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葳蕤自生光
我又梦到了小葳。她站在门口，捧着一大抱沉甸甸酒红色的玫瑰，象她的名字，葳蕤生光。她笑吟吟地看着我：“三儿，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她好看的两颗虎牙，在玫瑰花瓣一样的红唇里若隐若现……
我拧亮了床头的灯，爬起身去厨房。刚把牛奶凑到嘴边，“还没睡呀？”有人说，我一激灵，牛奶洒在胸前，晕润开，湿湿的凉凉的。厨房门口探进一个脑袋，是我的同屋叶头。我应了声：“嗯。”转身开冰箱把牛奶放回去，叶头不怀好意地说，“走光了嘿。”我光溜溜的腿上霎时起了寒意，伸手拽了拽早已洗塌拉的T恤领口，“没前没后的，有什么光可走。”叶头哈哈一乐，吹着口哨进了卫生间。
回到卧室，我锁上门，骂了句：“妈的，每天都这么晚回来。”钻回还有些微暖意的被窝，听着卫生间哗哗的水流声，睡意全无。
那一幕，是我最后一次见小葳，被岁月抻成了无限长，就连在睡梦中都如此清晰。她那泛着珍珠光泽的容颜，总是仿佛小伎俩得逞的笑脸，飞扬跋扈地渲染着她的美丽。小葳不是第一个送我玫瑰的人，但我很怕她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自从与她别过，再没人送过我玫瑰花。
一九七五年我出生在南方高原一个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上小学时我读到《呼兰河传》里“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我想萧红肯定在骗人。我记得在奶奶家，即使最冷的冬日清晨，奶奶也会搬两个草墩到院门，我坐一个，她坐一个，她拿着一把黄杨木梳，仔仔细细地替我梳头辫小辫儿，我的头皮痒麻麻地舒坦，不知是奶奶的梳子梳的还是清早懒洋洋的太阳照的。
门前的迎春开了，娇娇嫩嫩的黄，象刚孵出来的小鸡。院门口那条一米多宽的小沟里，水声潺潺，我不停地想伸脚去够铺在上面的青石板，奶奶作势用梳子打我，我就回身搂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去摸她脸上菊花一样灿烂的皱纹，“奶奶打小囡，心疼的是奶奶。”奶奶笑着，拉开我的胳膊，强把我摁回去，继续给我梳头。我手支着下巴，嘴里叨叨着：“下雪是什么样呢？冬天多温暖呀。”
奶奶不理我。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奶奶是个聋子。
关于雪的猜想，在我十八岁那年，终于付诸实践。置身首都的时候，我以为，它的冬天大概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那样。
我来到了我心目中的雪国，我的青春扑面而来，与青春一起造访的是那些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
工科院校的大一女生，好比早市上的时令蔬果，占着新鲜，一个个卖相可人。无论学生会还是社团，她们都是最生猛的鸡血针。系里新摘的荷兰豆、西兰花、小黄瓜一干人等进出院系，踏平舞会，风头一时无两，我望着她们忙碌的身影没来由地头晕，兴许是伟大首都海拔低，氧气太充足，我来自高原的脑细胞一时半会儿还未适应。
同宿舍的春春和小五进了学生会女生部，她们舍友情深，一门心思要把我招安。
“三儿，我们女生部还缺个人，要不你来吧，我们都觉得你挺合适的。”
大概是入学时的“心理调查问卷”没填好，每周四我都必须去看学校心理医生，于是我顺着找了个借口：“我吧，你们俩也知道，每周都得去看心理医生。这样的人要是混进革命干部队伍，有百害而无一利呀。”
两人不说话，一会儿，小五道：“你平时可以吃点谷维素和复合维生素B。”
我心里好笑，感情人家都当我神经衰弱呢。
我被心理医生折磨了一个多月后，发现辅导员已经被舍友老幺改编降格为一种叫“男朋友”的动物，不由喜出望外。
“老幺，要不跟你老公知会一声儿，就说那个心理医生已经完成了他光荣的使命，帮我走出了人生的阴影，我不胜感激。”
恋爱有时并不仅只是个人行为，老幺当时人前人后也不是没听过流言。我向来对此不置一词，人家谈恋爱，干卿底事？她爽快地答应我，不久便救我脱离苦海。我一高兴，给她买了和路雪的梦龙，自己捧了新大陆的盒装香芋，两人靠在小卖部门口，甜甜腻腻地吃着。
“三儿，你《画法几何》的作业借我看看。”
“怎么不找导儿？”
“他这一路保研直博的，我要是去问他，他该嫌我笨了。”
“笨点儿不好吗？”
老幺的眼里闪过一丝连梦龙都抚慰不了的忧虑。我赶紧接口说：“一会儿回宿舍给你。”
下了晚自习之后，女生部副部长来宿舍找春春和小五，一千五百只鸭子开始叽叽喳喳，我早早洗漱上床，拉上帘子，戴上耳机，开始听《中国火》，跟着红色部队唱《累》：
太阳在天上放着光辉/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身上盖着薄薄的破被……
刚唱到这儿，有人哗啦一声拉开了我的布帘子，“你叫什么名字？”
日光灯从半拉开的帘子照进来，我的床上形成一个奇妙的被光明与黑暗切割的二分世界，背光站立的女孩梳着马尾，有饱满的额头。我有点恼火，不搭理她，从被窝里探出手重新把帘子拉上。
她固执地又重新拉开。我噌一下坐起身，“你这人怎么回事儿？”
她尴尬地指着我道：“你……你没穿衣服。”
我才猛醒自己有裸睡的习惯，赶紧抓过被子挡在胸前，怒目而视。
这是我第一次见小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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