新的土地，留下的是让你自己在那个新的境界中去感觉，去思想。当我读到爱因斯坦的“人类的现有知识在大自然前几乎等于零。”和高行健的灵山的结尾“周围静悄悄的，雪落下来没有声音。我有点诧异这种平静，天堂里就这么安静。”，这时，人类的喧嚣离我愈来愈远了，在那里人们的争强好胜，虚荣，自私，残忍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是这篇文章该结束的时候了。
写吧，天下的读书人，写吧，天下的文人，
写得天老地黄，写得日暮月昏。
写转瞬即逝文章的人，何必悲伤，让它们如烟，如云一样去吧，就像在风中曾经飞舞过的一片树叶，欢乐，轻逸，如果它曾真正拥有瞬间，那么谁又知道那一瞬间中不曾含有全部永恒？
写青名垂世文章的人，不要失望，你们的文字，坐落在浩渺如海的图书大堂的书架上，有一天，会有一个万年后的人，从那积尘的书堆中找到千万年外的你，向你微笑。
热爱权势的人，唱吧，舞吧，抱住权势的大腿为它唱一曲最动人的颂歌。
崇拜钱财的人，赚吧，捞吧，贪吧，将天下的钱都赚过来偷过来抢过来堆成山吧。
陶醉在七情六欲的人，跳吧，扭吧，举起生命的美酒饮它到通宵达旦，直到血色一样的曙光升上灯红酒绿的高楼之巅。
在逆流和歧道上攀登的人，不要悲伤，大自然和上帝从不以人们想象的公正来报答每个人，那就是以成功，荣耀，钱财和权贵来分配给所谓的好人，正直的人。以灾难，疾病和厄运来惩罚所谓的坏人。但是它确实以它的方式公平的报答了每一个在自己的思想，情趣和爱好中生活的人：如果你能在苦难中见到智慧，在淡泊中见到深刻，在挫折中见到乐趣，在瞬间见到永恒。
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人生和世界，他所得到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气质，和他的追求在那个时代的权势，钱财和文化的压力下画出的一条轨迹，这条轨迹就是你，上帝给了一个你，一个你自己，没有比这再多的了。为了自己，我们不应有憾，有嫉和有恨。
唱吧，舞吧，写吧，天下文章任人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