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zt

作者：我是刘支书助理

先给同学们讲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有个美国人叫佩里，他率领四艘蒸汽铁甲舰侵略了一个东方国家，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通商口岸，签定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美国在这个国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从此，这个国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也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故事到这里并不奇怪，无非是另一场鸦片战争的翻版，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敌人，反而为他的敌人树碑立传。这个国家在当年和美国签定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后，日本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别人欺负了你，你还要感谢人家。用中国话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侵略有功吗？
　　
　　19世纪中叶，我们中国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也有纪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我们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抗英时用过的大炮、炮子、火药缸、大刀、长矛及当年缴获英军的洋枪、洋炮等。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纪念的是自己的“英勇斗争”，通过牢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恶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面对挑战，中日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纪念活动是进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纪念活动则体现为理性反省。
　　
　　于是，中国在排外和羡慕外国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步履蹒跚；而日本义无返顾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坐不住了，难道我们就不要民族气节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强盛。民族气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驱动力。不过，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民族气节。我认为，应该抗争的时候坚决抗争，这是民族气节的强烈体现，而应当妥协的时候妥协，不等于没有民族气节，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爱国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分场合的一味强硬，我认为不是气节的表现，而是愚蠢的表现。
　　
　　事实上，民族气节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中国人的气节往往体现在表面上，以自我褒扬和坚决排外为特点，而日本人的气节在骨子里，以自我反省和虚心向敌人学习为特点。同样在遭受了侵略后，中国人不是去想怎样才能象别人一样发达，而是忙于谴责敌人，把敌人妖魔化，称他们为“洋鬼子 “，这个称呼意味着，我们虽然在战场上输了，但我们在精神上赢了，相当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说到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来称呼别人，要好好说话。那种蔑称，不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显得我们虚骄，更让人瞧不起。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战胜了别人，那时，你再使用这个称呼也不迟。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比别人强大了，也许也就不会再用这样的蔑称了，因为强者会变得大度宽容。虚骄和虚心，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心态。前者是弱者心态，后者是强者心态。中国和日本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了国民心态上。
　　
　　
　　吉田茂执政时期的日本几乎被迫接受了占领军颁布一切法令，包括宪法。现在日本宪法，还是当年迈克阿瑟制定的。尤其过分的是吉田茂签署了《日美安保协议》，协议第六条赋予了美国在日本永久的驻军权。这个协议一签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么回答这个指责的呢？他公开声称日本变成了殖民地对日本发展有好处，他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页。）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现在日本人认为，这个协议使日本走上了非军事化道路，于是它的各种资源主要用在了经济和科技上，这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吉田茂是典型的卖国贼。他的卖国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领军司令官迈克阿瑟打得火热，完全成了美军的傀儡，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由于，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国，以至于当1951年迈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称赞一个占领他们国家领土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领袖们》尼克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处于被占领状态，我国人民的反应会是什么？无非有以下可能：爱国者们陷入到长期的仇恨当中，持续抵抗，他们无法获得胜利，因为他们无法清醒的认识敌人的长处，更不可能以学生的心态，以敌为师；大多数想过太平日子的一般民众则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顺民；还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和敌人合作，从而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成为不折不扣的。很少人会卧薪尝胆、虚心向敌人学习，以便最终一雪国耻。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心理背景，相信我们会更加震撼。整个二战，日军死亡212万人左右，其中死于中国战场50万左右（其中有部分是苏军进攻东北时的结果），这意味着日军死亡人数将近75%是美军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万，几乎全是死于美军轰炸。照理来说，日本人应该十分仇恨美国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军更加激烈，尤其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会很大。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没有抵抗，没有打游击战。当迈克阿瑟进入东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并且没带武器，而当时，东京还有20多万日军全副武装，不过，没有一个人向“侵略者”打冷枪。愿赌服输，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把内心的愤懑转化成了日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动力和向对手学习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执政的短短七年时间，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的形象站立起来，在经济上超过了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后来再没有人说吉田茂卖国，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以至于人们把后来的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学校”毕业的人。
　　
　　一个“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突然变为与占领者密切合作改革内政的国家，除了日本，全世界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极端的国家。或许正是具备了如此迅速转弯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够战后迅速崛起。这种转弯的能力，多次帮助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 ‘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坦率地说，我们缺乏这样的“聪明”“机智”。这种“聪明 “和”“机智”，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和卖国贼的同义词，但在武士道的信条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褒扬。武士道的信条是“智” “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当年德川家康身处于两大强敌——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夹缝当中，全靠一个“忍”字活下来，并最终统一了日本，所以，吉田茂附强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本来日本就有类似的传统。
　　
　　这种“机智”是怎样形成的？除了日本固有的善于学习的传统以外，还跟日本领导层世界意识直接相关。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领导层的眼光只有一个方向，向外看，向西方国家看齐。只要看准了世界大势，他们根本不考虑本国的“国情”，绝不迁就“国情”，即使引发内战也在所不惜，为此，爆发了与守旧势力的内战，这就是1871年的西南战争，结果改革派获胜。事实上，改革的坚定不仅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更是一个智慧问题，这种坚定源于日本人对世界的了解比中国人更深刻和清晰。以吉田茂为例，他每天必读的报纸不是日本的报纸，而是《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并且把他认为官员们应该阅读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标记，送到各部门去。至于本国的媒体，吉田茂则很少接触。由于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准确清晰，当然，日本转弯比其他国家快得多。
　　
　　我们不妨以日本为镜子，看看今天伊拉克的反美斗争，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够象日本人那样，迅速掉头向美国学习，伊拉克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个人觉得，前景应该比目前状况乐观得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军的占领而是现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卫的不是民族的尊严而是落后的价值，抵抗时间越长，重建伊拉克工作的进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谓抵抗斗争，其实就是延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又会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难道错了？我想，世界是复杂的，任何问题一旦绝对化都可能发生与我们初衷想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把同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经常使用人肉炸弹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严？把曾经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和日本再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中国不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比日本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更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这两个问题，我们恐怕都无法做肯定答复。
　　
　　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统治着我们的大脑，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赞扬高尚，赞扬敌人可耻；被迫接受敌人的条约可耻，不管这个条约是否对自己有利，都必须废除等等，这些看起来大义凛然的公理，固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同时也让中国人迷失在爱国情绪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列强的看法上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延续着与西方的对立多于同一，情绪大于理性的思维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们有小聪明，但缺乏大智慧；我们有争一时之气的慷慨，但没有较一世之长短的气魄。前几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马立诚关于对日新思维的观点遭到了普遍的批评就很说明问题。今天我这个讲座还不能为大多数同学接受，也是一个证明。
　　
　　其实，之所以我们不如日本人虚心，除了智慧的原因外，还源于我们内心不够诚实，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用瞒和骗来回避我们自身的弱点。当被侵略时，我们就渲染敌人的残暴，而回避为什么遭侵略的原因；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落后时，我们就发扬一分为二的辨证风格，承认看得见的落后——物质落后，而不承认看不见的落后——精神落后；即使当我们必须承认物质落后时，我们也把原因主要归结于西方的侵略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我们取得一分进步时，我们就用十分的热情来赞扬，而当我们面临十分的危机时，我们却往往用一分的注意来淡化；当有人批评我们发展的还不够快时，我们就用印度和非洲国家来作参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绝与强国对比。
　　
　　日本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总是拿最先进的国家来与自己比。当他们在明治维新还刚刚起步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脱亚入欧”，意思是不与亚洲国家为伍；当他们已经发展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他们还在渲染危机，总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所以，尽管现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4万美圆，但日本上下却充斥着危机意识。前不久他们重拍了一部唤起危机意识的电影《日本沉没》，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们人均收入才不过2000美圆，我们却自认为已经进入“盛世”，我看，有这样的看法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进取心，被历史淘汰出局。我们是否会成为汤因比所说的第22种文明呢？值得每个人思考。也许，在某一天，中国人能够诚恳地对日本说，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你学习，请多关照！这时，我们超过日本的那一天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